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英尼斯传播理论与美加的文化战

本文以加拿大经济历史学家哈罗德·英尼斯的“中心——边陲”学说和“传播偏倚”理论为依据,深入分析了美国与加拿大在传播领域中渗透与反渗透斗争的情况,并探讨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媒体人类学到底给中国传播研究带来了什么?——兼谈“民族志传播研究”CSSCI

本文从“媒体人类学到底给中国传播研究带来了什么”这一问题入手,首先对“媒体人类学”与“媒介人类学”在表述上的差异进行了说明,然后从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理论视野三个方面对媒体人类学给中国传播研究带来的启示进行了回答。在此基础上,结合本文作者之一的研究经验(主要是相关的理论表达),对“民族志传播研究”所做的理论进行简要说明,该说明也可以理解为“民族志传播研究”对媒体人类学乃至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可能的“回馈”。这样的讨论对于更好地理解学科之间的交融与区隔,彰显中国传播研究的自主性,或许均有一定启示意义。     

健康传播研究什么——论健康传播研究的9个方向

本文从健康传播的定义入手,以健康传播研究中最常见的议题之一“医患关系研究”为例,逐层剖析健康传播研究的多维性和多层次性,试图回答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问题:健康传播研究什么?通过比较和剖析,在“接合”健康传播研究的不同维度和层次的基础上,以健康传播研究的两个主要维度——传播学维度和社会学维度为基本坐标,建构了一种新的“健康传播研究领域划分模式”。最后,根据研究者关注度的差异,提出了健康传播研究的9个重要方向。     

华夏传播研究刍议

本文首先对“华夏传播研究”这一学术研究领域名称的出现进行历史回顾。接着界定了“华夏传播研究”的内涵 ,认为其内涵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传播活动和传播思想的发掘、整理、研究和扬弃 ,它与“传播学中国化”、“传播学本土化”不同 ,但却关系密切。最后 ,指出了“华夏传播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强烈的时代色彩 ,对当前世界传播事业的健康发展也有一定的启迪作用。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使这个领域能有个准确的科学的名称以促进它发展。     

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泰斗达拉斯·斯麦兹

达拉斯·斯麦兹不仅是一位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者 ,而且是一位将理论研究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的身体力行者。他开辟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 ,建立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批判学派。他是将学术分析、政策研究和行为参与结合为一体的典范。其代表性的理论观点有“受众商品论”、“依附理论”等 ;其实践贡献体现在积极参与并影响了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运动 ,并始终关注传播领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     

国内“平台传播”的研究综述

国内业界及学界对于“平台传播”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左右,迄今已有50余年的历史。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平台传播”在领域的使用上更是遍地开花,为了系统和准确地把握国内“平台传播”的基本状况和发展趋势,本文着手于1961年至2014年国内近五十年有关“平台传播”的研究现状做了一番梳理。从梳理中发现目前有关“平台传播”的研究存在一定的研究局限,同时针对这些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见解,以便对平台传播的深入研究给予借鉴价值。     

红于“边陲”的枫叶：加拿大电视剧海外输出研究

40年来,加拿大电视剧的海外输出以哈罗德·英尼斯的“中心—边陲”论为发展定位,在文化反哺中从“边陲”走向“中心”;以威廉·古迪昆斯特的“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为攻坚方案,从被“忽视”走向被“重视”。由此,加拿大电视剧的传播力得以提升,逐渐从“社区”走向世界。     

从传播哲学角度谈“传播”的定义——传播哲学初探

本文首先认为必须关注传播哲学这一研究领域,接着从哲学的角度给“传播”下了定义:传播是信息运动现象。这个定义的特点在于使用了哲学的重要范畴“运动”两字。用“运动”来定义“传播”,能全面完整地概括传播现象,尤其重要的是它可以启发我们去吸收哲学已有的研究成果,提高传播学的理论思维水平,使传播学逐步走向成熟。这个定义只是从一个角度来丰富我们对传播现象的认识和了解,不可能用来替代以前许多有关“传播”的定义。     

＂微＂传播＂巨＂影响——网络微传播特点及效果浅析

以现在流行的网络传播现象“微”为出发点,对网络微传播过程的特征及表现形式进行研究,主要从它的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与方式、传播对象切入逐一研究分析,概括出每一个构成要素中“微”的含义、特点及其社会影响力,最后从浅层面上总结了微传播对每一个“社会个体”以及整个“社会传播体系”所形成的传播效果。     

西方“传播能力”研究初探

本文作者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西方传播能力研究的现状。它们包括传播能力研究的历史和观念 ;能力概念的多种含义及美国传播学者帕克斯 (Parks)的三个“功能性主题” ;萨拉·特伦霍姆 (SarahTrenholm)和阿瑟·詹森 (ArthurJensen)有关传播能力模式等。作者认为 ,西方传播研究者将“知识”和“行为”研究结合起来 ,赋予了能力研究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双重活力。     

戏曲跨文化传播研究:从“比较文化学”到“跨文化传播学”

20世纪以来国内学者的戏曲跨文化传播研究,侧重戏曲的对外传播与异质文化对戏曲的接受、异质文化对戏曲的影响两个方面,学理意识上经历了从“比较文化学”到“跨文化传播学”的转变,这种转变必然带来戏曲跨文化传播研究向传播层面的开拓,戏曲跨文化传播的障碍、大众媒介对戏曲跨文化传播的作用等方面的探索将获得更多关注.     

