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码不平等”调查——互联网使用的社会与人口学特征

本文解析了“数码不平等”的概念,分析了自全国的互联网使用者行为中的如下维度:互联网的使用量,上网地点的自由程度,使用互联网的效能(efficacy),以及不同类型的使用活动,以探讨这个概念的经验呈现.更具体地说,本文考察在这些方面的各人之间的差异,以及其中所蕴含着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分布不均衡所构成的社会不平等.这些因素包括性别、年龄、经济条件、居住地等各方面.本文显示,互联网使用行为的这些方面的特征,记录了每个互联网使用者在社会、经济、文化和人力资源分布体系中的位置.使用互联网的有效程度,取决于拥有并运用这些资源;而使用互联网的有效程度,最终落实在通过自己的使用行为将互联网变成提高或丰富自己的生活、参与社会生活的工具.     

中国受众媒介使用的地区差异比较

本文依据《新传播形态下的中国受众》来自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的问卷调查数据,对不同地域受众媒介使用行为的特征及差异进行比较研究.文章首先简要描述新媒介环境下中国受众对电视、报纸、杂志、广播和互联网等不同媒介的使用行为;继而,重点比较了31个省份受众媒介使用行为的差异,以及不同地区受众(东部、西部和中部)、省市县受众媒介使用行为的差异.由此,试图从纵向(行政级别差异)、横向(不同省份、地区)两个维度勾勒中国受众的媒介使用特征.研究发现;不同地区受众的媒介使用行为存在显著差异,而影响差异的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媒介竞争状况、区域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     

互联网使用、社会资本与公民意识——基于CGSS2013数据的实证研究

公民意识是社会文明进程的内驱力,在中国探讨公民意识总是不可避免地需要与互联网联系在一起。文章以CGSS2013为数据来源,研究互联网使用、社会资本与公民意识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群体因素对公民意识的政治态度和民主意识均存在显著性影响,互联网使用正向影响公民政治态度和民主意识。此外,社会资本、心理因素对公民意识也具有重要意义,二者从多个方面对公民意识产生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向的影响,但并不会削弱互联网使用对公民意识的影响力。     

少数民族网络政治参与研究的价值与路径

伴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成为信息时代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一种新方式.对于同样进入网络社会的少数民族来说,网络政治参与及话语表达将直接影响群体中社会成员的认知框架,形成网络舆论,并影响某些事件的进展,既产生积极效应,也可能导致利益冲突和治理危机.由于各少数民族在社会发育、宗教信仰、民族心理和传统文化等方面存在与其他群体的差异,其网络政治参与、话语表达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并与政治参与动机、政治心理、行动逻辑以及政府的介入方式直接相关.目前,我国少数民族网络政治参与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本文通过梳理其研究现状,探讨其研究价值与研究路径.     

互联网使用、网络社会交往与网络政治参与——以沿海发达城市网民为例

互联网在中国的政治影响力正日益提升,本文从政治参与的角度切入,通过分析沿海发达城市网民的调查数据,描绘了沿海发达城市网民的网络政治参与现状,并探寻了影响网络政治参与的两个主要因素:工具层面/心理层面的瓦联网使用和网络社会交往.研究结果表明:一,网民们对网络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比较低;二,上网时间、网络政治信息接触、社会列络规模、网络社区归属感、开放的人际讨论模式均对网络政治参与有着积极影响.这说明公民的政治冷漠在网络中也得到了体现,但随着公众对互联网应用和互联网社会交往的熟稔和认同,网络政治参与的现实重要性将凸显.     

