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在文化全球化中的作用

在全球化背景下,迎来了文化全球化的潮流,各民族文化由于自身特点不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各民族文化之间对话交流陷入困境。哈贝马斯话语伦理提出了可普遍化原则、话语实践伦理原则,以及为实现交往合理性的三条途径：选择恰当的语言进行对话、承认和尊重一定的规范标准、建构良好的对话交往环境。哈贝马斯话语伦理为各民族文化对话交流提供了基本原则和途径,在文化全球化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理性危机与话语伦理: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学评介

哈贝马斯认为工具理性的滥用导致了主体交往的非合理化,也造成了启蒙的困境,但这些问题可以通过重建理性来解决的,为此哈贝马斯引入话语伦理来构建他的交往理论。哈贝马斯认为话语伦理能够重建对话存在的现实基础,然后主体通过真诚对话实现彼此的互相理解,以便实现主体交流的合理化,进而解决现代社会的理性危机。     

哈贝马斯商谈伦理思想探赜

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的思想基础是"交往行动的概念",核心内容可以归结为"可普遍化原则(U原则)"和"话语伦理学原则(D原则)",基本特征是一种"合法性程序"的形式主义。尽管哈贝马斯商谈伦理思想被批判和责难为带有道德乌托邦的明显色彩,但乌托邦理性的批判绝不意味着放弃必不可少的理想化。     

基于先秦儒家思想的话语伦理建构

以哈贝马斯的＂交流行动理论＂和话语伦理思想为出发点,结合先秦儒家思想中关于言行方面的指导思想—＂德＂、＂诚＂、＂礼＂、义—进行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言说厚德＂、＂修辞立诚＂、＂论辩崇礼＂和＂话语尚义＂四点作为话语伦理基本内容的设想。     

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和话语伦理思想

理性是哈贝马斯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哈贝马斯一方面对传统理性展开了深刻批判，另一方面又力图以交往行动为基础进行理性重建，涉及到交往行动的涵义、背最因素、在社会行动系统中的地位、语言的地位及其职能，以及“交往行动”的合理性与合理化等问题。哈贝马斯还进一步把对理性的考察放到社会实践中去，阐述了交往实践活动中的话语伦理问题。哈贝马斯的上述思想，既具有进步意义，也有其局限性。     

哈贝马斯商谈伦理理论的立场和应用

商谈伦理学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道德认知主义,反对道德非认知主义、怀疑主义,坚持普遍主义,反对相对主义是哈贝马斯商谈伦理理论的鲜明立场.商谈伦理理论被广泛运用于民主政治领域、公共哲学领域和网络道德教育领域.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理论具有典范转换的重大意义,但也面临实践困境.     

商谈教学法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是师生、生生之间的互动与交往过程,是主体之间灵魂的碰撞与升华。商谈教学法继承并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交往理论和借鉴了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思想。较传统教学法而言,具有克服一言堂的独白式教学弊端,突显课堂教学双方的主体间性关系,消解思政课堂师生话语差异的优势。明晰商谈对象,营造商谈氛围,革新商谈范式,提升话语魅力是推进商谈教学法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学中应用的有效策略。     

试论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思想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商谈伦理学,指出交往行动实质上是主体之间以语言为媒介的商谈（对话）关系。商谈是其核心概念,普遍化原则和话语原则是其两大原则,认知主义和程序主义是其基本特征。通过商谈伦理学的建构,完成了他的交往理论的论证过程,把理论层面的交往理性扩展到实践层面的交往理性,并将商谈伦理学作为交往行为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共同构成批判的社会理论的规范基础。     

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及其对道德教育的启示

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以语言为基础，以可普遍化原则和话语伦理学原则为核心内容，主张通过主体间的商谈、交往保证道德规范的普遍有效性。商谈伦理对道德教育的启示在于：道德教育的发展方向是以“商谈”为过程原则，通过主体间道德话语的商谈论证，力求避免道德灌输与道德相对主义，最终促进道德主体的协调发展。     

