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章句》的成书基础与章句特色

《楚辞章句》的成书基础源于王逸对民间不成系统的《楚辞》研究的归纳与总结,以及对学术界口述和文字著述两方面研究成果的吸收。王逸在章句《楚辞》时虽摆脱不了汉儒说经习气,但却表现出努力挖掘《楚辞》中"言志抒情"的创作情感的章句思想和对《楚辞》作品所体现出来的"优游婉顺"的创作格调的激赏,而这两方面也成为了他独具一格的章句特色。     

洪兴祖《楚辞考异》所引《楚辞章句》六朝“古本”考

洪兴祖校《楚辞》而撰《楚辞考异》，其中引《楚辞章句》“古本”２２条。所谓“古本”，乃指六朝时《楚辞章句》传写本。从“古本”不但可以了解《楚辞章句》文句在六朝时流传的一些情况，更可以据以校正历代《楚辞章句》文句流传过程中出现的误、衍、倒等现象。     

《楚辞章句》前十五卷的前序刘向作驳议

林维纯先生“今年于《楚辞章句》１－１５卷的前序,最有可能出于西汉后期宗 室大臣刘向之手”的新说断然不能成立;《隋书．经籍志》集部《楚辞》类小序的“（王逸）并叙而注之”与《选集注．离骚经小序》此序及《九歌》《九章》等序并王逸所作”说毫无疑义,即《楚辞章句》１９篇序全是王逸之所作。     

读王逸《楚辞章句》

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以下简称《章句》)是传世最完整而时代最早的章句体训诂著作,因此,王逸《章句》既是研究《楚辞》的最重要的材料,也是训诂学应该注意的研究对象,要全面评价王逸训诂实践的得失,深入研究王逸的训诂思想及《楚辞章句》在训诂学史上的地位,有待于方正之家。今仅就王逸《章句》的内容和价值作一点探索性的工作。 王逸《章句》体式宏大,观其大要,有释词与释句两端。请分别述之。     

赵岐《孟子章句》的释句方法

东汉赵岐的《孟子章句》是流传至今最早章句体训诂著作之一,训诂体例和方法极具代表性。解释句意是《孟子章句》最重要的训诂内容。在释句时,根据文意的不同需要,赵岐综合运用了多种方法。文章探讨了《孟子章句》的释句方法,认为其释句方法可归纳为翻译和解说两大类,每类下又可细分为若干小类。     

由《孟子》“养心说”所引发的思考

孟子思想是先秦儒家思想发展的第二个里程碑,其中"养心说"是孟子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笔者通过阅读《孟子译注》后,从《公孙丑章句上》《离娄章句下》和《尽心章句下》这些章节的文字中对孟子的"养心"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与思考,将三篇结合来看,阐释何为"养心"?养何"心"?如何"养心"?从这三个问题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体会学习孟子的思想,进而将其带入现代生活,宣扬人性道德精神。     

“普天之下”章句《诗》说遗义

《诗·小雅·北山》第二章前四句“浦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晚周的解说多异,见载于《盂子·万章上》《荀子·君子》《韩非子·忠孝》《吕氏春秋·慎人》《战国策·东周》等文籍。该章句解说之歧异成为晚周诸子《诗》说的焦点,也是比附《诗》说与本体《诗》说冲突沟合的诱因。中国诗学观念之激发,实得力于“普天之下”章句异解之推波助澜。     

浅析《中庸章句》中的训诂

在朱熹的《四书集注》中《,中庸章句》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这不仅因为他的前期思想的中和说出自《中庸》,并深刻影响了他后来心性论体系的主要结构,而且《中庸》也是他的修身功夫论的基本依据。《中庸章句》"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充分体现了朱熹的训诂理念和训诂特色。     

试论“伯林雉经”和吴刚伐桂的关系

一《楚辞·天问》云:“伯林雉经,维其何故?感(撼)天抑地,夫谁畏惧?”两问里隐藏着一个什么故事?人各言殊,谜底至今尚未揭开。自东汉王逸以来,为此提供答案的,大凡有四说: 一、王逸首创晋太子申生说,谓“伯林”即申生,言申生受谮于后母,“遂雉颈而自杀”(《楚辞章句》)。后之学者多附和王说,例如洪兴祖(《楚辞补注》)、王夫之(《楚辞通释》)、胡文英(《屈骚指掌》)等;然南宋的朱熹已表示怀疑;“旧注以     

略论吕思勉的假借理论

吕思勉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早年曾研究文字学,并著有专著四种:《章句论》、《中国文字变迁考》、《字例略说》和《说文解字文考》。吕先生的假借理论主要表现在《字例略说》中,其见解多有精辟之处,应为我们所重视。     

清陈瑑《说文引经考证》平议

陈瑑的《说文引经考证》是《说文》学中的重要著作,前人评价其仅概括为“凡《说文》之引经与今经本字同者,概不复述,其不同之字,或证通假,或明其错误,共计五百二十二条”,这是很不够的。陈瑑在《说文引经考证》中广泛引用时人的研究成果多达百余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乾嘉时期对《说文》引经问题的研究成果,同时他还阐发《说文》的体例,对《说文》版本的校勘也多有评说,这些都是书中显著的特点。     

