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七古创变与北宋诗文革新

苏轼的七古是其最具代表性的诗体,最早呈现宋诗风貌,这和当时的北宋诗文革新有关。苏轼继承了欧阳修等’人的诗歌革新精神,并且转益多师,以其雄放超拔的笔力创变开拓,使其七古与李、杜、韩并列于诗史。     

北宋书法家——苏轼

苏轼,字子瞻,义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     

试论北宋党争对苏轼文学创作的影响

把握苏轼的文学创作历程及其文学地位,不能不推究北宋党争对其的影响。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北宋朋党之争,对苏轼的政治生命和文学创作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苏轼一方面具有党争双方喜同恶异、党同伐异的主体性格,另一方面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主体性格,即"危言危行、独立不倚、不为苟生、有益于世"的主体性格。正是北宋党争中苏轼的这一独特的主体性格造就了苏轼的文学业绩。     

例谈苏轼谐趣词对北宋文人的影响

词至苏轼手中“亦自是一家”,不重复前人.在苏轼之后影响了很多词人,本文拟以黄庭坚为例,探讨苏轼谐趣词对北宋文人的影响.     

王安石变法时期苏轼不属于保守派－－王安石、苏轼经济思想之比较

王安石锐意革新，倡行新法，与之同时的苏轼在理财观念、商业贸易、摧抑兼并等方面与他的思想基本一致，因而传统观念把苏轼斥为保守派人物是很不恰当的。一方面，苏轼对新法中的疏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另一方面，他又对新法中的合理笥因素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尤其是在坚持或废除新法这一场大论战的关键时刻，他更是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支持新法的观点。因此，苏轼应该视为经济改革中的稳健派人物。     

苏轼题画诗述论

苏轼题画诗共计102题157首。所题画科，分为人物、山水、畜兽、竹石花鸟虫鱼及其它四类。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堪称中国题画诗史上的高峰，它不仅表达出众多绘画理论上的高超见解，显示出灵活自如地驾驭诗画艺术规律的高超才能，展现出诗人各种各样丰富真挚的思想感情，而且全面地发掘了题画诗的功能，把题画诗真正提高到“以诗赏画，以诗阐画，以诗补画，以诗导画”的位置上。     

浅议我国现行人大代表选举制度

我国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实现国家权力的保证。现行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在某些方面，与目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化各方面的巨大变化不相适应，显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有计划按步骤地推进人大代表达举制度的改革，使之成为操作规范、程序完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选举制度。     

关于苏轼的“辞达”说

“辞达说”是苏轼后期所提出来的一个重要文论。“辞达”的说法源自孔子,但苏轼却做出了独特的发挥。他认为“辞”之“达”决非易事。一难难在时“物理”、“物之妙”和“已意”认识不易;二难难在已认识到,表达更为不易,非有高超的语言技巧不可。苏轼这一观点是针对王安石科举改革给文坛造成的弊端而提出来的。它有力地纠正了当时“千人一腔”的粗陋文风,有效地保证了宋代散文的健康发展。     

苏轼诗歌的文化底蕴探析

宋代诗人中，成就最高的当属苏轼。苏轼诗歌体现出对儒家文化的精诚实践、对道家文化的个性诠释以及对北宋书画文化的彰显，由此形成了苏诗的文化底蕴特点。     

苏轼族类生命意识的来源与特征

族类生命意识区别于＂爱国＂的政治概念,是人类所共有的,包括族类生存与发展双重含义,并可以脱离国家的政治依托而独立存在的文化概念。中国历史延续至宋代,与中原王朝跨入后期封建社会相对应,汉族与周边民族的政治军事关系开始出现了历史性的逆转,汉族在与周边民族争取政治生存空间的过程中逐步走向劣势。亲身经历着这一历史过程的苏轼在这种民族关系环境的刺激下,结合汉族原有传统中的族类生命观念,以及家学渊源,对汉族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的生存与文化发展的可延续性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并以其强烈的危机意识与不为空言的特点,诠释了他自己以汉族为本位的族类生命意识。尽管苏轼的这种族类生命意识在北宋时代还具有相当的历史局限性,但在今天世界文化交融日益紧密的形势下,对以＂中华民族＂为整体概念的宏观性族群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交流,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女性对北宋新儒学兴盛的贡献

北宋是新儒学开始兴盛的年代,在多种引发这一现象的因素中,女性的作用不容忽视:家庭教育中,出现了诸多擅长启蒙教育的母亲;社会上,由于女性善于从精神上陶冶子女,形成了北宋以名节自励的士大夫群体;文化方面,女性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有力地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     

