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朝妓女诗人汉诗的对话方式

古代朝鲜的妓女诗人是一个有别于以声色示人的妓女群体,她们在以汉诗的写作、吟诵为上层仕宦文人社交礼仪的社会里,以汉诗为工具,与当时处于主流社会的文人仕宦进行着交流,用诗歌诉说着她们的思念,期盼着对方的回应。     

论赵贞吉《归山好》词的情感内蕴及传播接受

赵贞吉《归山好》抒发了他对明代嘉隆年间险恶政治的忧惧以及对仕宦人生的失望和懊悔,同时也客观地揭示了封建仕宦文人普遍的人生体验,他们年轻时狂热地追求仕宦,中年在宦海沉浮中彷徨徘徊,晚年荣华散去,深悔自己的仕宦人生选择。后人关于此词的追和之作颇多,这些和词承袭了原词厌倦仕宦的主旨,同时在主旨及内容上又作了进一步的拓展和延伸。     

心向仕途路 闲居非高情——潘岳《闲居赋》别解

潘岳是西晋时期极有争议的文人,他所著《闲居赋》,元好问评其＂千古高情＂,可＂拜路尘＂积极入仕的潘岳和赋中的隐者形象大相径庭。仕宦、归隐始终困惑着中国古代文人,将潘岳与成功的仕人、著名的隐者相比较,不难发现潘岳将人生的天平倾向仕宦之路,《闲居赋》并非高情之作。     

察举制与张衡的辞赋创作

汉代的人才选拔以察举制为主.在大一统的王朝,人才选拔制度决定着文人的仕宦命运,了解文人的仕宦命运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文人的创作与思想构成.汉代辞赋家张衡以察举制中的举孝廉步入仕途,身处汉魏文学承变的过程中,上承儒道诗骚传统,下启建安文学,在整个汉魏文学薪火相传的过程中,是枢纽式的人物.汉代是一个文化融通的时代,儒道互补、诗...     

文人山水画形成的潜在心理结构分析

汉代以来文人士夫在皇权一统的仕宦生涯中。逐渐衍生的“出（出仕）处（归隐）”平衡心理结构,魏晋时期经过郭象等人的玄学阐释,使之成为文人士夫亲近山水并使山水画映射文人品格意趣潜在的关键性因素。山水画蕴藉着古代文人对“出处”关系的调整手段,它们体现在山水意象从“比德”观念到“山水以形媚道”,再到“身即山川而取之”的递次转变上,逐渐使山水画在文人仕宦的日常生活中具备了“不下堂筵,坐穷丘壑”的审美功能。像《卢鸿草堂十志图》《王摩诘辋川图》及《李龙眠山居图》等作品,也成了后世文人化解“江海之思”。疗治尘嚣羁锁之“心疾”的一剂良药。     

文人山水画形成的潜在心理结构分析

汉代以来文人士夫在皇权一统的仕宦生涯中,逐渐衍生的"出(出仕)处(归隐)"平衡心理结构,魏晋时期经过郭象等人的玄学阐释,使之成为文人士夫亲近山水并使山水画映射文人品格意趣潜在的关键性因素。山水画蕴藉着古代文人对"出处"关系的调整手段,它们体现在山水意象从"比德"观念到"山水以形媚道",再到"身即山川而取之"的递次转变上,逐渐使山水画在文人仕宦的日常生活中具备了"不下堂筵,坐穷丘壑"的审美功能。像《卢鸿草堂十志图》《王摩诘辋川图》及《李龙眠山居图》等作品,也成了后世文人化解"江海之思",疗治尘嚣羁锁之"心疾"的一剂良药。     

略论李建勋的仕宦心态及其诗歌

李建勋的诗歌多及时行乐与酬赠之作，这与其代表的处于彷徨期的仕宦文人在王权逐步加强的氛围中的尴尬处境密切相关。其诗风平易清淡，源于中晚唐以来的诗学传承。     

论韩愈对陆贽的认同与接受

陆贽与韩愈年辈相接,且有座主门生之谊,而现存文献并没有二人直接的文字交往。考察韩、陆之关系,非仅仅止于二人交谊之薄厚,亦关乎中唐复杂政局及文学发展之内在因缘。陆贽非凡的经历和杰出的才能,颇易引起韩愈的认同。而陆氏儒学纯粹。与韩愈有着相近的思想基础,亦便于认同与接受。陆贽幼年孤苦,勤学自励,终以一介书生而位极人臣,不同于梁肃等文人,给一生求仕宦的韩愈树立了切近的人生榜样。此外,陆贽赋予了传统骈文新的生命活力,以其巨大的创作成就,启迪了韩愈,从另一方面促进了韩愈对陆贽的认同与接受。     

清代蒙译儒学典籍及其流传

儒学对蒙古文化的影响极为深远,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清代蒙古族文人接触儒学典籍的三个基本途径是学校教育、科举和社会交往。清代蒙译儒学典籍分为官刻本、民间抄本。诸多蒙译儒学典籍流传的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蒙古儒学的发展及其影响的广泛性。     

