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西学书院文学与科举教育探析

晚清西学书院产生于西学东渐和洋务运动的时代背景下,办学目的是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是对传统书院专注诗赋与八股文教育的革新.在晚清没有文化突变的时代环境下,西学书院中学教育仍是根本和基础,重视文学教育,也没有完全排除科举教育.西学书院最终变成了清末科举变革的前奏和先驱,清末科举改革造成了考试文体和内容新旧衔接的断层,西学书院的课艺成为改革后科举考试的模仿对象,成为新的场屋秘诀和新科利器.     

白鹭洲书院的历史变迁与儒学教育

白鹭洲书院为江西最著名的书院之一，由宋至清，历经六百余年。书院的建成与理学密切相关。宋明时期，书院科举、学术活动并重，其灵活的教学方式与活跃的学术思想大大推动了吉安府儒学的发展。此时理学与书院关系密切，一些理学大师的学术思想通过书院得到了传播和继承。书院制度为理学的传播与社会实践提供了保障。清中叶以后随着官方办学主动性的增加，书院的教学日益与科举考试密切相关，失去了往日的学术风气，名存实亡，进而直接导致了吉安府的学术衰落。     

晚清湖南书院的数学教育

湖南书院的数学(算学)教育始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是湖南新政事业的一部分,是湖南教育事业由古代向近代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其发展由浏阳、湘乡而及省城长沙,然后推至岳州、常德、衡州、武冈各地。由于有数学名家执掌,其组织与实施皆有较高的水平,主持其事者称算学山长、算学总教、译算山长、算学监院、算学斋长、算学教习、算学主讲、算学学长、算学分教习等。当时认为"算学原有中法、西法之分",教学中强调"学者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并习兼攻,毋庸歧视"。教学内容除传统算学经典之外,还有三角、几何、代数、曲线、微分、积分等近现代西方数学知识。本文的揭示,完全可以改变书院只教授儒家四书五经的陈旧认识。     

晚清湖北绅士与书院教育的发展

书院是中国古代独特的文化教育机构．而书院繁荣的社会基础是民间的绅士,他们兴办地方学务,既是书院创建的倡议者、书院教育的主持者,同时也是书院经济的资助者,对书院教育起了推动作用。     

西学教育与中国现代大学的起步

西学进入中国后迅猛冲击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本文主要从知识与大学发展之间的关系入手，关注西学教育在中国大学发展进程中的影响，探讨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机构书院的改造与消亡、教会大学的历史作用以及中国现代大学创建之初的步履维艰，并强调分析大学史的理论视角。     

从先秦儒学与孔子私学到宋明理学与书院教育——浅谈儒学发展与私学演进的历史性统一

儒学的发展和私学的演进是历史性的统一,两者相互影响和助力,是中国古代思想史和教育史上的宝贵财富。从儒学于先秦时创立到经学在两汉兴起再到隋唐时式微以至宋代的重建和理学的兴起,儒学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私学的演进;从孔子私学到两汉精舍再到魏晋玄谈、隋唐禅修以至宋代书院,在儒学兴与衰的几个关键转折之处,私学起到了重要的助力作用。     

晚清湖南书院科技教育发展始末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社会的转型和西学的输入打破了书院专事儒学的局面,在书院讲授自然科学知识成为很多新、旧书院的选择。作为书院发展较为兴盛的湖南,在这场变革中表现较为活跃。无论是新式书院在致力实学、造就人才方面的努力,还是旧式书院在改课更章、崇求实用方面的改革,无不彰显了湖南书院在实施科技教育上取得的成就,也从一个层面折射出湖南教育近代化的曙光。     

论近代中国教育变革与儒学之发展

在近代中国,教育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革。近代教育变革实际上就是东西文化碰撞交融的过程。作为本土文化代表的儒学原本一直是中国古代教育中的核心内容,但在近代教育变革的过程中,西学逐渐取代了儒学原来在教育中的位置,而儒学逐渐失落、消退,直至退出教育这个历史舞台。     

儒学的现代化与儒学的现代意义

本文认为，儒学对现代社会发展仍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研究儒学的主要任务在于科学地揭示它的现代意义，但是，揭示儒学的现代意义只是儒学现代化的一个侧面，不是儒学现代化的全部内涵，更不是儒学的复兴。儒学研究的现代化不是儒学的现代化，儒学研究的复兴不是儒学的复兴。     

晚清直隶书院改制研究

书院作为中国传统的教育机构,在清代中期以后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由于政府在管理和经费等方面的干预,书院教育僵化、陈腐,严重缺乏生气。近代以后,清政府兴办洋务,传统的书院教育难以培养学以致用的人才,书院改制势在必行。当时天津、保定等地的著名书院都相应地做出举措来应对社会转型时期的教育变革,为近代直隶教育的纵深发展做出贡献。     

