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术话语体系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相统一,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用学术话语揭示和阐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和理论逻辑,构建体系完整、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术话语体系,实现学术理论和知识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我国设立和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现实任务,也是凝聚民族共识、提振民族精神、繁荣民族文化的时代课题。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中国经验＂、贯穿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中国模式＂、反映当代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中国道路＂,是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学术话语体系的实践基础和致思取向。     

中国话语的“元叙事”及其可能性——关于刘士林《中国话语:理念与经验》

<中国话语:理念与经验>一书对中国话语的阐释,并不像今天众多的"酷评"热衷于制造惊世骇俗的定义或观念,而是致力于具体细微的本土经验叙事,揭示了中国话语就是一种直接再现了中国民族真实的当下经验,反映着它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内在生命需要的诗家语,阐释了中国民族话语主要表现为中国南北地理差异下的二元论话语谱系:一是作为中国话语中心的北方伦理谱系,二是以中国话语边缘形态存在的江南审美叙事.全书核心在于澄明了中国话语的主流形态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话语谱系",而"言之有物"与"文以载道"则构成了"中国文化叙事学的基本原则",并且针对当下已经出现的背离两个原则的反面现象,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和重建.     

人、人性与国民性——“五四”启蒙文学的话语类型

1920年代的＂五四＂启蒙文学有着自身的独特的知识谱系和话语类型,对＂五四＂启蒙文学的知识谱系和话语类型进行探寻,提纯出＂五四＂启蒙文学从＂人＂的觉醒与确立到＂人性＂的审美实践再到＂国民性＂的批判与反思的三种话语类型和发展逻辑线索,为更加历史、客观的评价＂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提供了＂体系内部＂的批评资源。     

20世纪末的女性个人化写作及其意义

80年代中后期，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被介绍到中国，这种兴起于西方60年代末，与后现代主义有着紧密联系的新型的女性话语，逐渐成为当代女性文学新的思想资源。20世纪末的女性文学从一种自觉的女性立场出发，摆脱父权制历史下男性中心话语，以鲜明的、富有挑战意味的对于女性本真经验的描绘，来凸现女性的主体性地位，这种女性个人化的写作方式构成了对男性霸权话语的颠覆与解构。     

远行人必会讲故事——“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一解

针对德国学者顾彬对中国作家＂为什么要讲故事＂的批评,阐述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小说家的路径选择,即从倾心于模仿博尔赫斯和法国新小说,把＂讲什么＂转换为＂怎么讲＂,以＂纯文学＂对抗强大的政治话语的压迫,到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有关反省,以及用讲故事的方式应对急骤变化的社会现实的自觉努力。分析中国文学＂为什么要讲故事＂的内在机理,梳理现代性、本土化、乡土情怀、现实感与中国文学基本经验的关系。     

世界诗歌、中国(文学)经验和后理论——从北岛诗歌英译的争论谈起

上个世纪90年代,海外汉学界围绕着北岛诗歌的英译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其实就是第三世界文学在国际文学市场中生产、流通和消费的政治和伦理问题。自觉不自觉地从中心立场出发,宇文所安虽然预言了全球资本在向更恶劣方向发展,但忽视了第三世界文学书写当代经验的正当性;奚密、周蕾等海外华裔学人熟练运用理论揭示了西方话语的矛盾性,有力地论证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伦理诉求,但其有意识选择边缘地位的立场无法引爆第三世界文学的政治动能。后理论从时间和空间上为我们提供了新的世界想象和文学未来。论辩各方对翻译的遗忘显示出重新认识翻译素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中国文学和理论的政治和伦理力量来自从更大的空间书写和表述中国经验,为人类和地球寻找逃离人类纪的可能性。     

新时期文学的"去政治化"趋向与新世纪文学的"再政治化"

20世纪特殊的时代情势迫使中国文学介入政治场域。文学的政治运作与政治的文学实践使该时段的中国文学承受了过多的非文学使命。新时期文学＂去政治化＂的文学想象是对过去文学＂政治化＂的一种反叛。然而,二十余年来的试图使文学在远离或逃避政治这一带有强大社会能量的话语、制度、作用力的文学努力,同样是使文学步入歧途和困境。新世纪的文学面临着一个＂再政治化＂的问题。     

