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原始强力的孤独呼喊--简论路翎小说

路翎始终以“个性解放”，寻求群体革命与个体解放为创作主旨，体现了一名纯粹现代知识分子的民族责任感和对现代文化的思考。文章从路翎小说的“生命原始强力”、“流浪意识”以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个性解放”与中国历史前进的重大矛盾的问题简论路翎小说。     

思想突围:宗教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

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摧枯拉朽之势。“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毅然与传统文化决裂。历来追求“文化载道”的中国文学恍然间成为“意义的真空”。现代中国文学向现代宗教寻求思想的资源,染上了浓浓的宗教情怀。忏悔意识、悲剧意识逐渐在中国文学中生成。     

郁达夫与“零余者”

随着“人的意识”的觉醒,中国现代转型期的优秀知识青年无一不在追求个性解放的同时苦苦地寻找着民族的出路。然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决定了他们叛逆的悲剧命运。“零余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个独特的形象群,最具代表性的是郁达夫“自叙传”小说里的主人公们。因此,人们往往把郁达夫与“零余者”相提并论,然而郁达夫并不就是“零余者”。他笔下的“零余者”与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也不尽相同。     

英雄情结与孤独意识——梁启超鲁迅精神特征的比较研究

作为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精神的代表,梁启超与鲁迅都继承了感时忧国的文化传统.但是,在他们以身许国的人生经历中,梁启超与鲁迅却表现出不同的精神特征:梁启超怀终身不改睥睨天下的英雄情结,鲁迅则体味着寂寞与虚无,具有深刻的孤独意识.在梁启超与鲁迅这不同的精神特征背后,站立着两种人格:一种是奉行着“内圣外王”之道的古典人格,一种则是具有清醒的“历史中间物”意识的现代人格.梁启超与鲁迅不同的精神特征及人生归宿,对我们理解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有着深刻的启迪.     

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人格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现代人格意识的觉醒，是对“五四”精神的一种承袭。在新时期文学的第一个十年中，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现代人格意识的内涵，主要集中体现在：对压抑的畸形政治生活的叛逆，对“人”个体价值的沉思，对“人”作为一种生命现象的生命意义的质疑。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人格渗透着一种强烈的叛逆色彩。由于历史与现实等方面的原因，现代人格意识始终都无法成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要确立自己的现代人格，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     

自由之艰难: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磨砺

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有着与传统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精神气质:他们已经意识到了对自身专业价值和文化探索地位认可的意义,觉悟到作为知识分子应有一种自由发展、自由选择的独立主体意识。文章指出,寻求社会的、政治的、学术的、人格的自由是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的重要特征,然而由于20世纪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自由之途非常艰难。     

论知识分子的“科学技术开拓者”作用

努力成为“科学技术开拓者”，这是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科技知识分子在新时代的重要历史使命。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科技知识分子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代都对科技进步发挥过重大作用。他们在未来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中，将更自觉更努力地承担起“科学技术开拓者”的重任。     

启蒙神话、命运悖论与现代知识分子的遭遇——关于《伤逝》与《寒夜》的笔谈——从《伤逝》到《寒夜》——启蒙神话的反思

20世纪初，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社会转型，新一代的知识精英把思想启蒙作为他们的主要使命，仿佛只要将西方文化精神植入中国老态龙钟的机体，中国便会重新焕发出青春的颜色。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知识分子精心编织了一个有关中国命运的启蒙神话，“女性解放”，“个性自由”等西方现代价值观便是这一个“神话”的故事内容。然而，启蒙理想是否存在有内在的缺陷？“女性解放”“个性自由”等神话内容能走多远？思想启蒙是否能彻底解决中国的问题？作为两个时代的作家，鲁迅和巴金在对启蒙理想的反思中都发现了启蒙神话的虚妄，洞察到了启蒙神话的乌托邦色彩。在《伤逝》和《寒夜》中，鲁迅和巴金用不同的方式打破了他们亲手编织的个性解放的“启蒙神话”。     

文革时期汉语十四行诗创作的精神价值

学界对文革时期汉语十四行诗这种特殊的诗体创作缺乏应有的关注度。事实上有不少优秀的知识分子在文革时期各种困难的环境里秘密写作,隐约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这些诗作打破了意识形态话语改造的政治指向,在一个知识分子精神资源面临枯竭之时代,用超越性的文学创作,追求着人性美的情感,他们自觉地对个体权利意识的伸张体现了人的自觉,深重的苦难意识更是体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延续了人本主义价值的启蒙文化,表现出时代精神的丰富性。     

传统与现代的抉择--中国现代文学文化资源的精神寻踪之一

在王纲解体的新旧时代,中国近代崛起了一大批新型文化思想的知识分子。章太炎的真与俗的双向流程,王国维的真与美的理想人生,苏曼殊的新旧徘徊的“断鸿零雁”,这三位学人以其自觉与不自觉的精神追求,殊途同归地烘托了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生长的独特风景线。他们沧桑踌躇又朦胧觉醒,大都以双重(甚至多重人格,矛盾心态,展示了新的思想文化生成中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生命,真切地传达着近代文化思想先驱者们心灵感应大时代的脉搏跳动与其艰难的文化抉择和重建。     

