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下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境与突破

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和社会关联度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速了风险和公共危机的不断发生和蔓延。公共危机在现实中主要表现为四种类型: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危机和社会安全危机。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对第一个面对危机接受考验的地方政府提出了巨大挑战和要求,地方政府作为危机发生时第一重要治理主体,就必须从加强危机预防意识,完善危机治理预警机制,健全社会参与合作机制和危机治理组织机制,创新践行危机治理分类治理策略等方面不断提升危机治理能力,实现政府与公民社会良好合作的善治目标。     

风险社会与风险治理

风险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性特征和理解世界的无所不包的背景.风险社会的根本选择在于风险治理.应尽快将风险治理纳入议程,在政府和全社会培育和建立风险治理的思想观念、体制机制、方式方法和保障条件,形成风险治理的共识与合力,最终实现风险善治.     

政府选择模式下民间组织的生存困境及其化解

民间组织在我国蓬勃发展,对社会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政治建设产生了巨大的正能量。但在政府选择模式下民间组织出现了多重发展困境,理念层面:党政主观预设与社会客观需求之间矛盾激化、"理性经济人"的不当影响等;制度层面:双重分类管理体制制度效率衰减,限制分支原则和非竞争原则消极影响,管制过多和管制缺乏的怪圈等;运作层面:专业人才短缺,资金不足等。基于这样的困境,可以通过培养公民意识,促进公民社会健康发展;有度放开民间组织成立申批,鼓励民间组织成立;创新相关制度,提供宽松的制度环境等促进民间组织的发展。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困境与实现路径

基层社会治理是整体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是人民幸福保障、和谐社会建设、法治国家战略实施等层面的重要环节。制约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进程的因素可以从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意识与能力、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社会治理体系机制保障等不同角度进行解读。结合习近平法治社会建设理论,从强化基层党建、完善法治体系、创新治理方式、健全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以及强化人才队伍保障性建设等角度入手推动社会治理法治化,坚持人民中心,切实维护人民权益,为全面推动法治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当前网络社会治理困境分析

网络社会不是法外之地,需要以政府为主导协调各方共同参与网络社会治理,确保网络社会安全有序的发展,维护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利益不受侵犯。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特殊地位和网络社会问题的突出要求政府必须加强网络治理能力的建设,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风险社会中教育治理能力的困境与突破

风险不仅对社会基本的价值观念、组织机构和利益结构等造成严重威胁,它的不可预测性对任何一个国家或地方政府抑或是各个领域而言都是一项重大挑战。从教育学视角来看,教育风险需要领导者在时间压力以及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条件下,采取有效行动进行关键决策以应对风险。因而如何增强教育领域对风险的敏感性、降低公共机构的脆弱性、提升教育治理能力都应该是今后重点关注的问题,也是应对风险社会的必由之路。面对风险,教育领域应该克服治理过程中过程性遮蔽与结构性混乱等方面的困境,对自身的治理能力取得较大突破,以有效确保教育秩序的有序化。     

信息社会的政府治理变革

政府治理变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迫切需要，是电子政务顺利实施的制度要件，是行政改革的重要举措，是全球化趋势的现实要求。政府治理将从民主化、有效化和全球化等方面加以变革。     

公共政府伦理治理要求的困境与探索

公共政府居于公共事业的核心地位,承担的公共责任最显著。而这种责任的特点之一是其道德性,即公共政府行为选择中伦理动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公共政府在伦理治理要求中常遇到一些困境,这些困境需要公共政府在公共政策及公共权力掌握人及公共政府整体道德性定位等层面上进行探索。     

社会转型期乡村治理的结构困境

目前基层治理体制存在结构性困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体制压力导致责权利失衡;国家与社会关系混沌造成治理失序;社会“领袖”的“游离”与“上升”催生精英异化;无序“自治”导致非理性参与.     

