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蒙疆政权的物资统制政策：—家畜统制政策的研究

家畜是“蒙疆”地区主要资源之一,又是重要战略物资,就日本战时经济而言,如何解决该地区家畜的管理问题直接关系到能否满足战马及资源开发所需畜力和军用纤维资源等问题。因此,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建立和扶持伪政权,借助其行政权力和法律,对家畜的饲养、繁殖及收购、输出等整个环节实行统制政策,企图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使该地区畜牧业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战时经济的附庸。     

伪蒙疆政权的物资统制政策——粮食统制政策的研究

伪“蒙疆政权”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扶植建立的又一个傀儡政权,其所辖地区被日本看作“防共特殊地带”。为了维持侵略战争,日本以伪政府为招牌,依靠行政权力和法令,以强硬的措施从流通、价格、加工、消费等整个领域垄断并掠夺了这一地区的粮食资源,达到“以战养战”的侵华目的,使该地区蒙汉各族人民陷入了饥饿和死亡的悲惨境地。这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最终导致日本侵略者自身惨败     

伪蒙疆政权初期的银行业

蒙疆银行是日本在蒙疆地区进行经济掠夺、搜刮侵略战争资源的经济中枢。同时,各伪自治政府管内在“一行主义”的前提下,合并原来察南、晋北、绥远的旧钱庄,分别成立了察南.晋北.蒙古三实业银行,进行一般普通商业银行的业务。蒙疆地区的金融机关由此形成了作为中央银行的蒙疆银行及下属三普通银行的格局,最终完成了金融机构上的一元化统制。     

日本在伪蒙疆实行的物价统制政策研究

卢沟桥事变后,伪蒙疆地区输入品腾贵,导致物价上涨。一般而言,作为抑制物价上涨的基本对策是控制通货膨胀以及解决物资供应的相对不足,但当时蒙疆在货币及物资两方面无法采取以上对策。于是控制物价上涨的措施只好执行“公定价格”制,实行低物价政策、公布暴利取缔令等经济警察手段,即实行物价统制政策。日本占领当局试图通过统制物价,达到平抑价格,安定民心,维护统治;方便其掠夺该地区铁矿石、煤炭、畜产品等各种重要战略资源,为战争经济服务之目的。     

论“蒙疆政权”的教育政策——以蒙古人的初等和中等教育为中心

蒙古联盟政府的教育理念,摇摆于民族主义和“民族协和”两者之间;日本人对蒙古教育事业的统治,并没有按着计划实施到每一个角落,它有局限性,日本占领蒙疆也终归失败。在复杂的社会风云中,蒙古知识青年选择了加强推动小学建设,使内蒙古西部的初等教育有了发展。事实上,日本人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利用成吉思汗精神,把它融进“东亚新秩序”理念之中。以蒙古知识青年为主体的民族主义也有它的局限性。知识青年反对日本对蒙疆地区的侵略、占领,但是他们并没有全面否定日本语。而在接受先进知识和科学技术的时候,他们把日本语当作一种手段积极使用。他们这种实践活动也证明,他们想超越成吉思汗崇拜这种“血统性”、民族主义思想给他们带来的局限性。     

伪蒙疆政权的物资统制政策—羊毛统制政策的研究

羊毛是蒙疆地区三大资源之一，又是重要战略物资。日本为了垄断该地区羊毛资源，以“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借口，操纵伪蒙疆政权，借助行政权力法规，采取了如下措施：以羊毛的增产为宗旨进行羊种改良；专派部队和特定机构进行收购；输出方面实行“政府许可制”；组织制品制造业组合进行加工；实行“指定价格制”。日本所采取的羊毛统制政策的实质就是获取廉价羊毛，企图达到“以战养”的目的。     

从村选看村政权的嬗变——以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为例

抗战前晋察冀边区的村政权主要掌握在以地主、士绅为主的少数人手中,晋察冀边区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通过一年一度的村选从村政权的组织机构和村干部的身份两方面来着手改造村政权,使之成为真正代表民意的权力机关,实现了村政权的嬗替.     

从村政权改革看民主建设的发展——以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为例

彻底开展民主运动,高度发扬民众参政热情,建立坚固的民主政治基础以充分发挥民众抗战的积极性与自主性,是保证抗战最后胜利与完成建国事业的主要条件。为健全民主建设,充分发挥人民的力量,健全与改进边区村政权成为边区民主建设的主要工作之一。抗战前,晋察冀边区的村政权,主要掌握在以地主、士绅为主的少数人手中,主要职责是完成官府交给的催征钱粮、征收摊款等任务。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村政权进行了改造,在边区大规模的开展村选运动,废除封建的以户为基础的闾邻制度,普遍建立村民代表会和村公所。边区民主政治建设得到了大幅提高,民众的参政热情高涨,为取得抗战的胜利积蓄了力量。     

