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两晋的太子卫率

两晋是东宫武装体系的建构期。其主要表现是,一方面,“太子卫率”地位上升,脱离了东宫家政系统。除了仍承担安保职责外,其军事职能得到加强。“多选朝廷清重之士居之”。另一方面,两晋“太子卫率”之职位又或二、或四、或五,处于设废无常的变动之中。     

试论孙吴的太子师傅制度

孙吴太子师傅制度是汉、晋间太子师傅制度演进中的重要环节。黄武到赤乌四年间,是孙吴太子师傅制度的草创期,此时太子二傅设置不常,权责有违东汉旧制,以将相名官辅弼太子,但未加太子师傅之号。赤乌年间以后,太子二傅常设,并依东汉旧制权责分工,亦出现由将相名臣兼任的新制,说明太子二傅除教授学问、管理官属外,辅弼职能的增强,这一倾向与新制为两晋所继承。此外,从任职者的资质来看,二傅由名儒名士出任,且基本上常由流寓、江东两个士人群体同时并任。从结果上看,出任太子师傅的江东人士基本不得善终,这与孙吴信赖流寓之士,疑惧江东名族的政治路线是一致的。     

试论汉晋南朝太子洗马职掌的发展与选任的变化

在汉晋南朝东宫侍从官体系的演变中,太子洗马始终独立发展,不与他官相合,由两汉"职如谒者"发展成两晋"职如秘书郎",再到萧梁以之为中心设置典经局。因洗马"典文书"的性质,自晋始,依门阀士族标准选任。萧梁打破"皆取甲族有才望"的旧例,始擢拔次门才学之士,这既源于梁武帝扩大门阀阶层的改革,也是东宫秘书机构发展的结果。     

试论汉魏两晋时期颍川荀氏家族的文化贡献

汉魏两晋时期,颍川荀氏是当时重要的士族之一,其家族人才辈出,历经多世而不衰,他们在教育、谋略、哲学、音乐、史学等方面成绩突出,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通过探讨荀氏家族在文化方面的贡献,来进一步了解其在汉魏两晋时期门阀大族中的影响以及在后世文化中重要的地位。     

试论唐代的太子监国

太子监国是唐代政治中的重要现象,一般可分为太子攘夺皇权后的监国、皇帝巡幸时的太子监国、皇帝有疾诏令太子监国和权臣宦官废皇帝后以太子监国等类型.太子攘夺皂权和临危受命下的监国往往已掌握了国家的实际权力.有唐一代的太子监国现象不仅凸显了唐代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中国古代皇权传承中的制度纽结和实践困境.     

略论两晋时期的鳏寡孤独救助

两晋时期,统治者往往在举行即位、改元、平寇、立皇太子、策封皇后等重大活动时救助鳏寡孤独这一群体。救助的物品主要有谷、帛、米、粟等,救助的方式主要是慰问、遣使调查、赈恤等。在民间,有识之士和僧人也关注着这一群体,在救助方式上有时呈现出互助性的特点。     

试论魏晋南朝时期的太子中庶子、太子庶子

魏晋南朝时期,东宫职官太子中庶子、太子庶子的设置情况变化不大,但职掌范围却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三国为发展期,两晋为顶峰期,南朝为衰落期。由于门阀制度与文化心态的影响,太子中庶子、太子庶子任职资格与清望程度在南朝萧梁时期出现了转变。     

两晋时期的史注

两晋时期,读史和修史之风的兴盛、新材料的发现推动了史注的发展。史注逐渐摆脱了经注的羁绊,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同名史注的增多、集注的出现成为这一时期突出的特点。     

两晋音乐赋艺术特色简析

两晋时期描写吟咏乐器、舞蹈、歌唱等的音乐赋创作繁盛。这一时期音乐题材的赋体作品篇制结构及修辞特色,既符合一般小赋创作的规律,但又有自己的特点。多数音乐赋篇幅不大,骈散句式兼有,骈俪句型已大量运用,更讲究词性联对的工整。修辞方面既有这一时期咏物类的一般特色,同时也有音乐所独具的艺术技巧。     

两晋音乐赋艺术特色简析

两晋时期描写吟咏乐器、舞蹈、歌唱等的音乐赋创作繁盛。这一时期音乐题材的赋体作品篇制结构及修辞特色,既符合一般小赋创作的规律,但又有自己的特点。多数音乐赋篇幅不大,骈散句式兼有,骈俪句型已大量运用,更讲究词性联对的工整。修辞方面既有这一时期咏物类的一般特色,同时也有音乐所独具的艺术技巧。     

