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经济学

1954年我从江苏省财政厅调至华东新闻出版局,这也是我从事出版工作的起点。1958年我在上海市出版局计划财务处担任领导工作。这一年9月,组织上决定将我调至上海人民出版社担任副总编辑,主管经济读物。我高小没有毕业,考进初中;初中读了三个月,因战乱而辍学。1942年,我14岁,"投笔从戎",参加革命。此后,从未进过学校或党校读书。可以说,     

《亲历出版三十年——新时期出版纪事与思考》自序

我做出版工作,始于1972年,是年四十三岁,已“人到中年”了;是做了十四年艺术教育工作之后(刨掉“文革”期间六年“无业”),“半路出家”搞出版。而这一做,就没有中断过,迄今三十余年了。这既是我人生中新的工作阶段的开始,又是工作岗位的最后一站。由此,我把自己定位为出版人。可以说是亲历出版三十年。对我国新闻和出版事业都有过重要贡献的我的老领导陈翰伯,生前谈选拔干部时曾说过,宋木文没搞过出版,但让他管出版,对出版有好处。为什么说让我这样的人管出版,对出版有好处呢?我理解,这是一种信任,更是一种期待。这种信任和期待应该是得之…     

老边同志,您好吗?

边春光同志是我国出版战线上一位老战士、老领导。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多数同志都叫他“老边同志”。这个极其平常的称呼,透着人们对他的敬重和亲和。我这里记叙的仅仅是他1983年在贯彻中央《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中抓与出书质量有关的几件事。     

试刊前后

《出版科学》创刊十年,遵蔡老学俭同志之嘱,略述试刊前后故事。 试刊缘由与刊名。1985年6月,随出版改革的推进,国家成立了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时任局长学俭同志应该所领导之托,差我去北京协助工作。10月,该所以借调名义,让我去做一些打杂的事情。到职不久,所领导派我帮所刊《出版发行研究》做点初选稿的审读工作。接下来,该所准备于12月召开首届全国研究年     

怀念包之静同志

我是1961年初调到中央宣传部出版处工作的。包之静同志是出版处处长,此后我就直接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多年。和他一接触,就感到他没有领导的架子,说话平和,待人坦诚。相处时间长了,更发现他的优点很多。他知识广博,业务熟练,工作认真,作风民     

明确任务 抓好管理 多出精品——在第二届国家图书奖获奖单位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今天这么多获奖图书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聚集一堂,互相交流抓精品图书的经验、体会,机会很难得。听了大家的发言,使我很受启发。我相信,这次会议对于我们今后进一步推动优秀图书的出版工作一定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党中央对我们出版工作是高度重视、非常关心并寄予厚望的。近年来,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对出版工作做出重要指示,为我     

学者型编辑的治史风范

《明中都研究》,王剑英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2003年末,中国青年出版社领导交给我一部书稿,并告诉我这是一部学术专著,看看能否出版。如能出版,就让我承担责任编辑的工作,这部书稿厚厚的一大摞,总有60万字之多。书稿的作者是已故的王剑英先生,     

我与《大学出版》一起成长

1994年，在我进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工作的第十个年头，学校任命我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同年，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的机关刊《大学出版》正式出版发行。白驹过隙，眨眼间整整十年过去了。十年来，我与《大学出版》一起成长。作为大学出版社的负责人，我十分关注《大学出版》上发表的领导讲话和重要会议的精神，十分关注同行们的理性思考和办社体会，     

回忆在新华书店总店工作的四年

１９５１年元旦,新华书店总店成立。我于此时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调到总店工作,先后任图书发行部主任和计划处长。１９５４年１１月,出版总署与文化部合并,我调文化部工作。在总店虽只工作四年,却是令人难忘的四年。因为,这正是总店这个全国性大企业领导机构...     

像力以同志那样做事做人

力以同志是我敬重的老领导、老同志。我敬重他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我出版工作的引路人——在我工作和成长中,他给了我诸多的教诲、指点和帮助,使我较快熟悉出版工作;我敬重他,更是因为在我心中,力以同志是一个信仰坚定的人,是一个尊重科学、讲究工作方法的人,是一个工作勤奋、     

中国会计学会秘书长刘玉廷讲话

很高兴参加出版分会的会长会议。出版行业对我来说是外行,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行业,但我对出版行业是有感情的,出版的会计人员很朴实,业务熟练。我借此机会向大家学习。 中国出版会计学会于1987年成立,1993年社团整顿成为中国会计学会的出版分会,学会活动14年,开展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在机构改革,政企脱钩,入世在即,出版分会换届选举是件好事情。借此机会,这里我讲三点意见: 第一,出版分会和中国会计学会的关系。中国出版会计学会成立时是一级学会,1993年社团整顿变成了分会。从1993年开始,已经不批一级学会了。我在1996年第五届改选时任中国会计学会秘书长。后来中央和国务院有文件不能兼职,会计司领导能否兼学会的秘书长,整     