日本高中教育财政制度改革研究——以学费政策为例

2010年日本政府推出公立高中免学费制度,实行战后以来高中教育财政制度的首次大变革,从财政制度上肯定了高中准义务教育机构及国民教育机构的性质和地位。我国高中教育财政制度正在建立过程中,研究日本高中教育财政的制度框架、改革逻辑、实施效果、现实困境和改善方向等有助于我们学习和借鉴。     

论直索权--以公司制度为中心的考查

随着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研究的深入，与“揭开公司面纱”原则相适应，法律必须赋予当事人以直索权，那就是在特定情形下，当事人有权越过公司有限责任原则直索股东（母公司）的责任。直索权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和现实意义。当然法律也必须为直索权的行使设立限度，以适应我国市场经济与国际市场接轨的要求。     

日伪时期蒙疆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及活动述论

伪蒙疆政权建立后,日本为掠夺该地丰富的矿产及农畜产资源,急欲“开发”蒙疆,日本人大量涌入该地。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劳动力亦从华北其它地方涌入蒙疆的张家口、大同、宣化、厚和、包头等地,一时间住宅需求剧增。此外,随着工矿业建设规模的扩大及商业活动的发展,商业用房需求扩大,城市基础建设亦提上日程。为此,日本在该地设立了“蒙疆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垄断性专营住宅、商业用房及城市基础建设等工程,以保障掠夺性开发顺利进行。     

战国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研究

战国时期，随着以郡统县的行政管理体制在各国的普遍推行，各诸侯国国君通过郡、县地方行政区及乡、亭、里等基层地域组织，自上而下形成了一个有序的统治网络，层层控制着整个国家。新的官僚制度的建立，便利了国君对地方官员的任免、选拔与考核权的掌握。中央对地方的视察制度的建立，具有考核地方民政、选拔人才并对施政方针征求意见等作用。与此同时，行县之制在加强中央、各级政权与基层之间的政治联系，加强中央王朝对地方的行政管辖方面发挥着一定的积极作用。监察制度的初步建立则是封建王朝加强专制统治的重要表现。国君对立法与司法权的垄断，是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必然要求。户口的登记和赋役的摊派，内史、少府等国家财政机构的创设，标志着新型分立的单一制国家对地方经济的控制得到空前加强。发兵用符制度的建立，使得中央及地方军队的调遣权全部集中于国君一人之手。     

内蒙古草原退化沙化的制度原因及对策建议

公共产权制度并不是土地过度利用的惟一原因,如果没有健全的监督管理机制,不论是土地公共产权制度还是土地私有产权制度,同样都会造成土地或草原的退化沙化;毫无理论准备的草场产权制度改革、产权制度设计以及法律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导致了草场的严重退化沙化。因此,我们可以采取停止出租等不改变承包经营合同主体的有偿流转,因地制宜地物化草原承包经营权,因地制宜地将草原承包经营权主体扩大为嘎查集体,在嘎查集体草原范围内,适当恢复游牧生产方式等应对措施。     

我国基层政府改革对农村公共财政的影响——以县乡两级基层政府改革为例

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不仅需要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还需要不断创新变革的政府管理体制与之相配套。同样，农村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必须要有一个治理结构逐步完善的基层政府为保障。因此，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积极推动以县乡为主体的基层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切实转换政府职能，是农村公共财政建立和完善的前提。纵观我国基层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也进行了适应性改革。但与其他层次政府改革比较而言，基层政府政革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和不彻底性，从而制约了农村发展，影响了农村公共财政体制建立和完善。因此，在农村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应从财政与宪政的关系上寻求推进基层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公共治理维度：内蒙古城市低收入弱势群体救助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党的十七大以来,民生问题更被提上一个重中之重的位置,作为与民生问题密切相关的低收入弱势群体及其救助问题,也日益为政府、学术界及其他社会各界所广泛关注。笔者从公共治理维度,考察了内蒙古城市低收入弱势群体救助的现状：现有救助体现了救助主体多元化、救助方式多样化等特点,促进了当地的社会稳定,但在救助制度及其体系本身、社会力量参与救助等方面也存在诸多不足。公共治理理论强调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重视其作用的充分发挥,因此进一步完善救助体系应坚持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和谐发展,健全政府主导的社会救助政策和执行体系,整合参与救助的社会力量。     

基于LUCC的内蒙古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调控模式初探

内蒙古地区由于其自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以及人类长期以来不合理的土地利用，目前毁林开荒和开垦草原、土地沙漠化、草原退化等土地利用／覆盖变化（LUCC）过程极其严峻，应该尽快建立和完善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动态监测体系、资源与环境法律体系、土地利用可持续管理体系和退化土地生态重建工程体系，实施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调控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