文统、道统与政统——康雍乾时期的儒理治世政策与风雅诗学的复兴和变异

清代前中期儒家诗学体系之重建,是明清之际儒学复兴运动的组成部分,是汉族文人自发的文化反思的结果,而康雍乾时期的文化政策使儒家诗学体系的重建与政教联系到了一起。文人对道统坚守中的人格独立追求,与政统之间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反映到文学中就是诗教与政教之间的矛盾。文人一方面充满为儒学元典引发的大济天下的理想主义精神,一方面又面临着安身立命的困境,这种矛盾彷徨反映到文学中,变风、变雅由此而生,儒家诗学之复兴由此而终结。     

论魏晋私学的特点

魏晋时期政治上分裂动荡,官学式微,儒、道、佛、玄的并存,促进了当时社会文化的变异性发展和多元化,学术思想比较活跃。这为魏晋时期的私学发展创造了很好的客观条件,形成了魏晋时期私学繁荣昌盛的局面。魏晋的私学又不同于先秦的私学,具有很多极具历史意义的特点,它承担起了传承、创新思想文化的历史重任,对中国教育和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秦汉的诸生与政治

秦汉时期的“诸生”是习儒而未仕者的泛称 ,包括经师的门徒、弟子和官学的郡国生徒、太学生、鸿都学士等。诸生是秦汉时期参预政治的基本群众。在秦和西汉初 ,诸生不仅是博士和经师学术上的继承人 ,而且是他们政治上的助手。东汉中期以后 ,由于政治黑暗 ,诸生对政治也逐渐由配合转为批判 ,进而在党锢之祸中与宦官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诸生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具有依违其间的特性 ,因而每当有重大政治变动时 ,往往就会发生分裂     

汉魏"浮华交会"释义

“浮华”之初义,源自中国古代“重本抑末”的经济思维,后来扩大到社会认识的各个领域,演绎成为一种社会政治语言。“交会”一词,本源于先秦士人的“游宦”、“游仕”;西汉时儒学兴起,士人求师问学、周游四方,此后演绎为结党权门,交援求名之义。两者皆因有悖于经学传统与名教政治,而为绝对皇权所深恶,最后成为汉魏时期士风变化与思想演进之标识。     

儒家孝悌文化在客家地区的传播和影响——以明清时期赣闽粤边区“五世同堂”现象为例

"行孝悌"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孝治天下"也是我国古代一以贯之的政治实践,并且对地域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通过梳理儒家"孝悌"观念及其政治实践的发展和演变,阐述明清时期官方对赣闽粤边区"五世同堂"家庭的旌奖,可以清楚地了解明清政府在赣闽粤边区"以孝治天下"的政治实践,及对客家族群文化构建的重要意义。     

论儒学的根本精神

儒家的根本精神是仁,整个儒家体系都是仁的本末发用。在孔子前,仁只是一个道德原则,孔子把仁提升到了儒学的核心地位。孔子后,儒家诸子都以仁为其理论的核心。在宋明后,仁的观念有了进一步发展,和"生生"联系在了一起,生生成为仁的代名词,从而使仁学更加完满。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念是一脉相承的,儒家诸子们的不同处在于对这些核心观念来源的争论。     

论柳宗元对程朱理学形成之影响

在唐代,佛教的发展达到鼎盛,并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佛教的发展给本就式微的儒学带来了更大危机,为了恢复儒学的权威地位,这一时期的士人知识分子进行了不懈努力,柳宗元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积极吸收佛学精义,主张儒佛融会,使儒学在唐代有了新的发展,并对两宋时期程朱理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汉晋时期的“引经决狱”制度

＂引经决狱＂司法制度起始于汉代。从汉直到隋唐,＂引经决狱＂一直是古代法官审判案件的指导思想。＂引经决狱＂以儒家经典中的＂微言大义＂作为依据,其核心内容是＂原心论罪＂。＂引经决狱＂体现的司法理念和法律原则对现代社会的法律运行现状和司法改革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理学贞节观的强化与传播——清代闽西客家地区列女群骤兴的原因探析

清代,闽西地区列女群现象骤然兴起。官方的奖励和家庭的教育固然是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之一,但理学贞节观的强化及广泛传播当是其一个更为深刻的促成因素。自宋代起,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机缘,闽西一隅一直深受宋明理学的影响。及至清代,伴随理学贞节观的极端化发展思潮,闽西地区礼教之风更是严肃,由此出现了包括节妇、烈妇、贞女、烈女在内的庞大的列女群体。     

“文学”与“文章”义说

文学与文章的含义在先秦时期非常复杂,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演变过程后,到六朝才基本趋于固定。早期的文学具有博学、道德修养、儒学、儒士、官职等含义,后来发展为属文著述;文章则具有花纹、装饰品、礼乐制度、文字等义,六朝时基本固定为文学作品。这一由博返约的发展过程,正是文学走向自觉的历程。     

明清之际粤东北地区的民间信仰与社会变迁——以大埔县白堠村为例

根据陈春声、唐立宗、胡希张等学者的研究,明清之际的粤东北山区发生了显著的社会变迁,由动乱频繁的“盗窟”发展成为社会稳定的“邹鲁乡”。本文根据实地调查所收集的民间文献和口述资料,结合官方文献和个人文集,具体探讨大埔白堠村的民间信仰在明清之际地方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在地方士绅的倡导和支配下,以儒家伦理为指导,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变迁过程,从而形成后来被认为既具有地方传统文化特色、又符合国家礼仪制度和儒家伦理的客家民间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