重建中国现代诗学话语体系

中国现代诗学话语体系具有浓厚的西方特征,与中国古代诗学话语体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谱系,其术语、概念、范畴主要是从西方输入的。在如何对待中国古代诗学话语和当代先锋诗论话语方面,中国现代诗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弊端。中国现代诗学不应该只是新诗理论,还应该包容古典诗学;不应该只是“现代”诗学,还应该包容“当代”诗学,特别是当代先锋诗歌理论。重建中国现代诗学,应该充分吸收中国古代诗学思想和当代诗论思想,使它既能够有效地言说古代诗歌现象,又能够有效地言说当代先锋诗歌现象。     

中国文学“神秘”谱系钩沉

中国文学中的＂神秘＂谱系相当浩瀚,其中古典＂神秘＂小说学系统有些薄弱,古典＂神秘＂诗学系统却相当发达,现当代＂神秘＂小说学系统曾一度遭到社会＂集体无意识＂的扼杀,现当代＂神秘＂诗学系统却内在地继承了古典＂神秘＂的精神而表现出强劲发展的态势,在中国文学＂神秘＂谱系中,时常伴有＂神圣＂因子的渗透与萌芽。     

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转换及中国经验

文化研究尽管缺乏一个权威的"命名仪式",但这个概念已然显示出了强大的概括性与远征能力。概念的多义与复调制造了文化研究的多副面孔,使它可以适时而变,顺利登陆不同的文化圈,实现国际化与全球理论旅行。对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转换进行谱系性考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涉及文化理论内部意味深长的转向。而文化研究介入当代中国文化场域,与其说是一次西方理论的旅行,不如说是当代中国学者在面对复杂的现实所作出的学术选择,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介入中国本土化实践的可能。当下中国的文化研究正朝着批判性的、多元开放的,而且具有阐释力和本土经验的方向发展。     

本雅明的日常生活诗学及其当代意义

本雅明抛开传统史学所关注的重大历史事件研究,从事微观的＂拱廊计划＂及日常生活研究,显示出本雅明研究视野的独特魅力。他运用＂超现实主义＂和＂蒙太奇＂等手法重现现代城市生活的本原,形成一种理解日常生活的诗学。本雅明在历史的＂废弃物＂和＂垃圾＂中表达一种日常生活理念及其现代性的批判,在传统历史经验贫困的现实生活中表达审美经验的现代性转变,凸显出其理论的诗学价值和意义。本雅明的日常生活诗学为当代研究日常生活理论及城市日常生活审美化提供了理论视野,并引发了人们对当代文艺审美空间的理论研究。     

建构女性的主体性话语--评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

如何摆脱男性话语的控制 ,建构女性的主体性话语一直是女性主义文学写作与理论批评关注的中心。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通过叙述形式、叙述结构、叙述人及叙述技巧等方面打破父权制语境的陈规 ,书写女性经验 ,建构女性主体性 ,使女性真正成为经验主体、思维主体与言说主体。它是女性文学创作的一次有益探索。     

保罗·利科的“话语事件”思想

保罗·利科在“事件”的维度上赋予言谈、话语、文学触及存在本身的“意义”。他从对当代思想中言语与劳动间关系的反思出发,将言语视为人自身的有限性构成,理论与实践的中介;在话语的时间性、意向性、主体性、他者维度上确立其事件性,话语构成意义与事件的中介;文学话语在现实的意谓之外具有意谓维度,即可能世界,其中小说和诗歌以潜在的模式意指存在本身,在日常现实之外打开了一个可能性。     

中国新文学史写作打通两岸三地的思路——以鲁迅现实主义批判传统在台湾的传承为实例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如何打通两岸三地界线是一难题,或可通过观察和描述包括＂三民主义文艺＂、＂自由派＂、＂现代主义＂等新文学思潮脉络在当代、两岸的断续延展情况,来切近20世纪两岸文学整合研究的目标。以鲁迅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批判传统在当代大陆并未真正得到承续,反而在台湾由陈映真等加以传承,为上述思路提供了又一实例。两岸文学差异颇大,但有差异,台湾文学才能对中国文学整体做出独特的贡献。     