试论明初入仕元官的境遇与心态

元末官僚系统的崩溃及朱元璋的拉拢与笼络使元官入仕明朝具有一定的主动性,他们在明初享受的待遇较元末也相对优厚,但其入明后的心态却显得矛盾和复杂。无所适从的贰臣角色和政治羁绊下的卑微人格使他们的心态日益压抑与苦闷,也预示了其结局的不可琢磨。入仕元官虽对明初政治和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但对明代政治走向的影响却微乎其微。     

小议汉代太学与选举制度的关系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不仅创建太学,而且也确立了汉代的选举制度。太学以宣行教化,培养人才为宗旨,选举则为国家官僚机构正常运行提供保障。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依托,在两汉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北宋三次回河东流失败的社会原因探讨

北宋治河用力勤，投入大，但三次回河东流工程皆以决而北流宣告回河的失败，这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以政治，经济和军事为治河决策的惟一依据而导致治河的决策失误，回河前忽略东流堤防和河床的综合整治及不合理的规划设计或根本没有进行规划设计，水官因受到歧视地位低下而造成治河不得其人，因机构脉络臃肿而造成各管理部门和各堤段之间的互相诿和牵制，治河埽料和治河人员的混乱调度和不到位的管理，吏治腐败和监管不力，治河方略只针对黄河的水而忽视了黄河的高含沙量，为保卫京城和国家的运输大动脉而重视黄河南岸大堤和轻视北岸大堤的修筑等，这些诸社会因子反映了北宋以人事治河和人事不振的特点，它们是三次回河失败的直接导因和催化剂。     

秦汉国尉太尉考辨

太尉是否为秦官一直存在争论,而邦尉一职也不见于文献记载,然而新公布的太尉与邦尉封泥却说明这两个职官在秦时的存在。太尉与邦尉的职掌应该都与军事密切相关,但没有确切的证据能够证明它们是国家的最高军事长官。太尉与邦尉在秦灭六国前都已经存在,因此二者应该是两种不同的职务．而不是一种职务的不同名称。     

试析明代卫所武官的类型

虽然明代的卫所武官皆为世袭之职，但是其中仍然存在着诸多类型的类别，其原因各自不同，利用明代“武职选薄”档案，对卫所武官的类型划分加以考察，有利于对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进行深入研究。     

唐代东都分司官任职原因分析

一般论者将分司官的任职原因归为安置罢黜、远黜量移及性乐恬退等。分司官的任职原因除上述之外，还有赏功、重用、避祸、因病及照顾家庭等。一般官员乐意接受分司官之职，是因为在洛阳任分司官有以下几点优势：一是洛阳的自然条件与人文环境优越；二是分司官的待遇优厚；三是洛阳名流显宦云集，给分司官员提供了结交的机会；四是洛阳地处交通要道，可以使分司官迅速了解朝廷动向，同时为他们提供了结交过往官员的机会。优越的自然、人文环境及丰厚的待遇，对于赏功、因病以及年老分司者都是优待。名流显宦的云集与结交过往官员的方便，使政治上不甘寂寞的分司官看到了出路，尽管他们暂时离开了权力中心，但仍然可以利用东都的有利条件韬光养晦，寻求机会东山再起。     

明代云南卫所新官考述——以武职选簿为中心

明代云南卫所武职多因“洪武征南”或“洪武填南”入滇,亦有永乐元年(1403)京卫武职调入者,还有宣德、正统、景泰年间调入或定卫之靖难新官之裔。云南各卫约有3名、4名至7名、8名新官,整体数量不多但世袭职级较高,属于卫所中较有权势和地位的群体。与贵州等其他省区相比较,永乐时期几无新官调入云南卫所,应与沐氏与朱棣朝廷的关系及“云南兵”在靖难之役中的创伤等有关。     

眉山苏氏家族名字号与宋代士大夫社会生活

名字号富含社会生活气息,折射着特定的时代之光。宋代眉山苏氏家族富藏诗书、文人辈出、政声卓然,其族人于名、字、号别有讲求,命名取字多出入经史,行号则多称“老”、“翁”,并向心仙佛,渗透着传统文化气息和鲜明时代特色,展示了一个士大夫家族的文化分量,透示着宋代士大夫以儒为主、兼融佛道的三教合一信仰生活。     

婉约也东坡

苏轼是宋词豪放派的开创者,对词进行了多方面的革新,建立了“新天下耳目”的豪放派。虽然苏轼是豪放词的代表人物,而豪放却不是苏词的主流风格。苏轼词婉约风格也很突出,他的传统题材的词作,既吸收了婉约派词人抒情的真挚和细腻,又显示了深沉、淳厚的自家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