转型期法治政府建设的困境及路径选择

基本建成法治政府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实现国家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因此,需要我们明确中国特色法治政府的内涵,分析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困境,力求探寻出适合我国国情,且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法治政府建设的有效路径。     

风险社会与风险治理的哲学反思

风险社会是现代性的必然后果与制度效应,反思与自反的结构矛盾构成了风险社会的动力机制。科学认识风险与合理治理风险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必经之途。在理念层上要重审现代性与构建新理性观,树立科学发展观与培育责任伦理。规制与失范是风险社会生成的制度性根源,制度层面要求实现分配正义。实践层上风险治理的关键是构建社会风险预警体系。     

论治理理论：内涵、困境及适用性

治理的本质在于多元、参与、民主.而作为一种不成熟的理论,治理自身存在着诸多的困境:反思理性的困境、合法性困境、优势整合机制的困境、政府角色定位困境、可行性困境等.虽然治理理论对于中国治理模式的改革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具体语境的不同决定了我们在借鉴治理理论时,必须要有所甄别.     

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的动力机制及其治理路径

地方政府的创新行为不仅十分重要,而且创新的"可持续性"也同等重要.以中部地区3个地方政府创新案例为实践分析对象,通过建构"政府-制度-社会"的分析框架,发现其动力机制包括:"嵌入型政府"是行动动力机制,包含了"社会融入""部门交互""组织嵌入";"制度再优化"是制度实践机制,涉及"制度应变""制度调适""制度监督";"主动型社会"是重要的社会反馈机制,包括"倒逼改革""合作治理""耦合链接".在此分析基础上提出"互嵌式共治"是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性的有效治理路径.     

韩国政府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范式与路径

近年来全球教育治理成为新的教育热点议题。作为全球教育治理重要参与主体,韩国政府在总结自身受援经验的基础上,将“回馈国际社会”、“输出韩国经验”、“全球化国家建设”、“培养全球公民”作为理念的基础,并逐步形成全球教育治理五大参与路径——传播国际组织理念的全球公民教育、输出韩国经验的职业教育、宣扬全球共同利益的国际教育援助、面向国际组织的各层次人才输送体系、培养全球责任意识的国民教育。韩国的全球教育治理呈现出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价值耦合的政策理念特征,全方位、多渠道的参与路径特征,国民积极参与的人员保障特征。     

中小学校园欺凌治理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中小学校园欺凌行为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也是影响教育领域乃至全社会的"痼疾"。基于中小学校园欺凌行为发生的复杂性与多源性特征,笔者认为,当前中小学校园欺凌治理面临困境主要体现在欺凌发生的隐蔽特性、防治欺凌法律决策的两难境地、传统观念对欺凌的偏颇认识和科技发展的"纵容"等几个方面。因此,树立正确的防欺凌观,建立以教师、校内外安全监察员、家长和社会公民为一体的防欺凌"安全链";净化网络环境、实行网络行为责任制;加强法制建设、健全制裁欺凌法律法规,以及推广共赢文化、营造合作的社会风气则成为校园欺凌治理的应有之义。     

公众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公众参与已经成为公共危机治理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但在现实中却存在着多种困境:合法性困境、政府治理方式滞后困境、文化困境、能力困境。要化解这些困境,须采取以下措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营造合适的政治和法律环境、培育和提升公民意识、提升社会因子自身的能力等。     

教育的公共治理：现代性的境遇及其超越

教育公共治理的现代性表现为官僚式生产与教育市场化之间、专家治理与民主参与之间、标准化管理与人的多样性需求之间、教育全球治理与地方治理之间的紧张关系,而本质在于教育治理中的公共性与私人性的矛盾。关键是如何超越而不是完全抛弃教育管理中的官僚制;如何定位教育管理中的政府限度问题,而不是把公立教育的质量问题完全归罪于官僚制和政府的权力。     

构建和谐社会政府职能转变的困境与路径

政府作为国家的化身,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起着主导作用。构建和谐社会要求政府必须具备四个方面的职能,即整合社会公共文化的职能;维系社会有序运行的职能;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职能;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我国政府职能转变面临着三大困境,一是选择政府理念的困境;二是定位政府角色的困境;三是精简政府机构的困境。因此,政府职能转变有三点对策:第一,选择"协同政府"理念,引导政府职能转变;第二,提高政府能力,细化政府职责;第三,优化政府人力资源,消除机构臃肿。     

政治视域中的风险社会治理与警察权科学发展

任何快速转型与发展的社会,必然是一个风险社会.社会风险包括制度风险本身却是一种社会资源,而风险治理就是分配和安置这些资源.警察权是一种带有强力的政治、法律机制.在政治的视域中,风险社会中警察权的科学发展需要从"理解"、"参与"和"责任"三个方向上实现其"政治的"和"法律的"两重维度上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