交往伦理与译者的职责

在后殖民语境下翻译无法实现人们预期的平等对话和交流,译者急需翻译伦理的指导来明确自身的职责,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伦理无疑给译者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译者应遵循交往伦理,反对文化霸权,这对于实现东西文化的平等交流,促进全球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交往行为、话语伦理与民族国家主权的终结--哈贝马斯主权终结论的反思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以及全球化条件下民族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已成为全球化理论研究的核心话语。哈贝马斯通过对民族国家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剖析,以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和“话语伦理”的建构为依据,阐述了“民族国家主权终结”的主张,并且对终结后的未来社会蓝图作了创造性的推测,提出了建立“世界公民社会”的理想。他的主张和理想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哈贝马斯的“主权终结”思想又与唯物史观相违背,他的“世界公民社会”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强调的人权高于主权又在一定程度上为霸权主义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寻找建构“真我”的教师话语伦理——交往行动在教师专业生活中的意义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代表教育研究＂语言学转向＂影响下的一种实践认识论。在科层制和后现代状况交替影响的中国当下学校生活情境中,教师的＂自我认同＂要么被割裂为相互孤立的领域,要么被视作无法把握的虚幻的对象,其共同结果是教师自我的迷失。交往行动在帮助教师寻找和建构真实的自我方面具有其他行动模式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交往行动达成教师自我认同的形成和发展,教师个人和学校机构的话语伦理必须以理性的、寻找＂真我＂的对话规则为基础。     

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面对当代高技术社会的伦理困境,当代技术伦理导向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研究。作为一种系统的整体论,其技术伦理思想分为技术伦理的社会制度环境、组织制度条件和技术主体道德三个方面,并以技术史和工艺学实证研究为基础,为现代技术伦理的社会、技术和人的协同发展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交往伦理的变迁与重构

交往伦理是人在交往中衍生出的某些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或行为规范。改革开放以来,传统乡村社会交往伦理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西方个人价值本位思想的冲击,再加上国家正处于治理转型时期,乡村交往伦理从交往主体、交往范围、交往方式、交往空间等方面分别发生相应的变迁,为乡村社会带来了诸如教育、养老、婚姻、交往利益化等问题。为了解决相关社会问题,应该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提倡的乡村建设与家风建设,通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优秀传统伦理思想等有效措施重建乡村社会交往伦理,从而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理论引导,推动农村的振兴发展。     

中国当代外交伦理思想探析

中国外交伦理思想始终贯穿于国家的外交实践,涵盖中国对外交往的各个领域。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外交实践的发展,中国外交伦理思想越来越鲜明,内容也越来越系统、全面。主要包括：韬光养晦的道德素养;确立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伦理目标;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伦理准则;塑造和谐世界的国际伦理秩序,遵守平等、正义、民主的道德规范,树立负责任大国伦理形象。中国外交伦理思想的推行,虽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或制约,但能够提升中国软力量,有助于引领国际社会构建和谐的世界秩序。     

从交往伦理的角度看翻译策略二分法

本文整理了传统上二分的翻译策略.从哈贝马斯交往伦理的视角出发, 认为二分法不适合描述翻译策略, 并提出翻译策略是多元且灵活多变的, 它们统一为交际者之间达成理解的目的服务.     

论江泽民的法律伦理观

江泽民法律伦理思想与毛泽东、邓小平法律伦理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德法并举的法律伦理理论、彰显公正的法律伦理规范和追寻至善的法律伦理德性，构成了江泽民法律伦理思想的三维结构，并成为其伦理思想体系中的重要部分。     

哈贝马斯交往理论对促进教师职业发展的启示

交往是教师的基本行为,教师的职业发展和认同发展都需要交往活动的积极参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是社会学中颇有影响的理论,其通过对工具主义和自我主义的深入批判,构建起一套有助于合理交往的行动理论。借鉴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教师进行合理交往可采取三种模式:反思、师生对话和集体会话。教师要获得合理的交往,还需要倡导建构型的教学观、提升教师的自我道德和群体道德以及助推教师管理机制的形成。     

复杂社会中的法律合法性问题——论哈贝马斯现代性的法律话语

哈贝马斯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关注了复杂社会中的法律合法性问题,形成了商谈论的现代性法律话语。他认为随着传统社会向后传统社会的不断演化,欧洲社会不断法律化以适应复杂社会的功能需要。法律作为制度之法又作为媒介之法,在现代社会整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律的有效性由此表现为合法性与合法律性两个方面。自由主义法律范式和共和主义法律范式为代表的法律范式无法有效解决法律合法性问题。哈贝马斯基于复杂性社会中人们对法律规范性期待和法律范式在解释法律合法性问题上存在的理论不足,提出了一种程序主义商谈法律范式。哈贝马斯的法律话语可以视为商谈理论在法律领域的具体应用,从这个意义上看,他的法律话语可视为其现代性话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探析

通过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本解析,以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三向纬度为基础探究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思想,以人与自然的本质的统一和人的发展与自然界的复活的统一——“两个统一”展现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的人文关怀,最终用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观指导当代社会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