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儒右贾”辨——明清徽州社会风尚的考察

明清时代的徽州,可谓地灵人杰。这里,既以朱子阙里而被誉为“东南邹鲁”;又以商贾之乡而名闻全国。业儒和服贾成了徽人所从事的两项主要职业:“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论贾,则有藏镪百万、足迹“几遍宇内”的徽州商帮;论儒,则有读书登第的达官显贵、名贤才士。但儒与贾究竟孰轻孰重?孰高孰下?明代徽人汪道昆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古者右儒而左贾,吾郡或右贾而左儒。”“吾乡左儒右贾,喜厚利而薄名高。”汪道昆的话是否反映了徽州社会的实际情况,这关系到我们对明清时期徽州社会风尚能否全面正确的了解,也涉及对徽商性质的研究,故不能不作一辨。     

论徽商“贾而好儒”及其现代价值

“贾而好儒”是徽商的一个重要的特征，他们或是“先儒后贾”，或是“先贾后儒”，或是“亦贾亦儒”。“贾”与“儒”的结合，便是徽商为“儒商”的内在根据。徽商以儒学指导“贾行”，以儒家“仁”，“善”思想和“以义统利”思想指导商务活动。“儒商”的现代价值主要表现在下面三个方面：第一，儒家“仁”的学主与现代公司的公众利益；第二，儒家义利观与现代公司的互惠互利，第三，儒家的“人和”思想与商务管理的“双向对称”。     

试析明清徽商的“弃贾从儒”

徽商的终极关怀是“业儒入仕”,因此很多徽商致富后,或自己弃贾从儒,或让子弟后代专习儒业。这对徽商的存在和发展必然产生消极的影响,应是导致徽商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探析其主要原因,一是从商艰难,业儒效好;二是家境改善,不贾无忧;三是地位低下,崇儒重仕。     

徽商衰落原因新探

“业儒入仕”是徽商的终极关怀,因此徽商致富后,不少人弃贾从儒或让子弟专习儒业。究其原因,主要是已经致富的徽商在解决了生存危机后,开始追求社会地位的提升。众多徽商及其子弟由贾入儒,导致商业资本损耗,影响扩大经营;使得从商人数减少,群体实力削弱;一心向儒,贾事必衰。这也是徽商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     

论徽商"贾而好儒"及其现代价值

"贾而好儒"是徽商的一个重要的特征.他们或是"先儒后贾",或是"先贾后儒",或是"亦贾亦儒"."贾"与"儒"的结合,便是徽商为"儒商"的内在根据.徽商以儒学指导"贾行",以儒家"仁"、"善"思想和"以义统利"思想指导商务活动."儒商"的现代价值主要表现在下面三个方面第一,儒家"仁"的学说与现代公司的公众利益;第二,儒家义利观与现代公司的互惠互利;第三,儒家的"人和"思想与商务管理的"双向对称".     

论明清徽商的经营文化

明清徽商是一支儒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非常深远的影响。徽商接受了传统文化的熏陶,充分地展现出“儒商”风度与独特的观念文化。因为徽商“贾而好儒”,从而立于那个时期经商业贾的最高层次与境界,创造和拥有了高超的经营艺术。结合对徽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高超的经营艺术的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明清徽商经营文化的特色:“儒术”与“贾事”的会通。     

明清徽州“弃儒就贾”现象成因新论

受当时社会大背景和地方小环境的影响,明清徽州社会出现了大量的"弃儒就贾"者。这些人在做出"弃儒"与"就贾"的选择时,有些确是出于被迫,但也有很多人是自愿的。徽州人在初次进行职业选择或进一步转换职业时,除了考虑到该职业阶层的形象、所面临的客观现实条件以及在该职业中的优势以外,还会更多地考虑到个人的才能以及自身的兴趣爱好,除此之外,还存在着一定的心理挣扎因素在里面。可以说,明清徽州"弃儒就贾"现象的形成,是社会大背景、地方小环境和个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个人因素在其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论儒商精神的复兴与明清小说中的儒商形象

广义地说,儒商指商人群体中自觉以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指导商业经营实践。不断以儒家思想文化充实自己,具有鲜明儒家君子人格和儒学气质的商人;狭义地讲,儒商指商人群体中早年投身儒业,后来以经商为职业和谋生手段,在经营活动中坚守儒家价值观的商人。明清以后,儒商精神得到复兴,儒而贾,贾而儒,儒贾相通,士商合流的社会趋势,为儒商的大批出现奠定了坚实基础。儒商在明清小说中呈现出以义取利、诚信不欺、刻苦执著、勤俭精明等良好形象。     

刘邦对儒家看法的转变

刘邦起初对儒家很反感,他“轻士善骂”常以老子自居,视儒生如“竖子”。“竖儒”、“乃公”几乎成了他对儒生讲话的口头禅。《史记》记载,刘邦初见叔孙通时,看到他穿儒袍,戴儒冠,“汉王憎之”。以至于叔孙通不得不“变其服,服短衣”,刘邦见他改穿楚式短衣,才转怒为喜。可见儒家在刘邦心目中的地位。后来,刘邦改变了对儒家的态度。这与当时两位著名儒生的作用和影响密不可分。一个是陆贾,另一个是叔孙通。秦始皇统一天下,但是仅两世而亡,这不能不引起刘邦反思。刘邦命陆贾总结“秦失天下,古国成败”的根本原因。陆贾写成《新语》12篇,向刘邦…     

“予佐尔贾”的“贾”应读作gū

高中语文第一册286页有一条注释:(予佐尔贾(jia))我帮助你们出钱.贾、通“价”,钱。这里“贾”不应看作通假字,还是读作“gu”.当“做买卖”,“做生意”讲为好.     