《离骚》称“经”之考察

各家派尊其祖典为"经",乃晚周以来之旧习。《离骚》诸赋为当时人所推尊,主要还是因为其文采,以及带来的贵显,故才"世传《楚辞》"。而"汉武爱骚,淮南作传",更可证其自文景以来一直为文章之士奉为经典。正如《老子》称"经"一般,《离骚》称"经",也只是在传注说解时才称"经;"至于平时称引,也只称《离骚》。王逸注《楚辞.离骚》时命为《离骚经章句》,只是依当时注释体例,非为特意抬高其地位而加"经"的。     

论汉代经学传承中的师法、家法问题

汉初在经学传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风气：说经必遵守大师之传授,一旦某一大师被立博士后,其经说就成为师法。只要新增了博士,就意味着确立了新的师法,进而就增衍了新的章句。在对于经学师法和家法的判断上可以从博士的设立有否,章句的增衍等情况上得到区分。     

王逸《楚辞章句》语言表情形式发微

王逸《楚辞章句》有很强的抒情色彩。这与它的语言特点有关。其抒情性一方面是借助特殊的句子衔接来实现的;另一方面,语言修辞方法的多样性也避免了平铺直叙,强化了表情力。此外,语言上诗行造型特点,与对偶、排比等句式结合,形成了匀称协调、富于变化的风格,也有利于充分地表达情思。可以说王选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作为注解所能达到的抒情功能,适应了《楚辞》的“题旨和情境”。从抒情特征看,《楚辞章句》与《楚辞》本文形成了和谐、紧密的关系。     

王逸著作存佚略考

王逸著作颇丰,见（后汉书》本传的记载。但时代久远,已多散佚。除（楚辞章句》外,《隋书·经籍志·集部》著录云：“梁有《王递集住卷、录一卷,亡。”两《唐志》亦录《王逐集》二卷。《隋志·子部》又著录云：“梁有王通《正部论》八卷,后汉侍中王遇撰,亡。”（意林》录12条。又有散见于古往类书中者,姚振宗（后汉书艺文志》、顾校三《补后汉书艺文志》已辑。（北堂书抄》有王选（杜武论》快文一则,张博《汉魏百三名家集·王递集》录作《折武论》。王逸（广陵郡图经》,《文选·范城赋》往引七字,姚、顾二《志》亦已辑。王逸诗赋,…     

略论《招魂》“引言”、“乱辞”与“正文”之罅及与作者之关系

略论《招魂》“引言”、“乱辞”与“正文”之罅及与作者之关系赵东栓《招魂》是楚辞中自汉迄今聚论不辍的一篇。其聚讼的中心在于作者之争及由作者之争而引起的内容理解上的歧议。自司马迁的屈原说（见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和王逸的宋玉说（见于《楚辞章句》）而后...     

朱熹对经典文体与诠释书体的高卓适别

《四书章句集注》是儒家经学在宋代取得的辉煌文本成就。《四书》合集和集成形式的《四书章句集注》，展示朱熹推进经学新形态的大工告成。《四书》经典本文在诠释书体的阐发下成为《四书章句集注》，为儒家经学生命精神的焕发树立了新的典范。《论语》、《孟子》与《大学》、《中庸》分殊于语录体和文论体。经文本体吁求注释体制有所适别：朱熹以集注体式适用于《语论》、《孟子》；以章句体式适用于《大学》、《中庸》，适别性的诠释书体与特定经典文体结合，生成了理学时代的经学巨著。朱熹的经学实践．促进了儒家经典文本从汉代《五经》合奠、唐代《五经正义》向宋代《四书章旬集注》的里程碑式进步，开新了经文本体与注释体制关系契接与疏通的时代学风。朱熹经学实践开新的层面主要是：兼顾经注传统与现实创新，章旬集注体式分别适用经典文体，经典义理与人生日用亲和相切。     

“受屈为客卿”之“客”为王逸注原有辨

王逸注《离骚》之“帝高阳之苗裔兮”云: (楚)武王求尊爵于周,周不与,遂僭号称王。始都于郢,是时生子瑕,受屈为客卿,因以为氏。 汤先生《离骚今注》引此作“受屈为卿”(原注:“《章句》《补注》各本误作‘客卿’,此据张守节《史记正义》引王逸注校改”)。屈先生《屈原氏族考》说此同,而谓朱熹驳王逸此说未为得,其云: 王逸《章句》中“受屈为卿”一句,世传诸本,“卿”上多一“客”字,“客”字乃是衍文,张守节《史记正义》引王逸之说,即无此字,是     

《四书章句集注》洋溢着多维意蕴的学术精神

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洋溢着多维意蕴的学术精神。学术文化化民易俗是《四书章句集注》促进社会文治与民众心智的基本之功;新的时代经学开新是《四书章句集注》适应时代需求革新经学传统的学术自觉;经学大宗创设典范是《四书章句集注》生发学术示教影响的高卓源泉。朱子开新经学的学术风范及其《四书章句集注》是后世中国学问主体学习的永远楷模。     

论屈原“发愤以抒情”对后世的影响

屈原在《惜诵》的开篇便说:“惜诵以憨兮,发愤以抒情。”这不仅是理解屈原作品的症结,而且是一道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美学命题。王逸在《离骚经章句》序中说:“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朱熹在《楚辞集注》序中说:“原之为书,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然皆出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王逸从汉儒说经的习气评屈原的作品,朱熹从宋代理学家的观点评屈原的作品,虽都失之偏颇,然而有一点是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