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政府的角色冲突：分析框架与表征诊断

乡镇政府作为我国政权结构的基础层级与联结国家一农民的纽带,在农村治理结构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然而,乡镇政府目前还存在着行为主体的角色行为与角色期望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这些冲突与矛盾源于自身的宪法地位与事权、财权的不对称。若不尽快解决乡镇政府的角色冲突问题,必然加剧国家一农民关系的“断裂”。文章以角色冲突理论为分析框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阐述了乡镇政府角色冲突的分析框架、表征诊断、成因分析与对策思路。     

论乡镇政府在乡风文明建设中的治理机制创新

乡风文明建设是乡镇政府治理的重要内容。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建立一套合理高效的乡镇政府问责机制、沟通机制、参与机制,不断推进乡镇政府在乡风文明建设中的治理机制创新,是我国乡镇政府改革的目标,也是完善乡镇政府治理和促进乡风文明建设健康发展的需要。     

地方政府横向协调与合作的现实逻辑和理论基础

地方政府合作治理已经成为一大趋势.从我国现实层面看,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国家法制的统一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都迫切需要打破地方政府间的零和博弈,实现协调与合作;从理论层面看,公共问题理论、政府间关系理论、无缝隙政府理论、协同理论和组织间网络理论为地方政府横向协调与合作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案.     

浅析湖州市社区治理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通过对湖州市社区治理状况的调查,发现湖州市社区存在治理主体单一、治理手段落后、居民参与度不高等问题.从民间组织的不成熟、居民委员会地位的模糊不清等方面进行原因分析,指出只有对民间组织的培育、公民精神的培养以及制度层面的完善,治理理论才能有效发挥其作用,并达到良好的状态"善治".     

我国乡村治理所面临的困境与改革思路

随着税费改革和农业税的全面取消,从理论上彻底打破了基层政府对乡村资源汲取的合法性。税费改革后,我国乡村治理存在着诸多问题。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缺失、乡镇政府职能行使的偏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政策执行不到位等多种因素使得乡村治理面临着困境。乡村治理改革首先要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和原则,在此基础上构建服务型乡镇政府、建立和完善乡村治理的相关法律、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力度、规范发展民间组织才是解决乡村治理的关键。     

乡村治理改革的国家取向和社会取向

基于不同的理论和现实基础,中国乡村治理的改革,存在两种取向:国家取向和社会取向,并在实践中体现为完善官僚体制和社会治理。就理论层面而言,各种乡村治理模式的结构设计,都包括了完善官僚制和社会治理的内容;但在实践层面,国家对社会进行控制的目标追求占统治地位,现行的“乡政、村治”模式及其改革明显偏向国家取向这一边。如何处理这两种取向的矛盾,形成合理的治理结构,是乡村治理改革中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     

所有权约束与公司治理效应

我国的公司治理从理论到实践层面，往往忽略或有意绕开我国国有产权的特殊性，不关心公司治理机制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我国的产权制度和公司管理实践，原有问题未明显好转，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因此，必须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实质性改革，强化所有者权能，完善金融体制改革，培育竞争性金融市场。     

乡村治理改革的国家取向和社会取向

基于不同的理论和现实基础，中国乡村治理的改革，存在两种取向：国家取向和社会取向，并在实践中体现为完善官僚体制和社会治理。就理论层面而言，各种乡村治理模式的结构设计，都包括了完善官僚制和社会治理的内容；但在实践层面，国家对社会进行控制的目标追求占统治地位，现行的“乡政、村治”模式及其改革明显偏向国家取向这一边。如何处理这两种取向的矛盾，形成合理的治理结构，是乡村治理改革中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     

农村治理法治化的现实问题与路径选择

农村治理法治化不仅是国家制度层面的要求,也是农村治理的发展趋势和群众的理性选择。当下,农村治理法治化面临着很多现实问题,如制度建设不规范、法律意识淡薄等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治理的法治化建设。因此,要完善基层治理制度设计、匡正农村司法公信力等使农村治理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治理视角下我国乡镇政府职能转变问题研究