当代中国话语的中国理论

与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学、传播理论相比,西方的话语理论具有关注语用形式、权势斗争的优点。但是,作为一种强势的国际学术话语,它本身又带有文化偏见和霸权,并不能确切、充分地反映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社会的现实与需要,更不利于国际话语研究的创新发展。本文运用跨历史、跨文化的原则方法,提出一套既具中国立场、又有全球胸怀的当代中国话语理论框架。它突出展现当代中国话语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劣势地位及其生成和理解的文化规律、原则和策略(如"言不尽意"、"平衡和谐"、"辨证思维"、"面子呵护"、"崇尚爱国")。文章还讨论应该选取的理论发展方向以及具体路径。     

《最后的蚁王》：叙述境界的生成及其蕴涵

有关蚂蚁生活和习性的日常经验,以及有关＂蚁艺＂的民间知识,在作者的内在世界遇合、交融,生长出一种深挚的情意感知,它是最初的创作灵感,也成为文本的诗意之源。作者特殊情意感知的艺术化合与想象,生成超越日常经验—知识的文学叙述。其特殊情意感知在构思及创作过程中持续生长与深化,最终积淀为文本的叙述境界。《最后的蚁王》的叙述境界包括：1.历史追念与生命感伤。个人故事、家族故事及＂蚁艺＂故事,合构为庞阔的历史内容,具备历史感知与生命感知的情意蕴涵。2.精神气节与民族操守。作者刻意将蚁与人、＂蚁艺＂与人品作叙述类比,特意伸张与彰表坚韧、崇高的精神气节;且将＂蚁艺＂与人品置放于中国抗战的特殊历史背景中加以叙述与表现,就此将精神气节与民族操守建构起内在的叙事关联,着意张扬恢弘的民族情怀。     

新时期文论界对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的反思

建国以来,我国学术界长期以上层建筑性和意识形态性作为对文学的本质规定,与此相适应,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中政治型文论话语和认识型文论话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新时期以来,以朱光潜先生在1979年发表的<西方美学史·序言>为开端,在文艺理论领域内,对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不断地展开反思.伴随着这种反思的不断深入,各种审美型文论话语开始确立,长期占据学术舞台的政治型文论话语和认识型文论话语发生转型.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各种文化研究理论的大量引入,在新的语境下,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重新定位,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又发生了一次大的转变.     

当代城市文学的精神嬗变、价值与可能

城市文学注重日常生活话语的传统在当代一段时期遭到批判和否定,新时期以来这一传统得以承续。但是作为市民阶层利益的文学表征形式,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注重个体日常生活话语并且被标榜为＂纯文学＂的城市文学的缺点也较为明显：在当下语境中的政治意识的阙如。而同样描述城市市井生活的一部分底层文学对现实的政治介入相对而言更加有效。     

关系主义与文学研究

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论争是＂关系主义＂的出场语境。南帆的＂关系主义＂是一种阐释策略,是文学理论应对日益复杂化的中国经验与文化问题的一种论述策略。它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研究的方法论,而且还是一种知识立场,是一种＂广谱的批判＂。阐释者本身也是关系网络之一部分,置身于＂结构＂之中。在文学研究领域,＂关系主义＂迄今还属于一种少数话语,但在其它领域,它并不缺少同道。     

论中国文学经验的概念化

文学理论作为外来的知识范式,与中国古典文学及其研究模式之间存在着诸多冲突,导致该领域不仅排斥西方理论,而且排斥理论本身。无论“理论”一词的含义如何变化,中国文学理论仍应聚焦于文学的原理、范畴和判断标准等问题的研究,其核心是中国文学经验的概念化,即经由抽象、建模将混沌的感性经验转化为概念,借助概念来澄清疑难问题、划定讨论的边界。中国文学经验的概念化面临着重重障碍,但也存在多条路径。抵制文学经验的概念化进程,必然导致理论的自我取消。只有秉承对于逻各斯的信念,把文本从各种语境中剥离出来,中国文学理论才能真正起步。在中国文学的人文科学化进程不可逆转的情况下,西方文学理论如何本土化,中国文学经验如何概念化,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