风水文献小考

有关风水地理的古典文献,可以称为经典的有《青乌经》和《葬书》(即《锦囊经》),这两个文献最晚形成于唐代末期。在韩国,《葬书》之名常用为《锦囊经》。在《青乌经》和《葬书》中,风水地理方法论同时提到形势论、理气论、选择论。《葬书》是以《青乌经》为基础著述的。《青乌经》在朝鲜时代就受到重视。《青乌经》和《葬书》的主体内容为形势论。理气论的主要著作是清代的《地理五诀》。《青乌经》、《葬书》、《雪心赋》等文献重视风水地理的选择论。风水地理中有关阳宅的理论比阴宅理论更加丰富。《宅经》的整体内容以阴阳气的理论为背景,同时注重方位和形势。     

《史记》性质略说

目下《史记》多被看作一部史学兼文学巨著,但史学、文学并不能涵盖《史记》的全部。从先秦以来的著述和司马迁创作的实际考察,《史记》实在史学、子学、经学和文学之间构筑一道互通互融的桥梁,并成就了"一家之言"的典范。《史记》具有史学的基础、子学的灵魂、经学的追求、文学的风神。《史记》是大历史与大文化、社会史与心灵史的高度融合,是民族文化的结晶与元典之作。     

《晋祠志》演剧史料研究

乡绅刘大鹏的遗著《晋祠志》是研究晋祠的重要参考文献,其中记载的戏曲史料是考察晋祠戏曲活动的珍贵资料。它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记载了晋祠祭赛与演剧活动,这在文人墨客的诗词文章也可以得以印证;在长期的演剧过程中,晋祠祭赛演剧形成了摊派费用、置办田产、村社轮流多种筹费形式以保障演剧的可持续发展;刘大鹏本人只肯定戏曲的警世劝惩功能,对戏曲含有鄙夷之情,但又喜爱戏曲,陶醉于戏曲的声乐之乐中,戏曲观念相对比较保守。     

《武当山记》小考

《武当山记》是迄今所知最早的直接以武当山命名的地理学著述,通过辑佚考辨,探究其作者、内容、性质、成书年代及散佚时间,对于研究早期武当山志的编纂历史、武当文化的挖掘整理,都有特殊的文献价值。     

壮锦：一个文化符号的建构与当代表征

壮锦艺术是前工业社会壮族民族艺术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表征形态,承载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而今,随着民族文化资源的日益资本化,在全球化语境下,壮锦原有的符号体系不断被重新建构与阐释,一步步被编织为壮民族文化的主要象征,以其根植与壮族文化土壤的特质,重构地方与民族文化认同。     

简论《史记》中的“黄老”

“黄老”是黄帝、老子的简称，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因此，《史记》是研究黄老历史的文本依据。对黄帝、老子的尊崇孕育出黄老之学，黄老之学运用于政治形成黄老道德之术。“黄老”是道家思想发展的产物，其特征在于学术与政治的联姻。     

论京剧“史记戏”对《史记》的改写

京剧＂史记戏＂取材于《史记》,但由于戏曲和史书属于不同的艺术形式,在改编的过程中,＂史记戏＂对《史记》进行了多方面的改写,包括题材的选取和主旨的改写,人物形象的改写和情节的改写等,有得有失。     

《史记》动词作状语考察

以《史记》为语料,采取统计出现频率的办法,对动词作状语作定量定性的考察和分析,发现能充当状语的动词有不及物动作动词、状态动词、及物动作动词、及物性质动词四类;动词作状语其语法意义为表示动作行为的方式、情态、原因、时间等;其语义指向主要是指向主语或兼语,极少指向谓语和宾语;动词状语与谓语以直接结合为主,以用连词"而"或"以"连接为辅;动词作状语与动词作定语在古代汉语中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中国历史上记载的英仙座流星雨的有关研究

本搜集中国史书和地方志记载的32次英仙座流量雨的资料，首先对这些资料进行认证、校订和说明，其中有3条是笔最新发现的。其次对这群古老的流星群做了一些新的研究和探讨，得出五项结果，其中活动周期是很值得再研究的一基。另外，对中国记载的斯威夫特－杜特尔慧星也做了评述。     

从婚俗歌探桂西壮族婚俗——以平果嘹歌为重点

民歌是民俗资料的重要载体,是传承民俗的一种重要工具.平果嘹歌中记载有大量的婚俗歌,这些婚俗歌全方位、原汁原味地反映了桂西壮族婚俗的主要内容,如订婚习俗、结婚习俗、婚后习俗等.这些风俗,成为壮族悠久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壮族民族特征的基本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