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五四”时期诗歌翻译选材及策略

郭沫若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的一代巨匠,也是诗歌翻译和创作领域的先锋泰斗。他不仅开译诗浪漫主义之先河,更创造性地提出＂风韵译＂和译者主观感情投入等诗歌翻译策略。从诗歌翻译的特点出发,探讨时代背景和个人情感对郭沫若翻译选材和策略的影响。     

从优美亲切到豁达质朴——论郭沫若文艺性散文风格之流变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郭沫若的学术研究是丰富而博杂的。他的文学创作除了诗歌和历史剧,还有大量的散文创作。以往人们对郭沫若以《女神》为代表的诗歌和以倔原》为代表的历史剧的评论研究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对郭沫若散文的研究却一直局限于单篇赏析、部分作品赏析或对整体创作的综述,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     

郭沫若早期诗歌创作中的"青春写作"特征

"青春写作"是郭沫若早期诗歌创作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特征,也是人们欣赏、解读郭沫若早期诗歌的一个重要切入点."青春写作"不仅仅标志了诗人写作自己最为优秀诗歌时的一种年龄,而且也准确地揭示了诗人诗作所内含的生命状态以及呈现这种生命状态的独特话语言说方式.所以,它是诗人郭沫若贡献于中国新诗的一笔宝贵财富.     

概念隐喻视角下郭沫若诗歌语篇连贯性分析——以《凤凰涅槃》为例

本文运用George Lakoff和Mark Johnson的概念隐喻理论来分析郭沫若《女神》中的《凤凰涅槃》和郭沫若使用这些隐喻的用意,认为隐喻在诗歌语篇连贯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近代中国几种诗歌翻译思想综述

诗歌是文学中我们日常接触最多的也是最有魅力的部分之一。本文力图探讨近代中国的几位诗歌翻译大师的翻译思想:从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的品质观、创作论到王佐良的选材观和社会关联说再到许渊冲的"三美"说、"三化"论、"三之"论,这是一个不断继承和发展的过程,我国的诗歌翻译,无论是英译汉,还是汉译英,正在健康地发展。     

谈所谓“××现象”及“郭沫若现象”的“偏至”——纪念郭沫若诞辰110周年

80年代出现的所谓“思想进步,艺术退步”是现当代文学发展中带有“偏至”性的“普遍化現象”的批评,是一种“偏至”批评。对被指责的所谓“老舍现象”、“茅盾现象”有其片面性。对被重点指责的所谓“郭沫若现象”,作者认为应根据广义的“诗学”原则认识郭沫若创作发展,他不仅在初期以诗歌《女神》显示出文学“高峰”地位,而且在中后期又以历史剧显示出文学“高峰”地位。对其中后期诗歌也应实事求是评价。     

郭沫若前期文艺思想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郭沫若从1914年接触泛神论哲学,形成自己的泛神论思想,到1926年南下广州参加北伐之前,彻底抛弃泛神论思想的唯心观点,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改造了泛神论思想的唯物观点,确立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基本上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把他这个阶段的文艺思想,称为郭沫若前期的文艺思想。在这个阶段,郭沫若除以主要精力从事诗歌、小说、历史剧的创作外,同时还对文     

浅谈郭沫若对古文字学研究的贡献

郭沫若不仅在诗歌、戏剧、书法等领域的创作举世瞩目,在历史学与考古学、古文字学领域,贡献也十分突出。他在语言文字领域研究的成就,突出地体现在古文字学上,尤其是甲骨文、金文和石鼓文方面,是我国20世纪杰出的古文字学家。     

表现自我:郭沫若早期散文化抒情小说的艺术功能

我并不想把郭沫若小说创作的思想、艺术成就置于他的诗歌和历史剧之上,因为这不是事实,自然不会得到人们的认同。但是在对郭沫若小说的研究中存在着一种理论观念与作品实际以至作家的审美追求“错位”的现象,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种“错位”现象主要表现在:以“再现论”的小说创作论来评价以“表现说”为其理论基础的小说创作;以传统的叙事型的小说模式来要求现代散文化的抒情小说;以现实主义的尺度来衡量浪漫主义的作品。其结果,不但压根儿抹煞了郭沫若抒情小说的基本功能和艺术特征,而且更甚者还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因为郭沫若的笔太直,不曲,所以他是没有做小说家的资格的。     

郭沫若历史剧学术讨论会综述

由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和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联合召开的郭沫若历史剧学术讨论会,于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在西安举行。出席讨论会的有史学和文学方面的代表,共三十余人。会上,除讨论史剧和史实、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等一般理论问题外,着重探讨了郭沫若浪漫主义历史剧理论和创作的基本特点、郭沫若历史剧的历史评价、郭沫若历史剧     

中国传统文化对郭沫若诗性气质的影响

郭沫若的浪漫主义诗性气质是显著的,但郭沫若诗性气质的形成,历来有不同的看法。针对有些研究者提出的,郭沫若的诗性气质主要受外国诗人的影响,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郭沫若诗性气质的形成主要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     

郭沫若历史剧讨论会在西安举行

由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和我校中文系联合召开的郭沫若历史剧讨论会四月十四日至二十日在西安举行。这次会议是文学工作者与史学工作者结合一起共同探讨郭沫若历史剧创作与历史剧理论的一次尝试。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在对郭沫若历史剧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与此同时,在对他的某些具体作品和历史剧创作理论的看法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尤其是在对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关     

郭沫若与天才论

天才在中西文论中都算得上是核心的概念和范畴.郭沫若对天才问题也有着持久的关注和研究,其“天才情结”不仅指向他青年时代的理想和追求,更与其文艺主张、教育观念等紧密相连.郭沫若对天才的理解是中西合璧式的综合把握,客观科学而富有启发性,但由于天才问题的复杂性和种种历史原因,目前人们对郭沫若的天才观的理解仍处在他所批评的“赞”...     