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借鉴日本文化传播模式研究

本文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大趋势入手,对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进行现实角度的分析。力求在借鉴的日本文化对外传播经验的同时,提出适宜我国发展文化对外传播的策略：从传播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提倡“文化立国”“读书立国”的政策支持以及关注受众、内容为王三方面维度来阐述,希冀可实现传播“中国梦”的世界愿景。     

中国传播教育如何发展--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的启示

传播学者Spraque认为传播教育的目标是“传递文化知识、培养学生传播学术能力、发展学生职业技能，以及重塑社会价值”。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陈韬文从传播教育的知识结构着手，强调传播教育着重的方向应该是问题导向(相对于典范导向)的教学，主张加强训练学生如何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台湾学者陈世敏等则认为大学传播教育课程的设置应该做到：符合传播学科的发展：需要培养通识、     

从冲突到对话--评传播研究典范: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

本文旨在论述过去几十年曾主导美国传播研究、并仍在影响今天研究的3种典范 :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 ,分析这 3种传播研究典范与当时美国社会背景、历史状况及主流社会思潮间的关系 ,并回顾每种典范的代表人物 ,探讨每一典范的解释及存在的缺陷 ,以寻求典范之间对话与沟通的空间     

回应“本土化焦虑”：华夏传播研究的解释范式和中国智慧——评《华夏传播理论》

作为一本历史取向的传播学本土化研究专著,《华夏传播理论》建构了华夏传播研究的解释范式,力图从元理论视角回应华夏传播理论是否可能、如何可能和如何建构等知识论和方法论问题。面向华夏文明,作者提出了中国文化语境下“传播的接受观”、“传播的交往观”和“传播的辩证观”三大“中国传播观”,这是华夏传播理论建构的重要尝试和重要成果。从学者生命史视角来看,该书是邵培仁教授30年传播学本土化关怀的结晶;从时代命题来看,作者旨在回应传播学被引介后的“本土化焦虑”,为推进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     

传播习俗与企业内部公关传播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传播学正式被引入,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但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在组织传播方面的研究与整个传播学研究的发展尚不协调,在研究者队伍、研究成果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发展。为繁荣组织传播研究,本刊从这一期起开设“组织传播研究”栏目。这个栏目既是“组织传播研究成果的发布台”,也将是传播学界及业界有志之士、有识之士贡献才智的大舞台。     

人类社会与人际传播──试论米德和库利对传播研究的贡献

本文作者介绍了早期社会心理学家米德和库利对人际传播的主要研究成果，并指出这些研究成果对后来传播学研究的影响。作者主要介绍了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朱德和库利关于“自我”的理论和库利的“初级群体”理论。作者认为，米德在人的互动之间插入了一个符号解释的因素，这是后来传播研究视角转移的理论依据；米德和库利关于“自我”的理论则对人际传播研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初级群体”理论在“两级传播”理论提出后，被重新发现，并在传播学界得到广泛的重视。     

电视传播艺术:一个学术命题的新的整合--"中国电视传播艺术研究"之一(上)

本文就“电视传播艺术”这一学术命题作了系统的梳理与整合。作者从传播内容和研究思路 ,即电视实践与电视理论中的对立统一的现实切入 ,提出了“电视传播艺术”的命题 ,并对“电视传播艺术”作了内涵与外延的理论界定。同时 ,作者对电视传播艺术研究进行了分类 ,并对这一研究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作了全面的阐述。     

知识传播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新探

建国50多年来,我国图书馆学界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和突破。文章简评了诸“对象说”,认为这些“对象说”都未揭示出图书馆的本质,并非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作者以“知识传播”为基础,提出了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馆藏知识传播。并以此为核心,分析了图书馆学的内容体系,阐述了“知识传播论”的重要意义及其影响,指出了未来图书馆学的研究方向。     

传播文化学的视野——读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札记

1959年,美国著名传播学者贝雷尔森无限悲痛地预言传播学研究正在“枯萎”,甚至得出了“传播学已死”的可怕结论.彼时,由保罗·拉扎斯菲尔德等开创的大众传播的效果研究模式,作为“主流范式”长期主导着美国传播学研究,将大众传播对受众的影响作为传播研究的核心内容.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一研究取向无疑是有价值的,但是,效果研究过于集中在个体行为态度的改变及其作用机制,必然遮蔽了宏观的、历史的研究,结果使整个研究领域“一再重复过去的研究,对明确无误的事加以验证”,①“裹足不前”.面对这种深陷泥潭的传播研究,刚刚进入传播学研究领域的詹姆斯·凯瑞认为“有必要重新开启对传播的分析”,以使传播研究重获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