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女神民间信仰与社会性别文化建构——以妈祖文化崇拜为中心

女神信仰是闽南民间信仰文化体系非常有特色的一部分。以妈祖文化崇拜为中心的闽南女神信仰不仅消解了古代中国社会男女在社会性别地位上的巨大差异,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越男性神灵成为整个闽南社会与文化的心灵寄望。以妈祖文化崇拜为中心的闽南女神民间信仰是男权社会视野下对女性社会角色的期待。研究闽南女神民间信仰对于社会性别文化建构具有重要意义,闽南民间社会主动参与女神信仰消解了传统社会男女不平等的性别观念。     

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的变迁——以大合坪乡马安潭村杨氏佛坛为例

杨氏佛坛是大合坪乡村社会中影响力最大的神坛,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数百年间大合坪乡民间信仰的变化,集中反映了这一地方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并对当地社会的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以大合坪乡马安潭村杨氏佛坛为例,可以透视佛教传入后这一地方社会的历史文化变迁。     

浅析民间信仰与秩序——以同仁“六月会”为例

同仁“六月会”是青海同仁地区藏族、土族人民祭祀二郎神等神灵的盛大仪式活动。通过对尕队、浪加、保安下庄、郭麻日四地的“六月会”的综合分析,发现“六月会”不仅是一项民间信仰活动,也是一场秩序的展演活动。本文将着重分析隐藏在“六月会”参与秩序之后的那些民众生活秩序,并揭示“六月会”及其秩序所起到的增强民众心理认同和规范、教化等功能。     

民间信仰文化产业化开发探析——以保生大帝为例

民间信仰文化产业化开发是摆在各地政府、专家学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议题.文章以保生大帝信仰文化产业化开发为例,阐述了保生大帝信仰概况、保生大帝信仰文化产业化开发已采取的举措和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了开发应遵循的原则:必须妥当处理善信与迷信的关系、必须坚持政府的主导地位、必须全方位多角度进行开发.     

民间信仰与乡土社会整合——以赣南长布村庙堂为例

赣南民间信仰形态多样,内涵丰厚,以村庄庙堂为中心的民间信仰,通过理事会成员的平等推选以及各项宗教活动的共同参与,使得乡土社会得以整合,乡土社会也为民间信仰的存续提供了基础。伴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民间信仰开始式微,乡土社会也在调适中变迁,两者都将面临一场重大的考验。民间信仰与乡土社会互构共生,两者的发展与衰败将是一体的过程。     

民间信仰与移民社会——以台湾的闽粤客家移民为例

民间信仰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百姓的生活、生产等各个方面都有深刻的影响。当人们向外迁移时,原居地的各种民间信仰往往也随之传播到迁入地,并在移民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以台湾的闽粤客家移民为例,探讨民间信仰在移民社会的传承与变迁及其社会功能。     

“熟苗”话语下的信仰、文化与认同——以黔东南锦屏县平鳌苗寨为例

平鳌是位于清水江下游的一座苗族村寨,具有数百年的历史。在前近代及近代历史上,曾被划归为"熟苗"而受到中央王朝的管辖。文章通过对平鳌寨的民间信仰及苗族传统文化因子进行考察,讨论该地在"熟苗"的话语背景下,经过长期的政治、经济等多重外力的作用,其社会文化所呈现出的独特样貌,进而分析族群身份与文化认同之间的相互关系。     

跨地域信仰圈的形成及其地域文化认同分析——以汉代人神信仰为例

两汉时期存在着若干跨地域的信仰圈。这些信仰圈以与本地域有关系的历史人物为崇祭对象。本地域的民众通过对该神的献祭、歌舞等仪式活动,实现了相互问的文化认同。汉代人神信仰在促进地域文化认同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秦州“猫鬼神”信仰——以秦州区汪川镇为例

猫鬼神这一特殊信仰在汉族、土族、蒙古族、藏族等地区广泛流传,但到目前为止有关猫鬼神这一特殊信仰的论述较少。以家乡所在地为例,在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下,从猫鬼神信仰的由来、供奉规则、功能、驱神策略,以及产生的原因等五方面予以初步探讨。     

小学德育文化场域的构建——以南宁市衡阳路小学为例

本文针对当前小学德育工作缺乏指向性、针对性和系统性等问题,阐述小学德育文化场域构建的基本理念及基本模式,提出构建德育文化场域的路径：立足书香文化场域,培养小学生文化素养和个人情感;开辟活动文化场域,增强小学生科学精神和实践能力;设计课程文化场域,提升小学生思想品质和道德素质。     

旅游语境下的客家民间信仰重构——以粤东灵村的惭愧祖师信仰为例

通过对粤东灵村惭愧祖师信仰的人类学考察,深描旅游语境下的客家民间信仰重构实践,以揭示客家乡村社区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多重面向和深微变迁。旅游语境下客家乡村居民在宗教仪式与现实生活中,既充满伴有地方依恋的宗教情感,也秉承基于旅游利益的经济理性,由此构筑了一个神圣与世俗叠合的民间信仰空间,展示了客家乡村丰富的、动态的社会生活实践。     

