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点校成果著作权保护探究——兼论《公共图书馆法》第41条和《著作权法》第3条之完善

《公共图书馆法》第41条明确了公共图书馆应当加强古籍保护,推进古籍整理、出版和利用,然而未对古籍点校成果的保护与利用作出清晰的规定,亟需通过修改《公共图书馆法》《著作权法》并制定《古籍保护条例》,规定古籍点校成果构成作品的条件,通过赋予点校者著作权或邻接权等方式加强对古籍点校创新成果的保护,明确公共图书馆在古籍点校工作中应发挥的作用,建立起以著作权形式保护古籍点校成果的有效路径。     

古籍点校成果版权保护争议及出路

古籍点校与成果出版是古籍活态化保护的重要一环。古籍点校成果能否以及如何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理论界与实务界分歧较大。在梳理甄别现有案例的基础上,古籍点校成果的客体表现为文字与标点的组合,能够成为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现行《著作权法》之下,我国应当确立古籍点校成果的二分版权保护模式,当古籍点校成果具备独创性时,应视为作品;当其不具备独创性时,可作为版式设计受到邻接权保护。同时,为了公共文化传播的需要,我国《著作权法》在适当情况下可引入特定科学版本权,建立更为全面的古籍点校成果保护机制。     

古籍文献点校成果的著作权问题研究

古籍点校是整理和开发古籍资源的重要方法和基础性工作,古籍点校成果是点校者的智慧性劳动。然而,对于古籍点校成果是否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问题,学术界存在争议,司法实践往往也认识不统一。古籍点校成果是否能够成为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需要针对个案认真分析,并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差异性的保护对策。     

古籍点校本的法律保护:特设民事权益与著作权之外第三条出路

中华5000年文明,古籍卷帙浩繁,是我国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资源。古籍点校常常需要大量的智力劳动和资金投入,理应受到法律保护。对此,我国司法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一种观点认为,古籍点校本应享受特殊民事权益保护。例如,2011年"郑福臣与大众文艺出版社、北京时代文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简称"郑福臣案")中,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认为,点校没有改变原作品(古籍)的表达,未形成新作品,不享受著作权保护。[1]鉴于点校本有大量的智力劳动投入,法院认为它是一种应     

四川省古籍保护单位分级建设实践及思考

从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四川省建设了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四川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四川省古籍保护单位、四川省古籍保护站四级分级保护体系。文章以四川省各级古籍保护单位申报命名制为例,通过对分级保护体系的构成、分级保护单位评审机制及评审效果等进行对比研究,梳理四川省在古籍分级保护方面的实践和成果,提出进一步推进古籍分级保护的建议,为后续古籍保护工作提供借鉴。     

作品标题的可版权性探究

标题的特殊性在于其简短和精练.表达量虽不是作品受版权法保护的决定性因素,但对作品的可版权性产生重要的影响.表达量越少,越容易构成公有领域的日用表达,也越可能落入思想的范畴.因此,在判定标题等表达量较小的创作成果的可版权性时,应持审慎的态度.虽然无法为作品在表达上确定一个最低限度的量,但通过提高判定标题等短句可版权性的判断标准,可在保护权利人的同时,保证公众的再创作自由.     

浅析古籍深度整理的外在形式与实际深度

古籍整理的深度,主要在于古籍整理者的学养和对该种古籍的认识、研究深度。古籍深度整理,不能仅狭义理解为注释形式。影印、点校、集校、辑佚等形式,也要能体现整理的深度。合格的古籍深度整理,实际深度上应与外在形式相一致。评价古籍深度整理作品,不宜仅依据外在形式而忽略其实际深度。     

高校古籍保护工作的深化与发展北大核心CSSCI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高校系统在古籍特藏普查登记、保藏条件改善、抢救修复、再生性保护、古籍保护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新时代推动高校古籍保护工作的深化与发展,要进一步扎实做好古籍保护基础性工作、加强古籍数字化和影印出版、加强古籍保护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推动古籍的活化利用。     

公共图书馆古籍服务思想解读及古籍价值实现研究

近代公共图书馆古籍服务思想、公共图书馆职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无一不表明公共图书馆古籍保护的重要目的是为社会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公共图书馆应在坚持古籍保护的同时,充分利用古籍保护成果,大力开展古籍阅览、整理开发与学术研究等服务,在合理使用中积极实现古籍的价值.     