一本系统研究郭沫若史剧理论的专著

近来年,在郭沫若研究领域里先后有一批引人注目的成果出现,但关于他史剧理论的研究,除有一些论文发表外,尚未有一部专著问世。我校中文系傅正乾副教授撰著、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史剧·现实——郭沫若史剧理论研究》一书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里的一项空白,是我国研究郭沫若史剧理论的第一部较为系统的专著。该著最突出的特点是其在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全面系统性上。众所周知,郭沫若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史剧创作家,同时也是一位思想丰富的史剧理论家。他史剧创作上的贡献在现代无人匹比,但在史剧理论方面却没有一部系统的专著。研究郭沫若的史剧理论,必须从大量散见的文章、讲演、书信等并结合刨作实践去发见和总结。该书著者经过多年的细心研读,在掌握尽量齐全的资料的基础上,归纳出了郭沫若史剧理论的十多个重要问题,作出了较为详尽的论述。这些问题包括历史剧的基本性质、处理历史题材的基本原则、史剧创作方法、历史悲剧观、史剧民族化、史剧语言、艺术构思与创作心理的关系、戏剧艺术手法等,比较全面地显示了郭沫若史剧理论思想的丰富内涵。不仅如此,作者还进一步找到了郭沫若“史剧理     

安得翻译双全法，不负原创不负卿——浅谈郭沫若翻译思想

郭沫若是中国著名的作家、诗人、戏剧家、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又是杰出的翻译家,兼修东西思想文化,一生译介了大量的外国文化科学著作。处于一个社会动荡,新旧文化交替的年代,郭沫若无论是诗作还是译作都充满热情和力量。作为五四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先驱,郭沫若的翻译思想,如“处女媒婆”论,“创作论”“风韵译”等,一度在中国译界掀起了译海微澜,对后来的翻译思想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诗与剧的高度融合——曹禺与郭沫若剧作比较谈

无论有着诗人气质的曹禺还是诗人的郭沫若,他们在创作剧作时的心态都接近于诗的创作心态,这便是艺术的直觉在创作中的主导作用。情绪的推动,情感的迫切需要这种诗人的艺术直觉在禺和郭沫若的剧作创作中有着相似的表现,使曹禺剧作充满了诗意、诗味、诗情;使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成为诗的延伸,诗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在诗与剧作的融合处,曹禺和郭沫若的剧作产生了某种契合。     

郭沫若研究的新拓展——读《文学家郭沫若在日本》

在“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研究中,郭沫若研究的成果之多,仅次于鲁迅研究而后与茅盾研究相当了。但“郭沫若”领域里,有一个极重要的课题在过去却未引起应有的注意:郭沫若文学生活和创作与日本文化的关系。郭沫若从     

在记忆与反思中守望文学——论流亡时期诗人郭沫若的自传写作与理论思考

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除写作大量历史学、古文字学著述外,其文学创作及著述也相当丰富,其中自传的写作是最主要的方面。郭沫若自传的最大特点是在落笔时就力图从个人经历去反映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和脉搏跳动。除自传外,小说创作和文学理论的著述亦值得关注。由1935年到1936年多篇历史小说结集的《豕蹄》成为他该时期文学创作的代表,而伴随着《豕蹄》的创作,郭沫若也形成了自己的小说创作理论——关于典型的理论。郭沫若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脱却了从日本无产阶级运动中去机械搬运理论主张的方式,贯注着个人深入独到的思考,成为他后来形成系统的历史剧创作理论和关于悲剧的美学理论的前奏。     

郭沫若妙语联句

郭沫若小时候,一次和同学一起偷吃了和尚庙里的桃子,被老师发现,老师在对学生大加训斥之后说:“我出一上联,能对出下联者,免罚。”他出的上联是:“昨日偷桃钻狗洞,不知是谁?”郭沫若略一思索,马上写出下联:“他年攀桂步蟾宫,必定有我。”老师看了很高兴,认定郭沫若日后必是奇才。 1962年秋天,郭沫若到普陀山游览,途中拾到一个笔记本,见扉页上有一联:“年年失望年年望,处处     

浅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婚恋的矛盾性--以鲁迅、郭沫若为例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鲁迅和郭沫若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一方面提倡婚恋自由,抨击封建伦理道德体系;另一方面却不自觉地践行传统婚姻模式。本文以鲁迅、郭沫若面对婚恋时的言行矛盾为切入点,在对深层原因的分析中,揭示五四时期婚恋自由观的矛盾性和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