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杂剧中的史记戏

现保存下来的元杂剧中，史记戏占了其中的十分之一。这些史记戏融历史性、学性、舞台性于一体，其思想内蕴既与《史记》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又有着作为一种戏剧的独到之处；而在艺术特性上，其人物形象、情节结构、语言等均在受到《史记》全方位的渗透和影响的同时，又有所创新。     

论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

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是我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历经了近百年的艰辛历程，但是仍然没有真正实现。中国法律文化要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必须处理好传统和现代的矛盾，在进行现代化法律规范、法律体系建设的同时，不能忽略培育现代化的民族法律心理、法律意识，法律文化的现代化也是人的现代化。     

论法律文化与法治国家的应对

法律化对于法治国家具有重大意义。新形势下，必须应对法治国家的要求，构建新型的、现代化的法律化，促进我国法治国家的建设。     

强权治下人格与意志的闪光--高文秀杂剧的时代精神与文化意蕴

高秀是元初声名卓的高产作家，他取材于历史和民间故事的三十多部杂剧，既融入了鲜明强烈的时代意识，彰显了独立不移、昂扬奋发的主体人格精神，也清晰地描出了元杂剧由金院本脱胎而来并逐步走向成熟的发展轨迹，具有浓郁醇厚的通俗化品味和值得珍视的戏曲史料价值。     

法律文化与我国教育法制建设

法律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法律思想、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的历史积淀,它直接制约和影响着国家的法制建设进程.教育法律文化是教育法制扎根的土壤,也是一切教育法律制度和思想不断创新的源泉.在当前的教育法律文化建设中,在不断完善以教育法律制度为核心的制度性法律文化的同时,应高度重视公民的现代法律意识和法律文化心理的培育,从而使观念性法律文化与制度性法律文化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法律语言与法律文化论

本文拟从“汉语本身的文化属性”、“法律语言的法文化系统”以及剖析“礼”的词语意义的视角,讨论法律语言与法律文化的关系。“法律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无论从法律语言角度看,还是用法律文化的眼光观察、解释法律语词,法律语言都是整个法律文化的符号系统、信息系统,因此,我们不仅要解析它自身所有的文化意义,而且还需要解释它们在一定的文化观念影响、制约下,产生的意义体系。法律语言与法律文化关系的研究,既是一种途径也是一种方法。     

论包拯的法律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包拯的"以法律提衡天下"的法治主张以及执法如山的实践,特别是他身上体现出的清官的特质,都说明他是中国清官文化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包拯的法律思想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其实际上是儒家、法家、道家等综合影响作用的产物.审视包拯的法律思想与实践,对于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元杂剧中的包公戏与元代的社会现实

元杂剧中有一特殊现象:同一故事内容的杂剧很多,如三国戏,水浒戏等,都多达十几部。这一现象是元代特殊社会现实的真实表现,元代罕见的社会压迫现实催生了一批包公戏,这些杂剧表达了老百姓对公道和天理的强烈渴望。     

关于村民的法律意识与法律文化的思考

村民的法律意识与法律文化深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内容丰富,特点鲜明.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农业文明史的国家,传统法律文化在村民的心理构成中更是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普遍地影响和制约着当前我国村民的法律意识,成为影响村民法律意识提高的历史因素.提高村民的法律意识,实现农村法律文化现代化,必须继承优秀法律文化的遗产,为构建农村法治与农村和谐社会准备条件.     

法治的道德审视

“法治化”不是“法律化”的同义词 ,“以德治国”也不是“人治”的复辟。在经历了无数次“人治”灾难之后 ,中国开始了法治化的进程 ;在依法治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时 ,江泽民同志又提出了“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是“风向”又变了吗 ?非也。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提出“以德治国” ,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是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 ,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由之路     

从人治向法治的过渡--从17世纪革命看英国的政治现代化问题

17世纪英国革命是英国由人治走向法治的转折点。作为率先走上现代化国家之路的英国,在法治方面同样走在了世界各国的前列。在17世纪革命以前,国王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经过英国革命一系列人权法案的颁布尤其是“光荣革命”中《权力法案》的建立,彻底改变了英国社会的人治状态而走上法治化道路。研究英国由人治走向法治的历史,对于建立法治化国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析罗尔斯自由的法治观

罗尔斯认为，自由是制度所规定的各种权利和义务的总和，所以法治和自由是相互联系的，不能将法律看为争夺权益而制定的产物，而应将它看作是试图实现正义原则而规定的最好方针，具有道德的功能，整个法律和正义的哲学就是以自由观念为核心而建构起来的。概言之，自由的法治观是罗尔斯法治观的主要特点。     

元代公案戏中的清官

公案戏以清官断狱为主要理想方式，以“摘奸发覆、洗冤雪枉”为主要内容，塑造一些公正廉明、铁面无私、机智幽默，敢于同“权豪势要”、“凶暴奸邪”作斗争的清官形象。     

诚实信用与现代法治

在对诚实信用的内涵及其作为道德伦理准则的内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笔者重点讨论了诚实信用在法律领域中的意义与功能,说明了诚实信用原则存在并可被适用于普遍的社会境况与人性之中,法治领域也不例外。     

论法治文化的重建

由于西方法治文化使当今世界面临着生态危机、区际危机、社会危机等多重危机的威胁。因此,必须重新认识法治文化并进行法治文化的重建。唯如此,才能保证法治建设的正确轨道。而法治文化的重建,需要以人的生存与发展为价值指引,秉持法治文化的多元立场,更新法治观念,形成超越民族界限的、生态化的法治认识。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影响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源远流长、自成体系、博大精深,时至今日,仍在影响和制约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座巨大的思想宝库,它对当前我国的法治建设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我们应当"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把那些积极向上的因素融入到当代中国法律文化中来,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服务。     

论德治与法治的统一

道德与法律是人类社会中两大基本的社会规范，在治国过程中发挥着异形互补的作用，以德治国就是依靠人类道德规范和社会成员的普遍自觉性治理国家，道德的引导性，防患性和持久性的特点决定了道德可以成为一种安邦治国的规则体系，而法律则往往是把人类道德规范外在化和强制化的结果，中国历史上德主法辅的治国方针源远流长，而西方历史上的法治思想则十分突出，现代中国政治的症结不仅是缺乏法治，而且是道德与法律两重因素的共同缺失，因此，要建立法治国家，必须克服唯法主义的偏向，提倡讲求道德与遵从法律的统一。     

法治的道德底蕴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案，使法律和道德的关系重新得到审视。法治作为一种当代社会主流控制模式，必须以深厚的道德底蕴作为基础。     

从法德互补看法德并治方略内在必然性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即法德并治的治国方略，是治理国家所运用的法律与道德这两种社会控制手段功能互补内在辨证逻辑关系的必然要求。法律与道德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而且此长正好是彼短，只有取长补短实行法德并治，才能形成科学的刚柔并济、内外结合、形神兼备、标本兼治的治理模式和持久的治国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