中国传统书院与现代自由教育

随着西方近代以来的学科分化,大学教育也日趋专业化,乃至于职业化,培养出来的是某种“产品”而不是一个人格整全的人,西方的教育学者因而提倡自由教育与通识教育。但自由教育产生的是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公民,并不能真正培养中国社会所要求的人格健全、道德高尚的学生。中国传统书院以传授儒学为主,与现代自由教育有同有异。本文认为书院所要传授的儒学与现代自由教育品性不合。现代的大学与现代的自由教育相适,儒学在现代大学中的处境并不乐观,因而现代书院于儒学复兴任重而道远。     

晚清浙江书院教育的变革与传承

清末"新政"时期,浙江书院全部被改为学堂,但书院作为一种教育机构并未消殒.例如天目书院的创建延续了书院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独立研究能力的办学理念.     

清代书院的儒学传播对士人的影响

清代书院的儒学传播对当时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士人群体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对社会上层的官僚士大夫而言,培养了他们的书院讲学情结、儒学信仰、道德情操和行为模式;对社会中层的知名学者、普通官吏而言,影响到他们的治学风气、教育方法和理念乃至施政方略;对社会底层的民间士人而言,有利于他们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以及民间儒学风气的普及和形成.而这些反过来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书院儒学传播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古代书院与儒学教育——以宋明书院对理学的推进为例

我国古代书院教育在宋、明两朝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随着封建集权的加强,书院虽一度成为封建王朝的教化工具和封建官僚的培养机构,但书院相较于宋、明的官学教育而言,有着更为自由的学术精神和学术气象,宋明理学在书院教育的推动下,在思想控制极其严格的封建社会中后期反而获得巨大的发展.这些发展得益于书院聚集了大量的儒学大师和典籍、建立了完善的教育体系、创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和传统.     

新儒学对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启示

新儒学在现代条件下重新肯定儒家的价值系统,强调中国文化的民族精神,力主返本开新;强调传统文化中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的一面,力主弘扬传统文化;强调哲学的超越功能,力推道德理想主义。这给我们有益的启示：我国教育现代化,必须立足于中国的民族教育,吸取西方教育的精华;必须积极地革新传统文化,批判地继承;必须以育人为本,加强人文主义教育     

文山地区清代儒学教育发展述要

文山地区清代儒学教育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府学、书院、义学的创设,并形成了一个涵盖初级教育和中级教育的教育体系;通过政府经办和个人的捐助,解决了办学经费,维持了学校的正常运转;培养了一批本地士人群体,以此为载体,传播了内地较为先进的文化。促使文山清代儒学教育得到发展的原因,大致有:一是清政府重视教育、特别是重视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的大环境;二是地方官员的重视和积极举办。他们一方面从观念上大力宣传和倡导,同时积极解决办学的经费来源;三是移民的增加、经济的发展对教育的促进。     

论晚清传教士林乐知的西学书刊翻译

晚清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为在中国广泛传播西学进行了大量的翻译活动,他的西学书刊翻译在来华的众多传教士中出类拔萃,促使中国人改变传统思想,推动晚清社会的变革,对晚清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林乐知的西学书刊翻译在译名的处理上主要是"旧瓶装新酒",辅之以创造新名词,对原文的增删服务其特定目的,采取的是当时传教士普遍采用的西译中述这种特殊的协作方法。传教士的西学传播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种特殊现象,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研究林乐知的书刊翻译,无疑有助于进一步了解那一段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并对今天的人们有所启发。     

论晚清书院教育的多元性征——以王闿运与同期其他山长书院教育之比较为例

在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背景下,晚清时期的书院教育也经历着变迁,出现了传统型书院与新型书院并存的局面。王闿运、黄彭年、吴汝纶、王韬均曾为书院山长,但他们主持的书院教育却显现出有同有异的交错之相。四位书院山长的教育宗旨均为实现救亡图存培养有用之才,在教育内容上亦都改变了惟科举是务的取向,增加了实学的比重;除却相同的趋向之外,四位山长书院教育的相异之处也甚为明朗:王闿运、黄彭年、吴汝纶的书院教育虽均属传统型书院教育,但在教学内容的设置上却各有侧重,王闿运注重经学,黄彭年重视朴学,而吴汝纶已在教育内容中融进了西学。王韬的书院教育则属于新型书院,与传统型书院比较,在教育内容上更注重对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教授。晚清时期这种传统型书院之间、传统型书院与新型书院之间的异同,较为鲜明地展示出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书院教育的多元性征。     

浅析儒学在晚清衰落的原因

儒学真正的衰落是在晚清 ,其原因主要是它脱离现实、划地为牢 ,以及西潮的冲击。但从根本上说 ,儒学的衰落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 ,是进步的体现。     

古代书院与现代研究生教育

书院是我国古代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在其曲折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许多重要制度,如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以励品行,非以弋功名、各用所长,因材施教及讲会制度等,不仅对当时社会政治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而且对现代研究生教育也具有极大的启示,亦可为我们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