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

20世纪初期，蔡元培对北京大学革新时，提出并实施了具有指导作用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这一办学思想，对传统的民族文化和外来的西方文化均择善择新，融合通用，从而打破了封建专制教育思想的禁锢，使北京大学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转变。这一指导方针，对我们今天仍有积极的影响。     

试析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是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形成的。这种思想的产生与蔡元培复杂的人生经历有关,纯抱学术主义,对呼种学术思想流派持宽容的态度,提倡他们之间的相互争鸣、自由发展是这种思想的主要内容。这种思想的实行促进了北京大学的民新思想的 和传播提供了客观条件;成为“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根源。这种思想反映了蔡元培的教育矗政治、功利的思想;反映他想思想中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进化论思想的成分和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论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的办学方针

蔡元培先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提出并采取革新措施积极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允许各种学派自由发展。这一办学方针对北大、中国革命以及现代高等教育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及其对和谐校园建设的启示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基本精神.在蔡元培的具体办学实施中体现在用人不拘一格、提倡学术民主、教授治校等多方面.这一思想对构建和谐校园的启示是:要有博大宽容的胸怀,形成民主管理的机制,处理好行政与学术的关系.承认和包容学生和社会需求的多样化.     

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思想及其影响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提出了“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作为他主持北京大学教育改革工作的主导办学思想。在此思想指导下,他对北京大学的人事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一批具有新文化、新思想的代表进入北大,为北大注入强大的动力．同时,“兼容并包”的思想还影响到学派的发展,他力求网罗众家,倡行学术自由;在大学课程的设置方面主张中西文化要兼收并包,择善而从;这一思想不但对北京大学的整顿,改革和迅速崛起起了极大作用,而且对当今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以及创办世界一流大学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之我见

我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认为 ,第一流的教育家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之一 ,即“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或“敢入未开化的边疆”① 。蔡元培作为近代中国文化的卓越先驱者 ,就具有“敢探未发明的新理”的精神。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的“兼容并包”的思想 ,不仅成为他主持北大教育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 ,同时也是他的办学原则。此思想提出后 ,一批具有新文化、新思想的代表人物进入北大 ,北大因此而成为中国思想活跃、学术兴盛的最高学府。因此 ,“兼容并包”思想在接纳新文化、反对封建文化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的产生并…     

蔡元培“兼容并包”之再诠释

以往对蔡元培"兼容并包"的研究,基本上是将其作为论述中的确定结论来使用。其最大问题是,未能看到思想与实践之间的立体互动,使研究陷入某种平面化、静止化的误区。蔡元培对"兼容并包"的诠释有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在北大改革的最初两年时间里(1917年-1918年),蔡元培主要从扭转北大学风入手,希冀将德国大学崇尚学理之学风移植至北大,通过强调不同学术派别的兼容并存,将北大塑造为研究"高深学问"之所。再加上,这种出发点正与蔡氏本性上"囊括大典"的偏好相契合,由此,学派兼容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是,"兼容并包"真正可"兼容"的范围并非全如人们想象,人事上的争斗以及北京大学在民国初年的特殊地位,都可看作"兼容并包"得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的合力。蔡元培通过与林纾的论战,借重自身的学术声名和社会威望,再加上新文化一派的通力配合,使得"兼容并包"作为北大改革的理念开始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略论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及其当代影响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民主主义教育家,他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提出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教育措施,并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允许各种学派自由发展,不仅把北大改造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全国最高学府,同时也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教育思想对当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仍然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蔡元培“兼容并包”教育思想的外国文化取向

蔡元培在教育思想和实践中,主张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原则,而“兼容并包”也被视为蔡元培思想的核心。“兼容并包”体现了他对中外文化的采撷和糅合,与他文化取向紧密相连。本文试从外国文化取向上探讨他这一教育思想如何形成、发展、完善以及成熟确立,加以整理和综述。     

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论蔡元培先生改革北京大学的办学方针

文章论述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率先提出并实施“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顶住压力，冲破阻力，按照“自由”而不是放任自流、“兼容”而不是无所不容、“并包”而不是无所不包的原则，对积淀的民族文化，对外来的西方文化，均择善择新，融合通用，从而打破了封建专制教育思想的禁锢，使北京大学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转变。     

论"学术自由"理念的现代意义

学术自由产生于思想自由，其精神实质是一种人性的体现。现代高等教育在学术自由理念支配下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是一对辩证的范畴，学术自由必须承担学术责任。学术自由弘扬批判精神和张扬个性，为创造性提供精神氛围。学术自由体现以人为本，最终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Responding to Academic Freedom