论现代文学中“人力车夫”渗透的文化意象

人力车夫是近代出现的一个职业群体,中国现代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把这个意象逐渐强化和丰富起来,使其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不仅仅是作为从事一种社会职业的人而存在,也是中国现代文明进程中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意象。     

论王安忆对民族传统的现代观照——再读《小鲍庄》

《小鲍庄》借助复杂的群像构筑了特定时代背景下中国农村的真实生存状态。群像间的复杂关系和同类群像所表现的复杂性从不同侧面烘托了作者对以小鲍庄为代表的民族传统文化和心理的审视与思考,这体现出寻根作家对文化意识的一种自觉追求。依着这种自觉意识,王安忆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对照中,探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和精神支柱。     

老子“复归于婴儿”观念与华兹华斯“童年主题”比较

老子和华兹华斯在人类文明发展两个蝉联的阶段．即哲学阶段与科学阶段，分别把“复归于婴儿”、“追忆童年”作为摆脱现实困境的出路。虽然他们处在不同的时代与文化传统之中．对人在文明困境中“存在”的关注却使他们的思想具有了文化意义上的某种承续性。而华兹华斯的复归意识相对于老子而言．更具有近代危机感与自觉拯救色彩．他们的复归意识在现代西方文化思潮中都得到回应．成为存在主义与现象学的重要特征     

论五四时期的理性精神

本文认为：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理性自觉倾向,他们所谈的理性首先是一种启蒙理性,这最鲜明地表现在五四知识分子对进步＂的信仰与追求上;其次,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所谈的理性,又是一种带有浓厚道德意识的价值理性,他们一方面高扬理性主义的旗帜,一方面又高扬情感主义的旗帜,理性与情感获得统一;再次,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既谈理性,也谈直觉,既强调独立的思考和推理,又强调当下的体验和顿悟,他们都相信道德觉悟的力量,正是在道德意识的自觉层面,理性与直觉获得了统一。     

中国式“多余人”二重性格的文化价值--以巴金小说中人物李冷、觉新、汪文宣为例

“多余人”这一文学形象在19世纪的俄罗斯文坛出现之后,就以一种流动的文学形象出现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转型时期。处在中西方文化冲突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备受社会影响,他们在传统的坚守与现代的反抗中形成了二重性格,成为中国式“多余人”。本文将对巴金笔下的李冷、觉新和汪文宣的矛盾性格进行探析,从而发掘此类“多余人”对中国文化转型时期的社会价值。     

再论“伤痕”、“反思“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从新时期“伤痕”、“反思”小说中所塑造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可以看出,政治话语对主体意识的剥夺,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以及西方文化参照的缺失,都使得在粉碎“四人帮”后相当长的一段创作时期内,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并非人们所认为的是社会批判者和反思者,也即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的“士”的精神的体现者,他们更多地表现为“道德受难者”的形象。     

醒着并痛着：启蒙知识分子的悲哀——试论“五四”前后个性解放前途困惑主题

“五四”时期，中国文学进入了发现人和肯定人的时代。一大批作家以“个性解放”为主题，鞭挞和批判灭绝人性的非人道的封建专制统治，目的在于把中国人从麻木状态中唤醒，唤醒国民作为人的意识，呼唤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地位。然而个性解放不能承担起人的解放的全部责任，个性解放显示出它的局限性。一批觉醒了的知识分子，遭遇了来自政治、经济、精神的苦闷等多种问题的困扰，普遍感到茫然、困惑甚至堕落。     

艺术的超越与艺术的尴尬──艾青、李金发诗歌创作之比较

艾青是中国现代文学诗坛上影响巨大的诗人之一，李金发也以独步一时的诗作赢得了“诗怪”的衔头，从艺术成就的角度看，两人的诗坛地位并不平衡，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两人的诗歌创作了都受到欧美象征诗派的影响，两人都自觉运用象征诗派的创作理论和技巧付诸艺术实践，写出了一些象征意味浓厚的作品，仅此一点，即可成为比较两位诗人的共同基础。一、忧患意识与恶魔意识“诗言志”，“诗缘情”。古往今来，文艺创作都是知识分子的精神产品和精神寄托，他们把文艺创作“当做另一种人生”，“泄漏自己的潜意识”，“泄漏隐秘灵魂”①。艾青…     

从启蒙者到被改造者——论"五四"启蒙知识分子的角色变化

二十世纪中国的“五四”启蒙知识分子首先觉醒,即“人”的意识的觉醒并掀起个性解放热潮,但是,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启蒙知识分子的角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继承优秀人文传统 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中国文化有优秀的人文传统,其核心是关注人。中国人文一词最早的出现不是针对宗教,而是对应天文。中国的人文精神是一种内在的人文主义,即面对人类社会和个体自身的。中国文化早在商周时期就有了“重人”、“敬德”的观念。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把“知命”看得十分重要。中国人文传统十分注重人的主体意识和精神追求,并且将其与崇尚群体利益和谐地统一起来,十分重视人的情感体验,注重浸染、陶冶和激励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