不同媒体使用情况对农村居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基于CGSS2017的实证分析

农村居民政治参与是农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善治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然而,目前我国农村居民政治参与水平还有待提高,那么进一步探讨农村居民政治参与影响因素显得格外重要。因此,本文基于2017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相关数据,构建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以探讨不同媒体使用情况与农村居民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媒体使用情况对农村居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其中报纸、广播和电视使用情况显著正向促进农村居民政治参与,而互联网使用情况显著负向影响农村居民政治参与;同时不同媒体使用情况对农村和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科学教育视角下的审视

2021年6月25日,国务院发布《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21—2035年)》,计划到2035年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25%。本文以旧纲要(2006—2010—2020年)执行期间历次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为基础,从科学教育视角分析了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现状和阻碍,试图为新纲要的实施和公民科学素质的进一步提升提供借鉴。数据分析表明,旧纲要执行期间公民科学素质持续提升,2020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已达到10.56%。其中受教育程度越高,公民科学素质水平越高。互联网逐渐成为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主要渠道,科技场馆的参观人数虽有增加但依旧有限。长期文理分科、应试教育、城乡教育的不均衡等因素影响了正规科学教育的效果。而非正规学习以单向传播和知识主导型为特征,缺乏公众参与。未来应该进一步落实和完善教育体制改革,建立和健全社会科普激励机制,以及推进精准化的公众参与。     

大学生第二道数字鸿沟的测量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以暨南大学在校学生为研究样本进行问卷调查(N=302),对大学生的第二道数字鸿沟--互联网使用水平的状况进行测量及探讨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出生地对大学生上网时间有正面的显著影响;互联网使用满足需求动机对大学生学习、工作相关的互联网使用指数有正面的显著影响;特别的是,互联网使用中的情感因素(对互联网的态度、网络自我效能感)对大学生互联网使用水平(包括上网时间和与学习、工作相关的互联网使用指数)都产生正面的显著性影响.     

互联网使用对中国记者媒介角色认知的影响

本文选取"媒介角色认知"作为新闻专业主义的关键指标,从实证角度考察互联网使用对中国记者媒介观的影响,从而以管窥豹,折射出社会大变迁背景下新闻专业主义的由来与去向。以对全国16座城市56家媒体813名记者的调查数据为基础,本文证明,中国记者的媒介角色认知正经历由传统(以宣传教化为主导)到现代(以信息监督为主导)的转变。互联网使用以及因使用而引起的互联网依赖,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上述转变。这意味着,互联网这一外部科技因素的影响力可被内化到记者的职业准则中,促进新闻专业主义,并成为中国新闻改革的催化剂。     

从农村互联网的推广看创新扩散理论的适用性

本研究通过对重庆市潼南县和北京市平谷区两个农村地区互联网推广和应用的调研,探讨在中国农村特定的经济和技术环境下农民采纳和使用互联网技术的特点,并以此对创新扩散理论进行进一步反思.研究结果显示,由于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通讯基础设施的建设尚无法满足互联网技术对经济和技术环境的要求,因此目前各地区互联网的推广很大程度上是组织干预的结果.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革新机构引进互联网技术的目的促成了互联网不同的扩散模式和使用模式,并直接影响到互联网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所能起到的作用.     

社交媒体时代公民社会参与深度研究——以孟晚舟事件为例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交媒体已成为公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诸如短视频、长图、直播等新型表现方式,直接提升了公民参与各类社会事务的能力,毋庸置疑社交媒体为公民进行社会参与带来了诸多方便,但不可忽视的另一事实是公民在社交媒体上社会参与程度并不深,存在较多棘手问题。笔者以孟晚舟事件为例,发现社交媒体时代公民社会参与深度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社会参与间歇化、社会参与重心偏离、社会参与目的不纯。社会参与不仅是社会治理的关键部分,更是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主要方法,社会参与水平已经成为检验社会发展活力的核心指数,因此充分发扬社交媒体的优势,提升公民社会参与的深度,是当下迫切需要重视的问题。     

网络政治参与的障碍和进路:可持续发展视角

我国的网络政治参与虽获得一定程度发展,但以参与主体、参与内容、参与成效衡量,总体仍处于较低水平,参与的生态环境也相对脆弱.影响网络政治参与的主要障碍有依然客观存在的“数字鸿沟”、电子政务进展中的局限、“网上”和“网下”的分离、制度滞后造成的政治焦虑以及威胁网络秩序和安全的黑暗力量.唯有实现普遍接入普遍服务的“数字机遇”,继续推进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电子政府建设,将促进政治制度变迁和加强公民意识培养结合起来,并探索体现国际共识,具有“合法性”的互联网治理机制,才能促进网络政治参与的可持续发展.     