积极有效推进古籍保护——记2009年重庆市古籍保护工作

配合全国古籍保护工作,2009年,重庆市古籍保护工作全面展开,经费保障、人才培养、名录申报、古籍普查、古籍修复等各方面都取得重要成果。     

古籍整理成果的著作权保护:寻求立法突破

依据我国《著作权法》,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整理人享有.有的法院认为,古籍整理成果凝聚了整理人员的创造性劳动,享有著作权保护;而有的法院则认为,古籍整理成果不能作为作品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古籍整理的目的在于还原古籍原意,整理人不是作者,整理成果未产生新作品,不应享有作者权保护.但为使古籍整理成果的利益得到必要的维护,《著作权法》可在邻接权框架下为古籍整理者增设一项新权利——古籍整理者权.     

真人图书在《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属性分析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对作品的界定,真人图书属于智力成果,其内容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符合独创性标准并能够以一定形式表现出来。它完全符合我国《著作权法》意义上作品的构成要件,是《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理当受其保护。     

吴江乡镇旧志征集保护工程取得重大进展

今年2月和3月,吴江市档案局旧志征集保护工程的最后两项成果——点校本《盛湖志》和《同里志》相继面世。至此,历时五年共推出了8项成果、点校了20种老志的旧志征集保护工程圆满告一段落,其中乡镇旧志占比超过85%。《盛湖     

基于信息生态理论的古籍保护立法研究

古籍的保护、修复和活用,关乎中华文脉的延续与传承。目前古籍保护领域缺乏明晰的管理权属、保护标准、工作机制、人才培养等保障体系,亟须通过立法强化古籍的保护与传承。信息生态理论有利于复杂系统的理论建构,能够为古籍保护立法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文章基于信息生态理论构建了古籍保护生态系统模型,深度剖析了古籍保护系统中的各个构成要素,识别为保障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各构成要素的关键节点问题,审视可能导致古籍保护生态系统失衡的痛点、难点,最后提出古籍保护立法应首先确定立法的核心主体,侧重确定责任主体进行统筹管理,重视协同机制、激励机制及质量控制机制的建立。     

国内图书馆古籍保护实验室的现状与思考

建立古籍保护实验室,开展各种基础研究和保护技术研究可以促进我国古籍保护工作科学化发展。自"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国内各图书馆已普遍认识到古籍保护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但目前仅有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建立了专门的古籍保护实验室,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我国古籍保护事业要实现科学化发展,各实验室要发挥各自专长、深入开展研究,注重实际应用、促进成果转化,加强交流合作、推动行业发展。     

湖北省古籍保护中心专家督导组赴各地督导

为促进湖北省古籍保护工作顺利开展,受省文化厅委托,省古籍保护中心组成古籍保护工作专家督导组,于2009年8月20—24日,分为三个小组赴十堰市、襄樊市、鄂州市、黄石市、黄冈市、宜昌市、恩施州等地,对22家收藏单位进行古籍保护督导、检查。     

全省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召开,非遗日活动丰富多彩

2015年6月13日是我国第十个文化遗产日。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组织召开了“2015年山东省古籍保护会议”。来自全省公共图书馆、博物馆、高校图书馆、省委党校图书馆等收藏单位的52名古籍保护工作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同时,围绕遗产日主题“保护成果、全民共享”,组织开展了古籍保护培训班、“走近古籍”体验日、“品真鉴奇”民间鉴宝等一系列活动。     

古籍保护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古籍保护的过程简化分为古籍整理、古籍修复、古籍保护技术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构成了古籍保护人才的主要需求。目前,我国古籍保护人才培养方式主要有高等院校培养、政府出资组织培养、师徒相传等三种。为满足不断增长的古籍保护需求,未来古籍人才培养模式需要加大资金的投入,建立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改革学历教育课程,加强与高校的人才培养合作,充分发挥老专家的作用,培养一批骨干型人才,加强国内外行业间交流与合作,共同促进古籍保护技术的提升。     

中医古籍整理作品的版权保护探析

随着人们对中医古籍保护意识的不断加强,对中医古籍进行整理、加工、数字化等作品形式不断出现,其版权问题也随之产生,这需要我们采取相关措施对中医古籍整理作品的版权进行保护。     

人工智能创作物可版权性的法律解释学分析

人工智能创作物是否系智力活动的成果?能否作为作品被著作权法保护?在法学界尚有争议的情况下,本文试图以法律解释学的方法,分析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可版权性,从而使其在相关法律法规尚未修改、司法解释及指导性案例尚未出台的情形下,为对人工智能创作物予以作品著作权保护寻找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