W. Richard Bond's “Zero Tolerance: A New Enemy of Academic Freedom?,” Michael Kubara's “Academic Freedom,” and Fred Wilson's “In Defence of Speech Codes” included in the Symposium published in Interchange, Volume 27, #2, 1996, deal with the role and importance of academic freedom in Canadian universities and the pressures both within and without the academy for its attenuation. Although the Bond paper begins with the recent controversy in Ontario universities over the attempted introduction of a policy of zero tolerance of harassment and discrimination, it quickly moves to a summary of the traditional position regarding academic freedom in which that right is balanced by a corresponding responsibility. As insistent as Bond on the importance of academic freedom, Kubara and Wilson both approach the topic in a more argumentative fashion. Kubara and Wilson differ, however, in the kinds of arguments they propound. Kubara defends the traditional liberal conception of the university and attacks what he regards as the trendy feminist attack on academic freedom. Wilson recognizes that along with the rights bestowed by the acceptance of the principle of academic freedom is an obligation to engage in rational debate. The mechanism in Wilson's view for ensuring such debate is a well-crafted speech code in which professionally unacceptable speech acts are unambiguously defined.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positions is that, whereas Kubara advocates an academic discourse that is as unfettered as is permissible within the law, Wilson proposes stricter limitations. I will discuss the Bond, Kubara, and Wilson papers in turn, commenting briefly on their positions. I will then present my own position on academic freedom and speech codes.     

对高品质学术自由的思考

本首先界定影响学术自由的三个主要因素：学术主体的主体性约束、学术活动的客体性约束和社会主体的社会性约束；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这三个主要因素对学术自由空间特征及品质特性产生的影响。阐明要营造高品质的学术自由需要三个方面协同努力。     

美国大学学术自由的含义——基于终身教职保障制度的思考

美国大学的学术自由理念来自于德国柏林大学,但是美国大学在其发展中学术自由不再是一种形而上的学术理想与理念,而是一种具体的经济与职位保障制度。本文基于一种保障制度即终身教职的视角探讨了美国学术自由的产生、含义及其限制。美国的学术自由建立过程与美国大学职能的演变是直接联系起来的;终身教职中所保障的自由更多的指的是教师教学的自由,因而对教师在教学中的自由作了明确的限制。     

蔡元培教育与学术思想述论

“孑民先生 ,学界泰斗 ,人世楷模。”这是一代伟人毛泽东对蔡元培的盛赞。蔡元培(1 868-1 940 ) ,一生中先后任翰林院编修、教育部总长、北大校长、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 ,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教育家 ,近代教育改革的杰出先驱者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他在教育事业上最突出的贡献 ,是对北大的革新。蔡元培主事北大期间 ,实行民主办学 ,教授治校 ,力倡“囊括大典 ,网罗众家 ,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 ,使北大一变过去迂腐沉闷的风气 ,成为人才辈出的最高学府 ,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策源地。蔡元培生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 ,正值新旧、东西诸种文化猝然相遇的时刻 ,也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变的时刻。他既不固守 ,又吸纳新知 ,而在这种激烈的交汇冲撞中完成了由旧而新的学术转型。他本人也正是在这种转型中成为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和文化界的一面旗帜。蔡元培垂范于我们后人的 ,是他的具有极大包容性的宽广的胸襟 ,是他绝不墨守成规、勇于革旧图新的开创精神     

先秦百家纷呈与思维差异创新

中国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学说蜂起的局面,酿就了中国古代社会思想自由、教育勃兴、学术繁荣的文化景观。追慕其时学界士人的独立思维与创新治学之风,借鉴古代文明“求异趋同”思维模式的文化资源,自觉倡扬当今时代的思维差异创新,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全面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无疑将大有裨益。     

学术自由辨析

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灵魂,明确学术自由的性质、对象、目的、范围等问题,有助于理解和把握大学的本质和特点。学术自由是学者的特权,抑或普通公民的权利?学术自由与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是何关系?学者在专业领域以外享有学术自由吗?学院和大学董事会以及校长是学术自由的"天敌"吗?除了解聘教师之外,还有哪些威胁学术自由的因素?这些问题的回答能够帮助我们全面理解学术自由的内涵。     

论大学学术自由的内外强制与消解

学术是主体——人生产、传播与应用客体——知识的活动,人与知识的自由属性决定了学术的自由本质。大学以学术为本位,学术自由在大学人的学术活动中内在地生成与显现,学术自由是大学人运用自由意志与主体理性,免遭专断意志强制的状态。为避免内外部强制,政府必须尊重大学的内在逻辑,而大学则需要创造自由的学术氛围,学者也应加强道德自律。     

学术职业中的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

随着大学与象牙塔之外的社会结合越来越紧密,作为高深知识的制度保障的学术自由也不得不面对社会环境对其产生的影响和监督。知识本身的发展和大学组织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大学和学术自由的原始意义,使得大学和学术自由在保留了其本质精华的基础上,又在内涵和外延的边界上不断发生着变化。本文分析了学术职业中的学术自由与社会责任、学术自律、学术规范的关系。认为,高深知识的发展使大学的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越来越相互交融。伴随着社会知识化与知识社会化的进程,学术自由越深入,它对学术职业的责任、伦理和自律的要求也就越高。     

森有礼的国家主义学术自由观及其"坠落"

森有礼是日本早期自由思想启蒙的重要人物,但在后来的教育改革中,他逐步走向了国家主义思想,这也深深影响了他对大学学术自由观的理解。这种国家主义的学术自由观在现实中与学术的真正自由时常发生冲突,并最终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覆灭而“坠落”。国家主义与学术自由如何走向统一,日本的发展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