互联网对青年受众和传统媒体的影响

对青年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产生影响的几个重要因素中,大众传媒(本文所指的大众传媒是指互联网之前的报刊、广播和电视这三种传统媒体)被认为是影响青年社会化的最重要因素。这是由于大众传媒左右社会舆论、引导受众态度,并能将其影响力渗透到一般社会心理层面乃至个体思维方式和行动行程中的原委。在进入互联网时代的今天,当中国的大众传媒在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引导青年的社会化进程时,突然会发现所彪炳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基于TCP/IP协议的互联网和互联网所代表的现代通讯技术和传播方式,以及它本身可能承载的西方文化、观念、价值取向等等,有…     

公众参与档案著录工作相关分析

美国“公民档案管理员”(Citizen Archivist)项目通过发动普通公民参与档案管理工作中的分类、著录、抄录等环节,在一定程度上借助社会力量提高了档案管理的效率和质量,同时也增加了公民与档案馆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加深了公民对档案工作的了解。本文尝试对“公民档案管理员”项目活动的主要特点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档案工作实际情况,提出在国家综合档案馆开展公众参与档案著录工作的可行性建议。     

媒介接近权的历史演化与当代发展——以《迈阿密先驱报》诉托罗尼案为例

20世纪60年代,美国大众传播法制史上出现"媒介接近权"这一学说。媒介接近权,也被称为"接近使用媒体权"(Access to the press)。1967年,由美国法学学者巴隆(Jerome A.Barron)首次提出了这项有关公民的权力。70年代,巴隆亲身参与关于接近使用权的托尼罗案,有关于媒体接近权的讨论随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对美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本文试图通过还原这一学说产生,以及巴隆参与该案的全过程,梳理这一学说产生及发展的整个脉络,为更深刻理解传播学中各思潮的学习提供借鉴。     

互联网与草根公民的行动策略——从“微博寻子”看流动空间的主体实践

本文将关注的目光聚焦于在互联网参与下,公民实践主体、媒体以及国家的互动实态,以湖北某外出务工人员三年寻子的案例为线索,通过追踪和辨析互联网如何影响各个角色的行动轨迹和行动策略,探查互联网如何改变着国家、媒体与普通个体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探讨由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流动空间"对信息生产方式的改变,引发的对现实社会的重塑与再造。     

给公民更多地参与政治决策的机会

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增强社会活力的一个关键要素。公民参与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扩大公民参与程度,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     

互联网对亚洲的影响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互联网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给人们的工作、生活和娱乐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像对发达国家的影响一样 ,互联网正日益改变着亚洲国家人们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但我们又看到 ,互联网经济在拉动消费、促进生产的同时 ,由于亚洲各国经济、技术实力的不同以及各国政府重视程度的不同 ,区域之间、国家之间的互联网发展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衡 ,这将影响亚洲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发展的整体运行。     

大众传媒在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

民主政治是政治文明的高度体现,民主政治的核心是政治参与,缺乏政治参与,民主便无法体现人民主权、自由和平等的价值.公民政治参与的前提是政治信息的沟通和知晓,大众传媒(包括报纸、期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是社会信息传播系统,其在政治生活中构筑的公共领域平台,对于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可以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因此,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分析大众传媒在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新媒体语境下受众的“参与阶梯”

政治学中,参与是和民主相关的关键概念,公民参与被视为公民权利的代名词。呼吁和倡导公民参与,期待通过公民参与调节社会中的不平等具有悠久的传统。①有关参与传播活动促进社会进步以及通过受众参与进行传播权利重新配置的期望,同样深深根植于传播科技的发展以及每一次的“媒体革命”之中。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人们对于参与的关注重点转向了新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