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叙事理论视域中的《左传》叙事研究回顾

《左传》叙事研究的特征是：传统的文章技法与现代阅读体验的结合,中国古代叙事观念与西方叙事学理论的结合,史学视角与文学思维的结合,叙事学内部多重视点的结合。这种研究特征在日后也将成为《左传》叙事研究的发展方向,丰富并发展着中国叙事学理论,建构中国早期叙事学研究理论。     

叙事批评的发生与发展

叙事批评在中国和西方有各自的发生发展历程.在西方,叙事学诞生之初,注重被叙述的故事的结构、叙述者的作用和叙事作品的构成体系.经典叙事学是一种基于结构主义理论的纯形式研究;后经典叙事学则以阐释具体作品为主要目标,着眼于具体作品的意义.自觉的叙事批评经过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的发展,将文本的叙事分析和文本之外的历史文化分析结合起来,表现出强劲的生命力.中国的叙事批评大致经历了文史不分的叙事批评、感悟式的文学叙事批评、有理论自觉的叙事批评三个阶段.叙事批评的发展前景主要体现在三方面:运用叙事理论,对文本进行叙事批评;在叙事理论研究领域,拓展研究内容;叙事批评和其他批评方法的结合.     

叙事学视域下中国近世叙事文学研究综述

叙事学为中国古典叙事文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借鉴西方叙事学理论和方法解析中国近世叙事文本,是促成中国近世叙事文学文本意义再生的有效手段。本文结合研究者的理论愿景与操作手段,对叙事学视域下中国近世叙事文学的研究成果作了初步梳理,并认为在叙事学视域下开展中国近世叙事文学研究必须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尊重中国近世叙事文学在文化思维和话语表述方面的特殊性,二是确保叙事学理论对文本的"有效介入"。     

论文学研究与历史研究之关联——兼谈关于历史题材创作的研究方法问题

文学研究和历史研究本来就存在着某种密切的关联,彼此之间常常互相渗透,互相汲取,那种过于严格的学科界限不利于研究的深入。在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之间的相通性越来越受到关注的今天,文学研究的历史视角就显得愈加不可或缺了。同样,历史研究也从文学研究中得到启发。马克思恩格斯从来都是从历史视角来考察文学的价值的,"美学的观点与史学的观点"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正是他们将文学研究与历史研究融合为一的标志,而这种方法对于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研究显得尤为有效。     

历史"祛魅"后的社会历史批评

传统社会历史批评的历史观服从于历史总体性的规约．服从于历史宏大叙事的逻辑原则。而新的历史观则认为历史是一种阐释，具有开放性，它服从于阐释者的理论视城和立场。传统社会历史批评的文学观基于它的历史观，文学因此被历史化了，文学叙事具有历史元叙事的特征。而新的文学观则强调文学的叙述功能，叙事是一种象征，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不是反映关系而是想像关系。社会历史批评应该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吸收新的理论养料完成对自身的改变和补充。     

革命历史的多元化书写——近年来革命历史叙事研究概观

革命历史叙事作为当代文学中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一直以来都为研究者所关注。近年来学界在革命历史叙事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的理论突破和方法创新,但相比于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研究的日趋成熟,学界对1980年代以来有关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一些学者试图在“后革命”的视角下整合反映革命历史的作品,将其纳入同一理论框架进行阐释,但这一尝试还有待继续深入。     

后经典之后,我们何以言说?——叙事学新理论空间探析

伴随着结构主义浪潮而诞生的叙事学理论不仅拓宽了文学研究话语空间,也影响着中国自古代以来传统的叙事视角。1960年代后,叙事学理论先后经历了经典叙事学、后经典型叙事学两大阶段。本文拟通过对叙事学理论发展脉络的综述及其所呈现出的规律性特点,从历史与现实两方面探讨新的理论空间的可能性。     

查特曼叙事结构理论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以《静》两个英译本为例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将叙事学引入翻译研究,特别是文学翻译研究。查特曼的叙事结构理论作为叙事学的里程碑式著作却尚未单独被用于翻译研究。对沈从文经典作品《静》及其两种英译文的研究也属空白。因此,将这二者结合起来或许可为叙事结构理论运用于翻译研究提供借鉴。     

围屋化:族群历史记忆的社会化叙事——贺州客家围屋作为叙事文本的文学人类学分析

叙事学的"叙事"包括叙述方式和实际所讲述的东西两个基本范畴.贺州客家围屋用空间结构手段来立体地记录和理解贺州客家人的文化,围屋作为一种视觉表达方式实质上是贺州客家人在自然与人文、怀旧与崇新、传承与变迁等多层面上进行的一种文学叙述,围屋不仅成为贺州客家人的自我意识表征,而且还成为了贺州客家族群历史的记忆,是贺州客家人对自身文化进行表达和表述的一种社会叙事"文本",同时也为叙事学提供了一种族群历史记忆的叙事范式.     

