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2009年官员雷语前十名

2009年12月16日《法制晚报》载：该报记者根据媒体披露的2009年官员雷人之语,选出其中10条被提及次数最多的官员语录。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质问记者“替谁说话”,河北承德镇干部史国忠面对上访群众时说“要跳就去5搂”等入选。记者注意到,上述官员说出雷人之语,大多是在就民生问题接受群众提意见或媒体记者采访的场合。     

拒绝采访的背后

刚刚当选北京市市长的王岐山在会见中外记者时,回答了记者关于政府官员如何处理和媒体关系的提问。笔者对王市长“老百姓应允许官员说错话”的说法十分赞同,但同时又认为,在现行的政府官员管理体制下,即使老百姓“允许官员说错话”,官员拒绝媒体采访的现象恐怕还是很难得到改观     

信息窗

“媒体要把真实的情况反映给人民群众,这样才能增强群众对党委和政府的信任感,我们上上下下才有凝聚力。”这是福建省省长卢展工新春之际对新闻界的寄予。 日前,卢展工与中央驻闽新闻单位及福建省新闻单位负责人举行了一次专题座谈。他要求党政有关部门要主动向媒体提供信息,让老百姓能真实地感受到党委、政府的工作。他认为,如果报纸上成天就那     

“允许官员说错话”之后

刚刚当选北京市市长的王岐山在会见中外记时．回答了记关于政府官员如何处理和媒体关系的提问。他说：媒体在采访一些官员时遭到拒绝，是固为这些官员在工作过程中很少学过如何面对媒体。再一个，群众现在还不适应官员在媒体上说错话．要求官员说的基本上字字句句都是真理．所以他希望刚开始要给一个机会，允许他们说错一句话、两句话。     

把“死档案”打造成和谐社会的“稳压器”

近年来,广安市广安区档案局在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中,坚持以关注民生、改善民生为重点,按照群众的需求,建立民生档案。无论历史多么久远,老百性都能查到自己的档案资料．避免了因为档案缺失,造成政府与干部间、干部与职工间、群众与群众间发生纠葛,把“死档案”变成了和谐社会的“稳压器”,深得社会各界的拥戴和好评。     

正确对待媒体监督

众所周知,现在正值党和政府大力推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着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倡导“立党为公,执法为民”的新时期,对媒体监督的回应相关政府也应该是理性的,而不应带着一种任其自然、冷眼旁观的消极态度。政府官员是人民的衣食父母,新闻媒体的监督也是要求政府解决社会中存在的一些不和谐或者不合法的问题的,是为了人民群众更好地享有自己的权利,更好地生产、生活,与政府的     

别让电视问政昙花一现

核心阅读：作为治庸问责与改善民生的一个重要平台,电视问政近年来倍受人们关注,并引发了全社会的热议.有人认为,集媒体、群众、政府三位一体的电视问政,搭建了一个新的舆论监督平台,也有人认为,电视问政不过是一个“官员出丑”的秀场.那么,电视问政存在哪些问题？应该怎样改进？     

政府公开道歉之后，媒体该怎样报道

主持人：近期,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公开道歉,得到了公众和国际舆论的好评,在政治生活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随着有关官员道歉新闻见诸报端频率的不断增加,“道歉”似乎有“时尚”化的倾向。媒体该怎样报道政府的道歉？记者该怎样认识政府的道歉？请看嘉宾观点。     

漫谈政治新闻采访

在政治新闻报道中,媒体与记者的博弈是对记者而言,政府官员是其最为期待的采访对象,大到政策法规的解释,小到对某一事件的具体看法,官员的回答无一例外地代表了某个政府职权部门的看法,作为官方话语,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于是,记者无不挖空心思想从官员处获取“我想知道的”：怎样让记者按照“我设想的那样”进行报道．也成为官员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     

《阳光热线》类节目的价值与提升

“特别关注”刊发一组文章,主题是“广播媒体:政府与群众互动”。2月22日,广电总局在河北石家庄召开了全国广播电台政府与群众互动的热线类节目经验交流会。广电总局副局长胡占凡肯定了河北《阳光热线》在加强执政能力、构建和谐社会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副会长张振华就《阳光热线》类节目的时代价值与提升发表了看法,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杨兴盛介绍了《阳光热线》的做法和经验。他们的文章很值得一读。本栏另一篇文章的作者是曹仁义,他论述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零距离》——政府通过媒体和群众面对面执政的节目带给我们的启示。     

