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子引《诗》论《诗》刍议

文章就《苟子》中引《诗》和论《诗》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分析了《苟子》引《诗》中《雅》居多的原因;浅析了苟子论《诗》。即“《诗》、《书》之博”与“《诗》、《书》故而不切”是否真正矛盾,及何为荀子提出“善为《诗》者不说”的意会读《诗》法。     

郑玄《诗纬》学论略

以汉代经学大家郑玄《诗》学研究为考察中心,从其现存的《毛诗郑笺》及辑佚的《毛诗谱》、《六艺论》对《诗》的论述中去寻绎《诗纬》的客观存在。郑玄笺注《毛诗》,虽"以宗毛为主",但对三家诗的引用时有,对纬书及《诗纬》的引用亦有。同时,《毛诗谱》解《诗》还部分吸收了《诗纬》解《诗》的方法与内容,并在《六艺论》论《诗》中直接引用《诗纬》论《诗》之"五际"、"六情",从细节处揭示了郑玄对于《诗纬》的吸收与运用,也彰显了《诗纬》对于汉代《诗》学的影响。     

荀子引《诗》论《诗》刍议

文章就《荀子》中引《诗》和论《诗》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分析了《荀子》引《诗》中《雅》居多的原因;浅析了荀子论《诗》.即“《诗》、《书》之博”与“《诗》、《书》故而不切”是否真正矛盾,及何为荀子提出“善为《诗》者不说”的意会读《诗》法.     

《战国策》引诗论

《战国策》引诗较少,反映了《诗》在战国时期的政治活动中并不受重视。和《左传》相比,《战国策》所引之《诗》皆为断章,引诗者自我明确引诗之义,而且常辅之以史实论证。《战国策》的引诗从一个侧面表明,战国时期《诗》、《书》的界限并非判若鸿沟,《诗》尚未形成一个完全确定的文本。     

论焦琳《诗蠲》的文学思想

焦琳《诗蠲》是清末民国时期重要的一部《诗经》研究著作.以文学性的思想来研究《诗》学是《诗蠲》的一大特点,焦琳《诗蠲》的文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文本为主、以情论诗、以意逆志、以诗释《诗》上,以文学思想解读《诗经》打破了文学与经学的藩篱,使《诗》脱离了圣人之义的窠臼,重新焕发出文学的生机与活力.     

论陆贾以《诗》治世的《诗》学观及其影响

陆贾的《诗》学观,是一种致用的《诗》学观。他主张以《诗》治世,要求以《诗》来重建与维护当时濒于崩溃的君臣、父子等人伦关系,从而达到治世的目的。为此,他提出《诗》以仁义为本;诗生于道,诗言道;而此道即仁义之道,也即是人伦之道,进而提出孔子编定《诗经》以维护人伦之道等新的《诗》学观。这些新的《诗》学理念对董仲舒、司马迁等的《诗》学产生了影响,进而影响到汉代通经致用的《诗》学观的形成。     

论魏晋时期“以《诗》为经”与“以《诗》为戏”——以《世说新语》所载用《诗》为中心

魏晋时期同时出现了"以《诗》为经"和"以《诗》为戏"两种矛盾的现象,分别体现了宗经和离经两种相反的倾向性。"以《诗》为经"表现出对《诗》的态度是尤为宗崇的,"以《诗》为戏"则显示出一种戏谑和幽默的态度,二者是不同性质的语言游戏。"以《诗》为经"显然是有汉一代经学意识形态的延续,而"以《诗》为戏"则反映了魏晋之际《诗》文化的新风貌。《世说新语》较为真实地再现魏晋史实,对上述《诗》文化面貌也有很好的记录与反映。在"以《诗》为经"的大文化环境下,"以《诗》为戏"显得相当特殊,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群体的合唱与严肃的独舞——从《创造诗丛》到《森林诗丛》的编选出版看“九叶派”的形成

从出版角度梳理了《诗创造》到《中国新诗》的过程,借以探求"九叶派"的形成原因:《诗创造》团结了四十年代中后期诗坛大部分诗人,孕育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两大诗人群。诗创造社编辑出版的《创造诗丛》是现实主义诗人群占主体,继之的《森林诗丛》则是现代主义诗人群占绝大多数,而《中国新诗》的创刊则标志着现代主义新诗派(也称"九叶派")的独舞。     

王昌龄《吟窗杂录》本《诗格》真伪考述

王昌龄《诗格》系伪书说一度影响甚广。直到《文镜秘府论》传回国内,学界才肯定了"王昌龄确实撰有《诗格》"以及《文镜秘府论》本《诗格》的可靠性,并以《文镜秘府论》本《诗格》为参照,研究《吟窗杂录》本《诗格》的真伪。考察王昌龄诗歌创作对《诗格》引诗的接受及其与《诗格》理论的相互验证,可作为《诗格》真伪考证的两种新方法。     