略谈新版《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

出版研究年会的领导同志要我谈谈有关1981年新版《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情况。我觉得这已是历史了,不宜在这里多占用时间,所以只能约略地说一些。因为是凭记忆谈的,可能个别地方与事实会略有出入。 1975年10月,周海婴同志为出版鲁迅著作的一些有关问题给毛主席写信以后,当时出版局的领导同志开始过问了这项工作。那时由我们委托13个省、市、自治区高等院校中文系代为注释20多种鲁迅著作单行本的任务,已经基本分配完毕,并已印出了新     

上海解放前后我参加的出版活动

弹指一挥间，上海解放已经六十年了。上海解放前夕，出版界在地下党的领导和民主人士的积极参与下，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上海解放后立即出版了大量符合时代需要的书刊。当时我参加的一些出版活动，至今记忆犹新。     

范公的四封信

范用同志是当今著名出版家。 1954年我参加上海图书发行公司工作后,公司领导毕青同志常和我们谈起生活书店一些往事,范用是他常提及者之一,但我无缘与他见面。     

出版科学的研究工作需要加强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召开出版研究年会,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集中许多同志的聪明才智,来总结出版工作的经验,探索出版工作的规律,这对提高出版工作的水平,推动出版事业的发展,必将起到有力的作用。我有机会来参加这次盛会,听到同志们宣读和介绍了许多论文,以及几位出版界老领导老前辈的讲话,使我得到许多启发和教益,耳目为之一新。这几年,出版事业的发展很快,成绩很大。编、印、发各个部门都作了大量的富于创造性的工作,出版发行了许多质量高、影     

迎接移动互联浪潮 实现转型升级梦想

正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领导,首先感谢武汉大学、美国佩斯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汇报过去几年我们在推动中国出版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一些思考和具体工作。在2010年中国数字出版年会上我提出了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十大关键问题,并做了一首打油诗:"数字出版,失魂落魄;产业链条,各自为战;战略定位,空中楼阁;传统出版,首鼠两端;版权问题,怨声载道;统一标准,望眼欲穿;文化安全,内忧外患;复合人才,千呼万唤;商业模式,路在何方;行业管理,任重道远。"三年过去了,现在看来这些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     

出版老兵话旧

1953年前,我做了约10年的新闻记者工作,从记者调作出版编辑工作,可以说是“半路出家”。迈入华北人民出版社和1954年并入通俗读物出版社时,都是任编辑组长,不但自己要做一个合格的编辑,还要抓好全编辑组的工作,做好和出版、发行、美术设计等部门的协作工作。——这些对我这个出版岗位上的新兵来说,真不是一个轻松任务。可是我想,在党和上级领导与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加上自我奋斗,边干边学,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从此,就硬着头皮挑起这副担子了。 我到华北人民出版社后,开头是负责编辑三组即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编辑组的工作,打交道的作家是赵树理、王亚平、任桂林等名家,处理的作品是《罗汉钱》、《张羽煮海》等名作。我兢兢业业地工作了半年以后,领导上表示满意。有一天晚间,我正在办公室灯下夜读,领导来和我谈话,说现在社里的工     

怀念老领导好老师王益同志

王益同志离我们远去了,我们失去了一位好领导好老师,心中十分悲痛。1947年我从山东大众日报调入山东新华书店,在他领导下工作,以后又一起南下上海,新中国成立后又一起调到北京,在新华书店总店工作,及至上世纪末他主导筹建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一直得到他的帮助和教诲。这里回忆几件事,以表纪念。     

漫忆南方出版社

南方出版社1938年创办于广州。名义上是一个出版社,实际只是救亡日报社(以下简称“救报”)出版书与杂志《十日文萃》的一个工作部门。它在桂林时期,先在太平路12号,后随“救报”搬迁到21号那座小木楼,在楼上临街占据一个房间。我是1940年夏天到南方出版社工作的。当时肖聪是这部分工作的负责人,还有一位青年薛传谋协助他工作。因为薛传谋考上广西大学了,我去就是接替他的工作。南方出版社主要的工作是出版《十日文萃》。它是在夏衍领导     

我还干不干发行?

我到出版行业工作有一年多的时间,原来的工作很少接触到发行方面的,现在领导问我愿不愿做发行.我不知道对于女孩子来说,做发行是不是真的很不适合.而且就我个人的个性而言,我又算不上很活泼开朗的,当然还算不上沉闷.希望各位朋友给点建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