英国报业：告别“自律”时代

“窃听公民隐私,和一些政府官员勾结,他们借新闻自由之名滥用权力”。当许多媒体的权力被无限放大,该如何约束不再“自律”媒体？同时尊重新闻自由     

现场直播莫成了官员展示形象的“秀场”

近年来，为加强对官员的考核考察，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扩大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面，各地热衷于邀请媒体介入监督。于是，在广播、电视、报刊和网络等传媒上，公开述职，公布手机、电话号码，承诺服务内容，甚至选提领导干部、接受评议意见等等层出不穷，屡见不鲜。媒体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官员的考察只唯“上”的陈旧理念，在象征公正的摄像机下，官员的一言一行能得到较好的监督，能督促官员更好地履行职责．更好地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人民服务，其积极作用必须肯定。     

事实有力振聋发聩——评第13届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10名“瞎眼“评标专家被清出局》

刊登在《深圳特区报》2002年9月4日上的消息《10名“瞎眼”评标专家被清出局》一稿,在第13届中国新闻奖的评选中,被评为消息二等奖。这是一篇舆论监督的好报道,为我们提供了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经验。 面对问题,敢于监督。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就“群众对媒体的信任与满意度”问题进行的一次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有81％的群众认为媒体的批评报道太少,舆论监督力度不够;有74.8％的群众认为媒体对本地政府监督不够;有51.7％的群众表示不赞同关于“媒体的批评报道有时候也过火了”的判断。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已成为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和呼声。张扬真理和正义,抨击谬误     

邯郸人民广播电台培育名牌栏目"清晨热线"的体会

1994年元旦，邯郸人民广播电台为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在河北省南部首开直播节目，同时开办了“清晨热线”栏目。八年来，“清晨热线”栏目以她突出的成绩，在邯郸市创造了很多第一；在全市报纸，广播，电视三大媒体中的受众人数第一，老百姓与官员的参与率第一，对百姓反映的难点、热点问题的反馈率和解决率第一，老百姓的赞誉次数第一，受到地方党委与政府主要领导的称赞，成为深受群众喜爱的名牌栏目。     

“媒体驱动型”公众参与的困境

当前中国公众参与呈现出“媒体驱动型”特征。在公众参与中,尽管政府、公众、媒体三者之间开始形成良性互动,但是依然面临困境。倘若公民社会组织的合法身份与媒体呈现、发展公共领域与提升公共参与理性、媒体的进一步开放及地方官员阻挠、达成审议民主时媒体的精英主导与草根缺席、新闻专业主义及媒体“公器私用”腐败问题等诸问题无法解决,那么此种困境将会无法破局。     

论政府与国际媒体的正向关系和负向关系

政府与国际媒体的正向关系和负向关系表现为,作为政府“朋友”的新闻媒体,为政府营造积极、善意的舆论氛围;作为政府非朋友或“敌对者”的新闻媒体,制造两国政府间、政府同民众间的隔阂、对立、摩擦和仇视,误导公众。善于与媒体友好合作,是加固正向关系和稀释负向关系的有效途径之一。     

谠论与"内心独白"

民主制度下的公民享有思想和言论自由。这种公民权利的外化与载体,就表现为充分的新闻自由,即大众媒体依法可以向公民报道一切,并可对政府及其官员进行公开的批评和监督。英国18世纪的哲学家休谟,把新闻自由称作人民的“特权”。公民掌握了这个“特权”,他们依法享有的各种权利才有保障,才能避免和预防任何个人或政府的专权现     

食品卫生事件媒体报道的是非之辨

近一个时期以来,随着“三鹿奶粉事件”、“柑橘生蛆事件”的发生,社会上对媒体食品卫生安全事件的报道热议不断,甚至有政府官员公开指责媒体违反相关规定传播不实信息,有恶意炒作之嫌。     

从“网红”干部看政府官员媒介形象的转型

因为特殊的政治身份和传统的政治生态,政府官员在民众心中形成了一种“严肃、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刻板形象.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尤其是微博、微信的普及推广,自媒体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开始重视媒介形象的塑造.一大批“网红干部”通过网络与民众沟通,了解民情民意.他们的网络言行获得了民众的关注和好评,媒介形象越来越亲民、正面.     

"媒体审判"现象的多角度思考

“不怕通报，就怕上报”、“有困难、找媒体”都是人民群众对媒体监督功能的形象评价。但是媒体在其影响力迅速扩大的同时，其角色功能也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异化，特别是其在行使舆论监督这一功能时，出现了错位和越位，对于政府行政、司法公正和社会风气产生了不良影响，违反了社会主体各司其职的精神。“媒体审判”，也有学者称其为“舆论绑架”的现象开始频频出现。[第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