中国鬼文化：从文化整合到文学想象——《“幻魅”的现代想象——鬼文化与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读后及思考

肖向明博士的《“幻魅”的现代想象——鬼文化与中国现代作家研究》是探寻传统文化与作家关系领域中一部富于创见的新作。从史料中发掘新的材料,在中外文化互动中以对个案的考察而透视时代语境的力度,文化理论与文学实践相互凸显的方式,使得该著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形成了有效的弥补。同时,作者在对鬼文化的现代性考察过程中,贯之以文化转型和整合的宏大视野,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当代文化命运的发展也同样具有启示意义。     

黔西北彝族基督教信仰文化研究——以威宁县板底乡板底村为个案

19世纪,基督教传到中国西南地区,并渗透到了黔西北彝族地区的威宁县板底村。板底村是一个典型的彝族聚居村落,不仅有独特的民风民俗,还有自己特殊的宗教信仰体系。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信仰文化,势必会与当地的文化发生碰撞并相互调适。而基督教信仰文化所具有的动态性,也促使其自身的不断变迁。基督教信仰文化在板底村长期发展,既获取生存空间,也形成自己的特色。因此,只有研究分析板底村基督教信仰文化的形成、变迁、文化碰撞与调适等,才能全面了解板底村基督教信仰文化的体系以及其与当地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     

从场域视角剖析新闻媒体的传播逻辑——以“李一事件”为例

从场域视角出发,以新闻媒体对“李一事件”的报道为例,通过对该事件所呈现的新闻场域和宗教场域的关系分析,揭示出媒体的传播逻辑,即新闻场的商业化逻辑、宗教场的大众化逻辑、媒体借力构建新闻场的营销逻辑.     

社会转型期农民法律信仰状况及其培育对策——以赣州市A县为例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发展进入了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农民的法律信仰也发生着变化。农民法律信仰是农村法制建设实践的文化支撑点,是农村乡土文化与国家法律文化的有机整合,是解决农村法制困境的关键。通过问卷调查把握农民的法律信仰现状,进而通过数据分析得出当前农民法律信仰基本缺失的结论,并分析其产生原因、探究培植农民法律信仰的有效路径。     

红色文化旅游“场域—资本—行动”逻辑——以东至县木塔乡传统村落为例

红色旅游是文旅融合典型代表。以东至木塔乡传统村落为例,在调研基础上,结合社会经济基础,运用布迪厄场域理论,考察差异化的红色文化旅游的场域—资本—行动逻辑。研究表明,传统村落区内外红色旅游资源是建立空间载体场域的物质前提;政府、开发商、居民、游客需建立合理的场域结构和场域关系,以文化资本为中心,引导权力合理配置下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消费资本的有序转化;传统村落历史文化与红色文化存在时空上的叠合,场域—资本—行动应以时间为轴线、以空间为平面,进行适度的时空拓展延伸,丰富红色传统村落文旅产品及项目的多样性和可参与性。     

阿昌族女性信仰变迁与民族文化关系研究——以云南德宏梁河阿昌族为例

受传统文化影响,阿昌族女性长期被边缘化于本民族文化继承主体的范围之外,然而随着社会生活现代化、市场化的发展趋势,阿昌族妇女的信仰以及妇女的社会地位也随之呈现出相应的变化。以云南省德宏州梁河县阿昌族女性信仰变迁为研究对象,尝试寻找这些变化与阿昌族传统文化在未来的存续前景之间的密切联系。这些分析对我们认识与了解少数民族女性生活状貌与文化延续具有极为积极的意义。     

泸沽湖旅游场域文化变迁机制解析与重构——以落水村为例

旅游开发的进行也意味着以目的地为中心的旅游场域的形成。过去种种因旅游开发而带来的对目的地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一定程度上源于旅游场域内各行动主体之间协调运行机制的缺失。本文拟运用旅游场域理论,立足泸沽湖落水村16年旅游开发所带来的文化变迁实际,初步提出泸沽湖旅游场域概念,通过场域内各主体的活动解析文化变迁的内在机制,探索重构泸沽湖旅游场域良性互动新机制,以对民族地区旅游开发中兼顾旅游发展与文化传承提供参考和借鉴。     

社区文化场域视角下的青少年道德教育——以武汉市H社区为例

从社区文化场域的视角实证分析了武汉市H社区的青少年道德教育状况。社区文化场域具有亲历性、广泛性、开放性、互动性和潜隐性等特征;具有氛围营造、情感熏陶、行为渐染和能力塑造功能,影响社区文化场域德育功能发挥的主要变量包括社区共同体认同、居委会执行力以及家庭参与度。构建社区文化场域,充分发挥其“德育场”作用是拓展青少年道德教育社会网络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