试论德里达对结构叙事学理论根基的拆解重构

基于其结构论哲学思想之上 ,结构主义叙事学家们一反传统批评家以作品内容为本体、以作家的主观精神为动力的文学叙事观念 ,提出了以文学结构形式为本体、以文学法则程式为动力的新叙事理念 ;德里达从其解构主义思想出发 ,深刻洞察到了结构主义叙事学过分强调文学叙事的普遍统一性而完全忽略了它的具体差异性的致命弱点 ,提出了一种以具体多样的话语文本为本、以能动多变的个人天才创造为动力的新型的文学叙事理论 ,将西方的符号叙事学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叙事学:历史与现状

本文论述了叙事学的定义、理论来源,列举了叙事学的代表人物,并简述了他们的主要思想、贡献和代表作品,最后指出目前叙事学正与其他学科紧密结合,对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刍议教育叙事研究的理论基础

作为一种质的研究形式,教育叙事研究受到很多不同思潮、理论和方法的影响,具有多重面相和多种焦点的特色。现象学、解释学以及后现代理论、文学中的叙事学理论、现代知识论等为教育叙事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围屋化：族群历史记忆的社会化叙事——贺州客家围屋作为叙事文本的文学人类学分析

叙事学的“叙事”包括叙述方式和实际所讲述的东西两个基本范畴。贺州客家围屋用空间结构手段来立体地记录和理解贺州客家人的文化，围屋作为一种视觉表达方式实质上是贺州客家人在自然与人文、怀旧与崇新、传承与变迁等多层面上进行的一种文学叙述，围屋不仅成为贺州客家人的自我意识表征，而且还成为了贺州客家族群历史的记忆，是贺州客家人对自身文化进行表达和表述的一种社会叙事“文本”，同时也为叙事学提供了一种族群历史记忆的叙事范式。     

叙事模式研究: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叙事学所呈现出的根本矛盾是叙事模式的普遍性原则与文学创作与欣赏的特殊性境遇之间的矛盾。结构主义叙事学提供了带有普遍性意义的叙事成规，但当以叙事成规去解读具体文本的时候，则不断遭遇叙事作品特殊性的挑战。结构主义叙事学式微之后，后结构主义倾向于将每一种叙事模式都放置在一定的政治、文化、历史语境之中予以探讨，比较多地照顾到叙事模式变化的特殊性。这意味着，当代叙事学已经从传统的诗学研究走向了与政治学和文化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上来。     

关于教师的叙事研究

近年来,随着“质的研究”方法的日渐兴起“叙事研究”这一原本有些陌生的术语开始逐渐被教育界的人们所熟悉。尤其是90年代以来对课堂教学学校生活、教师发展等方面的研究使人们意识到“叙事研究”对教育变革、对教师成长所具有的突出意义。叙事本是文学的要素之一,也是文论中讨论的问题,“叙事学属于以小说为主的叙事文学的理论”似乎不属于科学同一层面的领域,也因此被“科学的研究方法”排斥在外。但是,后现代主义对“叙事给予了新的解释和强调。利奥塔分析了科学知识与叙事知识的关系,认为科学知识仅仅有关事实或真理的限定与选择,叙事…     

寻找逝去的心灵--谈谈《左传》中几种独特的心理描写

在我国史传文学史上,《左传》无疑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史学著作。它以其简练、独特的心理描写揭示了隐藏在历史事件背后人物的心理活动,凸现了个人的心理动机在历史事件中的促进作用。在我国史学叙事模式草创之际,《左传》独特的心理描写不仅在史学上具有重大的开创意义,而且对后世的叙事文学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后理论时代”的叙事学研究方法论问题考辨——以当代荷兰文论家米克·巴尔叙事诗学为中心

晚近以来的中西方学界普遍出现了不同形式的理论危机，从本体论、方法论、价值论等多个维度上共同推动“后理论时代”的理论反思与范式转型，“后理论”叙事学的本体阐释及文化立场受到显著关注。以当代荷兰文论家米克·巴尔叙事诗学为中心，本文重新梳理“理论之后”的叙事理论研究及其话语体系，在文学本体层面上总结叙事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在文化本位层面上反思其作为叙事阐释的理论经验及其叙事话语，并在基础上探讨由叙事批评向文化分析的理论转向与范式转型，为当代叙事学研究重建方法论体系提供一种文化分析的新型理论基点。     

追寻中国古代史学叙事理论体系的和谐与融通——读朱露川著《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风格》

<正>我们生活的世界似乎充满叙事。现今“叙事(narrative)”已不再局限于文学、哲学和史学等人文学科当中,诸如心理学和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也开始谈论起“叙事”。^[1]就西方史学理论而言,“叙事”成为一个理论主题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分析哲学家们的讨论。他们认为,考察历史学家们提出的历史解释必须考虑他们所使用的语言特殊性。^[2]这一讨论使人们逐渐意识到,我们知道的历史和实际过去的历史之间存在着具有“文本(text)”形态的史书这一并不完全透明的“棱镜”。20世纪末,海登·怀特基于文学批评的视角,认为历史叙事本质上是历史学家创造的文学表达,     

九十年代文学中宗教救赎的三种叙事策略

九十年代文学中的宗教救赎叙事不仅拓展了文学的言说空间,也为文学意义提供了一种有效的价值参照。从叙事学角度选取了九十年代在宗教救赎叙事上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三位作家进行阐释。以北村、张承志和史铁生为写作对象,分析他们不同的宗教救赎叙事策略。     

叙事学和文本的世界

结构主义叙事学于20世纪60年代产生于结构主义发展比较强劲的法国,迅速扩展到其他国家,成为国际性的文学研究潮流。80年代后,由于文化——社会批评的崛起,叙事学研究受到冷落。90年代以来,西方又兴起了“新叙事理论”,从西方诗学领域和社会学哲学领域大量吸收新的理论,形成了叙事学的复兴。对叙事学的理论基础,以及它和相关理论的交叉和借鉴进行整体观照,有助于正确把握“新叙事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