徽商对徽州木雕性格的影响

徽商会通儒术与贾事,创造了商业传奇。徽商的富庶是徽州木雕艺术形成和发展的现实基础,其贾而好儒的文化精神成就了徽州木雕艺术的辉煌。     

民国时期山西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研究

民国时期山西的义务教育以实施最早、规划完善、措施得力、效果显著而闻名于全国教育界,之所以能够达到入学率70％以上,名列全国首位,因而被誉为“模范省”,主要得益于拥有一个完善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形成了上下互动的经费筹集网络,一直采用渠道宽广、方法多样的筹款途径,同时,还坚持开源节流的原则,加大对经费使用的监管力度,因此取得了良好的实施效果。     

中国近代儒商的形成和近代儒商文化的内涵及特征

儒商是以儒家思想作为经营管理准则和生活指导,有良好品德和专业知识并取得成就的商人。伴随着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在近代民族企业家中产生了中国近代儒商。他们既积极吸收近代西方工商业思想和科学管理,又全力继承传统儒商文化,建构近代儒商文化。近代儒商文化主要包括七个方面内容。与西方近代商业文化片面崇尚功利性的工具理性不同,近代儒商文化弘扬儒家人文精神,将道德性的价值理性和功利性的工具理性相统一,提出了义利合一和义利并重的义利观,形成了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商业文化。     

佛教伦理与明清以来江南工商文化精神

中唐以后,中国佛教精神从出世转向入世。无论是新禅宗还是受新禅宗影响的新儒家都不再把"出世法"和"世间法"截然分开,"世间法即佛法,佛法即世间法"的入世精神成为唐宋以后中国宗教伦理的核心。江南地区不仅是明清时期中国佛教最兴盛的地区,也是中国经济的重心,是工商文化发育最成熟、最典型的地区;而江南工商文化精神的形成正是受到佛教入世伦理的深刻影响。江南工商文化精神主要表现为:以赚取利润为目的的工商业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同;"勤俭"、"诚信"、"忍辱"等成为江南商人的宝贵品质。     

“客商”与近现代中国

"客商"由传统商帮发展成为今天跨国界的实业家组织,在近现代为国家复兴与建设作为了杰出贡献。"客商"不仅是"实业救国"和"实业兴国"的重要力量,而且也是近现代民主革命和国家建设的积极支持者;"客商"为中国传统"儒商"文化的现代转型作出杰出贡献,是现代"儒商"文化的积极践行者;"客商"也是近现代"华商"网络的倡建者和积极推动者。新时期经济全球化竞争的进一步加剧,要求当代"客商"同所有华商一起,共同弘扬优秀儒商文化,团结合作,树立爱国济世、诚实守信、自律自强的儒商情怀,提高竞争与发展素质,为国家富强和民族自强而继续奋斗。     

唐代太湖地区官学考析

唐前期,太湖地区朔县乡学校绝大多数没有如唐兴学诏令和《唐六典》中规定的那样建立起来。但在中唐时期,主要是代宗大历年间,在该地区却出现了“崇儒兴学”的活跃景象。“学”因“崇儒”而兴,主要原因在于：唐王朝在安史乱后将“崇儒兴学”作为稳定江南地区统治秩序的一项战略举措;以李栖筠为首的一批官僚士大夫亦通过“兴学”来“兴先王之道”,达到纠科举选官之弊的目的。代宗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办学又趋于沉寂。大湖地区官学教育以通经习礼为主要教学内容,以道德教化为其社会功能,以实现“兴先王之道”、天下大治为最终目的,“崇儒兴学”则是其主要特征。     

近代商人教育关怀的历史考察

商人是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重要的开拓和推进之一。近代商人之所以慷慨捐资兴学是由于四个主要方面的原因：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感、正心修身的伦理关怀、追求新知的知识力量、以及积极鼓励的社会环境等。     

买办与中国近代商业教育

根据中外经济学界的最新认识,有理由认为买办是中国最早具有近代属性的新式商人。19世纪后期产生的商务英语教育和以买办为代表的新式商人在商业实践中所受的社会教育,标志着近代商业教育进入萌芽时期。20世纪初,近代商业学校教育是以商业社会教育为主要形式、以买办等新式商人商务英语教育为重要内容、以商业实践为主要课堂。中国商业近代化,急切催生和呼唤专业化的商业学校教育的诞生。     

论徽商商业教育中的道德传递

徽商围绕"贾而好儒"这个轴心,在商业教育中十分注重道德的传递,并藉此维系宗族性商业集团的稳定,拓展经营空间和服务范围。道德传递的主要途径是师徒式的言传身教和商业书学习,主要内容则包括以义为利、诚信待人、勤俭起家和劳而不怨。     

明代的致富论——兼论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

明代是一个社会转型的时代 ,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过渡的时期。晚明商业化的浪潮 ,导致社会上出现了“弃农就贾”与“弃儒就贾”之风。在这种社会变动的背景下 ,关于致富的思考也出现了新的历史转向 ,传统的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冲突。对儒家传统“五常” ,大体形成四种看法 :一是全盘否定 ,甚至斥之为“五贼” ;二是部分否定 ,剖析其中的“五贼” ;三是从正、反两个方面重新评价 ;四是逐条分析 ,否定其中的仁、义、礼 ,肯定其中的智与信。这说明 ,从勤俭致富转向智慧致富和诚信致富 ,从力农致富转向经商致富 ,这既是一种社会变动 ,更是一种观念变革。儒家传统在这一变革进程中也在悄悄发生一些蜕变。在此基础上 ,商人开始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新的伦理。通过明代的例证 ,可以推测 ,儒家伦理只要得以创造性地转化 ,完全可以适应中国这样迥然不同于西方文化的近代化的需要 ,并由此走出一条独特的近代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