有意味的形式与表达——论《秦腔》文备众体的叙事功能

贾平凹在创作中有意识继承古典文学艺术的表现传统,形成了《秦腔》文备众体的文体特点。穿插在文本中的诸文体承担了重要的叙事功能,形成了作品独特的文体形态,在贾平凹写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聊斋四扇屏

《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经典之作,是中国文言小说的一座高峰。蒲松龄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以其杰出的才能在其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又一个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在这些个性判明的人物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他们闪现的诗、酒、痴、狂的四种高尚品质与美好人格。     

贾平凹小说的抒情美学——兼论《秦腔》的乡愁书写

贾平凹是一位具有诗人气质的作家。他一方面深受废名、沈从文和孙犁等现当代抒情作家的影响,另一方面积极从屈原、庄子和苏轼等人的古典文学中汲取营养,学习、继承和发扬了中国抒情传统。生命的“破缺”是贾平凹缘情而发,抒写《秦腔》的情感动因。他以秦腔戏架构起小说的“天窗”结构,以实写虚、体无证有,建立了以秦腔为核心的象征体系,并在这一象征体系中融入了个人史、当代史和古代史三个维度的历史,将当代乡愁编织到“伤逝”的母题中,建立起天地人合一的人生观和观物方式。由此,现代中国乡土的裂变成为人事在天地间的轮回出演,呈现出沉郁顿挫的抒情境界。     

再论"寻根"文学思潮与贾平凹的相互影响及意义

“寻根”文学是新时期启蒙文学的最后一站,它的文化审美启蒙的姿态很鲜明,其时代性及延后性影响巨大,值得重新反思研究。贾平凹作为贯穿当代文坛的大作家,他的小说创作是“寻根”思潮中很复杂的一个文学现象,他与“寻根”思潮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意义,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得到足够充分的阐释。贾平凹成功地避免了“寻根”文学的两大致命遗憾,在继承中国性灵文学的创作传统方面甚得神髓,真正达到了“寻根”的文学目的。这一波文学思潮给贾平凹的最大受益,则是他在创作上尝试探索出了将西方现代叙事艺术与中国传统的艺术表现手法成功结合的范例,创作出了《天狗》、《黑氏》这样的佳作。而拉美文学将神秘文化与象征艺术相结合的特点,启发了贾平凹将魔幻象征的艺术思维与禅宗思维契合,形成贾平凹式的神秘象征艺术。     

张爱玲小说对《红楼梦》精神世界的继承与发扬

张爱玲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家,她的小说受到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学特别是《红楼梦》的很大影响,对古典文学有继承也有发扬。一部小说是不是优秀,首先应该看其内在情感的真实性,然后才是功用性,因此,张爱玲小说是用古典小说的外壳展现现代主义的内涵,同样具有很高的价值。     

贾平凹的西方文学观及其创作意义

贾平凹认为西方文学具有大境界,西方文学重在分析人性,西方文学采用焦点透视的方式叙述.在此基础上,他认为中国文学、中国作家应该借鉴西方文学的境界,而又要坚持民族的艺术形式.贾平凹对西方文学的上述看法,使他的创作走出了"山地笔记"时代编写感人故事的狭小圈子.逐步走向关注人类生存、人类命运的博大境界.他的小说创作自"商州三录"开始.一直在思考传统与现代、自然与文明、乡村与城市的关系等一系列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贾平凹小说的主题由对时代的关注转变为侧重于表现复杂多面的人性.贾平凹表现这些世界性主题时,运用的是民族形式.     

毛泽东与中国古典文学

本文论述了毛泽东一生酷爱古典文学,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陶冶,并吸收古代文化思想之精华及文章词采充实了毛泽东思想。中华民族优良的古代文化传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使带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毛泽东是批判继承古典文学的光辉典范。     

论贾平凹对中国传统审美理论的传承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贾平凹是一个具有自觉艺术意识并不断通过创作来丰富和充实自己艺术表现手段的作家.和新时期先锋作家们不同的是,贾平凹注重从中国传统的审美因素中,寻找自己的创作切入点,在传统审美基础上,去发掘新的表现.贾平凹小说艺术意识中重整体、重精神、重意象的观念是对中国传统审美理论的传承.     

论贾平凹乡土小说的分裂性

贾平凹是中国当代典型的乡土作家,其乡土小说表现出了极大的现实热情和当下关怀。但我们也从中发现了一种分裂性。一方面,贾平凹作为一个农村走出来的作家,对农村怀有炽热的情感,对乡村文明或传统文明有一种情感上的认同;另一方面,他毕竟在城市生活了二十多年,具有受都市文明渲染的观念意识和价值立场。所以他具有乡村文明和城市文化的双重因子,而这二者常常表现为矛盾冲突,使他常常在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之间徘徊,这就造成了贾平凹主体人格的分裂性。主体人格的分裂性反映在其乡土小说中就造成了他的乡土小说的分裂性。     

山石明月与现代焦虑——贾平凹小说美学特征简论

贾平凹是当代文坛影响较大而又颇有争议的作家,他的小说创作除具有当代小说的一般特征之外,还具有自己的独特的美学特征.贾平凹小说体现出对社会现实的热切关注和强烈的使命感,对改革中文化与人的忧虑以及中国古典美学与西方现代意识相融合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