孔子"删诗"与《诗经》文本的经典化

西周康王时期出现以《雅》《颂》命名的《诗》文本,此后不断出现《诗》文本的编集,季札观乐时已经存在着很成熟的《诗》文本。到了孔子时代,礼崩乐坏的局面造成了《诗》文本的混乱。于是孔子收集各种《诗》文本,重新进行编集,这就是《史记》所言的“删诗”。孔子编集的《诗》文本主要以古本为依据,基本延续了季札观乐时的格局。孔子“删诗”的目的在于复兴礼乐,不过,就其所处时代及自身处境而言,这种愿望很难实现;其编集的《诗》文本主要用于教学,并在很长时间内是作为儒家经典而存在的。经历秦火之后,汉代四家诗不仅沿承孔编《诗》文本的传统,并且逐渐成为国家经典。     

论孔颖达的《诗》学体系

孔颖达从内外两个维度,建构了自己的《诗经》汉学体系:从外部看,他从《易》学那里获得方法论,以《易》象释《诗》兴,从理论上贯通《诗》、《易》;又从礼学那里获得资料来源,在实践上提高了《诗》学的地位。与《易》、《礼》结缘,《诗》学终于突围自六朝以来逐渐被边缘化的命运。从内部看,《正义》精心构筑了几乎能够涵盖一切传统《诗》学的编排体例,从而为《诗》学的统一结构了一个集大成的框架。孔颖达充分发挥《诗》的美刺作用,使《诗》学的统一最终指向政治和伦理。值得注意的是,孔颖达的《诗》学体系与朱熹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旨在尊《序》,而后者务在倒《序》。这是因为,两者的哲学基础不同,前者属于汉学,强调"诗教";后者属于宋学,强调"体悟"。     

“以意逆志,得孟子之一体”——以《韩诗外传》为例看孟子对汉《诗》经学化的影响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最先强调了读《诗》者在《诗》义阐释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这意味着读《诗》者不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诗》义;还可以通过主动推求去寻找《诗》的创作意图。而《韩诗外传》正是汉《诗》践行孟子"以意逆志"观的突出代表。《韩诗外传》对孟子"以意逆志"观的传承,不仅展现了《诗》学发展至汉代的一次飞跃,同时也证明了汉诗通过《诗》义阐释传达经世意图的经学化倾向正是由孟子导夫先路的。     

"长教碧玉藏深处,总向红笺写自随"--薛涛《离诗》辨

薛涛所写的《离诗》,是《五离诗》,而非《十离诗》。写《离诗》的原因是得罪了韦皋,而非得罪元稹。     

论以礼说《诗》与以诗说《诗》

以礼说《诗》为解释《诗经》中言礼之诗的必由之路。本文论述了以礼说《诗》、以诗说《诗》的道理，希望匡正数十年来治《诗》者讳言礼之弊     

从《沧浪诗话·诗评》看严羽的诗歌批评标准

在中国文艺美学的发展史上,严羽的《沧浪诗话》占有重要地位.全书由《诗辩》、《诗体》、《诗法》、《诗评》、《考证》构成.其中《诗辩》是全书的总纲,也是历来研究的重点.《诗评》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对《诗辩》有关理论观点的具体贯彻和重要补充,论述了历代诗歌之风格特征和艺术成就.在《诗评》中,他提出了词理意兴、诗歌之气象等问题,并把“风骨”也作为评诗的重要标准之一.     

郑樵、朱熹《诗》学传承关系考论

在《诗经》阐释史上,对毛诗序传进行系统全面清理与批驳的,首倡者郑樵,响应者朱熹;弃《序》说《诗》,以己意为之序,在解《诗》实践中最大限度地消除毛诗序传的影响的首推郑樵,继以朱熹;对《诗经》作声歌还原说解和将郑卫之诗多视为男女淫诗的同样是郑樵前呼,朱熹后应;郑樵作《诗传》《诗辨妄》,朱熹作《诗集传》《诗序辨说》。郑樵《诗》学的创新观点经朱子发扬光大,开拓了《诗经》宋学的崭新疆域。     

《礼记》论《诗》引《诗》初探

先秦之《诗》到汉代被经学化以后,其原貌日渐不清。考查先秦儒家其他典籍与《诗》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部分地了解《诗》的原貌。《礼记》称《诗》透出《诗》乐一体的礼乐文化的客观信息,《礼记》论《诗》引《诗》则一方面反映出儒家对《诗》经学化的推动作用,一方面又透露出儒家对《诗》的文学性的感受。     

北宋《诗经》研究的新气象

《诗经》研究在北宋时期得到新的发展 ,欧阳修、刘敞等人不再遵循汉唐《诗》说的旧有模式 ,他们初步对《诗序》、《毛传》、《郑笺》提出怀疑和批驳 ,并开始注重以己意说《诗》 ,《诗经》研究同政治、文学、个人感悟紧密联系在一起 ,体现了一种兼容并包的趋势 ,而且《诗》解体式繁多 ,奠定了宋代《诗》说的基本模式。     

《易林》诗歌的艺术

《易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宝库。文章在分析《易林》诗中赋、比、兴的具体而有变的运用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时也使之与《诗经》诗相比较 ,陈述了《易林》诗与《诗经》诗的关联性和《易林》诗的独特性     

孔子《诗》说探赜

孔子与《诗经》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论语》记载他整理《诗》,切磋《诗》,雅言《诗》;《史记》本传记载他删选《诗》,弦歌《诗》,传授《诗》;先秦两汉其他文献记载他品评《诗》,征引《诗》,以《诗》为据而证言证行,议人议事,等等。孔子对于《诗经》这种情有独钟的态度及其发表的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