乡镇政府是我国政权体制的基础,它处于我国行政体系的最底层,是党和政府同基层群众联系的纽带。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发展变化,乡镇地区出现了一些新形势和新问题:乡镇发展经济与社会治理不同步,乡镇政府在农村地区的嵌入性降低,乡镇政府政策空间狭小与多样化发展的需求不匹配,乡镇政府治理手段与民众期望不符。政府职能转变不仅关系到提升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也关系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推进。乡镇政府职能转变可以从以下几个途径进行:发扬人民民主,加强民主监督;转移乡镇工作重心,调整乡镇地区软硬实力失衡的结构;优化考核体系,实行差异化考核;发展乡村社会组织,提升社会管理水平;各级政府相互联动共治乡镇。     

乡村治道变革:从单中心秩序到多中心秩序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在广大乡村地区建立起基层政权,形成了一种单中心秩序.这种单中心秩序在人民公社时期得到了极大地强化.改革开放后,"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结构的确立,对单中心秩序带来了一定程度地冲击,但未能根本动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期,我国乡村治道需要进行一次深刻的变革,从单中心秩序走向多中心秩序,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     

民主执政: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执政的基本理念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局部执政的执政党。争取广大的群众,扩大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成为中共当时的重要任务。民主执政是中共扩大执政合法性基础的重要目标,也是其在中央苏区执政的重要理念。为了实施民主执政,中共选择工农民主作为自己的执政原则,而基层民主是实现工农民主执政的主要途径。中共实行了市、乡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为克服乡(市)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弊端,中央苏区还实行代表联系制度、代表主任制度、召回制度和委员会制度,创新了工农大众参与政权的主要形式,保证了工农大众民主权力的实现。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自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实现经济腾飞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为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意味着政府与社会和公民之间的合作治理,这是一种政府权力的下放和回归社会,让社会和公民实现自我管理,也即社会自治。政府通过建立和完善一系列的机制,创新社会自治方式,实现政府与公民积极而有成效的合作,最终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研究

文章在深入分析民族地区乡村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以党委领导为根本,乡镇政府、乡村社会组织、村委会及村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乡村治理共同体路径,为进一步推动民族地区乡村的发展与振兴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     

英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嬗变

从19世纪初开始,英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先后经历了大学主导的惰性治理体系、政府与大学合作的惯性治理体系以及政府主导的刚性治理体系三个阶段。每一次变革都是在一定政治或经济事件催化下,政府认识到必须让大学满足某种时代需求时开启改革,随后在政府与大学的磨合下完成转变。英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嬗变是大学理想退却而形式理性胜利的过程,而现代化带来的治理困境引发我们对当代高等教育治理的深思。     

地方大学治理:特征、理念与模式

地方大学治理是指在地方大学、地方政府、社会和市场的互动与合作中谋求地方大学的善治,其治理结构和功能均呈现独特性,相应的治理模式也展现出复杂性。地方大学的治理模式应当是基于治理理论和办学特色基础上的价值选择,选择行走于认识论和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现实主义价值观。地方大学的治理条件包括健全保障大学治理的法律法规系统,规范地方政府在大学治理中的角色,变资源配置的行政主导型为市场引导型,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网络化治理与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以控权—服务论为视角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政府职能转变是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和关键所在。戈德史密斯教授和埃格斯教授所提出的网络化治理理论强调在公共服务供给中更深层次的公私合作及政府更高水平的网络管理能力,对我国的政府职能转变有重大的借鉴意义。结合网络化治理理论,需要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结合"控权—服务论",促进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     

论我国国有企业从行政型治理到产权契约治理的模式变迁

我国传统国有企业治理特征是行政型治理。在产权高度集中于国家的产权制度下，传统国有企业被政府化和行政化。在传统体制下，政府是国有企业的治理主体，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治理关系是行政治理关系。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我国国有企业新型治理模式是一种产权契约治理模式。     

国家治理视野下的高等教育治理变迁——高等教育治理的变与不变

中国高等教育治理变迁70年,大致经历了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探索与建立(1949~1977年)、中国高等教育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1978~2011年)以及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为旨归(2012至今)三个阶段。从70年的治理变迁中不难发现,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征,主要体现为:始终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政府政策始终发挥主导作用、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的基本制度框架始终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等。这些相关治理制度在高等教育实践中不断形成、确立、完善和定型,并逐渐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治理的根本制度。同时,在这70年中,中国高等教育治理在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学术权力在高等教育治理中的作用以及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治理方式等三个方面都发生了转变。未来,在国家治理视域下,中国高等教育治理应着重考虑如何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