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卒年及死因考释

司马迁究竟死于哪一年,《汉书·司马迁传》没有记载,后人或曰“绝不可考”(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或曰“大约在公元前八十六年以前”(郑振铎《中国文学史》).其实司马迁之死,以及如何而死,并非不可确知.司马迁因李陵案惨受腐刑之后,虽为中书今,可谓“尊宠任职”,但是由于和宦者同官,也就仍是一个极大的侮辱.其时司马迁悲愤     

论李斯入秦与李斯之死——与奚椿年先生商榷

1 .李斯由楚入秦 ,并未有背叛楚国之嫌 ,而是当时极为普遍的“士无定主”社会风气的体现 ,而李斯入秦 ,正是李斯不甘没世无闻 ,积极建功立业 ,为实现理想和抱负的进取之举 ;2 .李斯也并未背弃荀子的学说 ,而是对荀子之“帝王之术”在结合秦具体实际后的发扬光大 ,从实践上发展完善和印证了老师的理论学说 ,李斯的成就 ,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荀子学说的胜利 ;3.李斯对韩非的所做所为 ,是与其统一六国的方略相一致的 ,是李斯以国家利益为重 ,以统一天下的重任为己任的不得已之举 ;4 .“焚书坑儒”、反对分封、推行郡县制 ,实行思想文化上的高度统一也是封建社会的本质决定的 ,是封建社会思想统治的需要 ,而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李斯为迎合始皇专制独裁的心理使然 ;5.李斯上书申辩 ,合情合理 ,无贪臣下之功之嫌 ;6 .李斯之死 ,是政治斗争失利的必然结果 ,并非罪有应得 ,或物极必反的规律使然 ,对李斯这样一个终生投身于政治的政治家来讲 ,死于政治斗争 ,是死得其所 ,亦无可厚非     

论李斯之过

司马迁作《李斯传》，以“竟并天下”，“竟亡天下”为前后关锁，认为李斯于秦之功过正好两相抵销。但是，考清史实，李斯之过量罪不可恕，而把案亡天下的责任全部倭之于李斯，又欠公允。历史是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的，既不能以一人兴邦，亦不能以一人亡国。     

在灵魂深处与人间关系中透析屈原悲剧

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满怀感伤地写出“于是怀石,遂自投汩罗以死”的悲剧之后,紧接着严肃而简要地叙述道:“屈原既死之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如果我们略微思考一下这紧密相连的两节文字之间的关系,就会觉得,司马迁是有意将屈原之死与楚国之亡连接到一起,而且几乎是将前者视为后者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颇为引人深思的。从历史的发展趋势来说,楚为秦国所灭,并非一个屈原可以逆挽,其时其势,本有许多复杂的因素在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在诚能以自己的“一家之言”“通古今之变”的司马迁看来,屈原的个人悲剧中,已经包含了许多楚国…     

《推销员之死》：一个小人物的性格悲剧

《推销员之死》的主题不是批判“美国梦”,主人公威利·洛曼的梦不等于“美国梦”,他的悲剧不是因为社会压迫和摧残而导致的社会悲剧,而是由于性格弱点造成的性格悲剧。《推销员之死》的成功在于淋漓尽致地揭示了一个小人物的真实生活和灵魂而引起人们的共鸣。     

司马迁身世研究综述

有关司马迁身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受宫刑原因及死因等问题的探讨上。对司马迁受宫刑原因的探讨,有自请宫刑说、“沮贰师”“诬上”说、“沮贰师”“诬上”为次因与“文字狱”为主因说、绝对君权下的牺牲品说、非武帝示意系狱吏加罪说、思想性格悲剧说等。对司马迁死因的探讨,有获罪致死说、自杀说、自然之死说等。     

以道家为根基 以儒家为主干——论司马迁的政治思想体系

司马迁的政治思想体系是什么?这是司马迁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虽然自班固本之其父提出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观点而后,历代评论者对司马迁的政治思想体系都有所探究,但大都是从表象上来看司马迁是属于道家还是儒家,亦或是杂家或史家,也有人提出司马迁思想结构组合论。如何从总体上恰当公允地把握司马迁的政治思想体系,仍然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探讨。我认为,如果把司马迁的政治思想体     

试论司马迁与任安的关系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向被称为千古奇文,曾引发史学家们对司马迁与任安关系的极大兴趣。千载之下,人们无不为他《报任安书》中激越奔放的气势与情感所激动所感奋。文中“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一语也广为传扬。信是司马迁写给任安的,人们便自然而然地认为任安是司马迁的朋友。《史记》研究专家程金造先生的《史记管窥》曾以十分动情的语言来描述司马迁与任安的关系,“司马迁对知友不幸之遭遇,一片痛惜难言之情”,在“涉旬月,迫季冬”中,“六字吞吐,低回哽咽,真是对知友的无限悲痛,含涌在内”。《史记》研究权威张大可先生亦…     

楚怀王的悲剧

楚怀王是走投无路死在秦国的。他的“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的故事,“兵挫地削,之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的结局,实在是一幕历史的悲剧,司马迁总结这一幕悲剧的教训,一语中的地指出“此不知人之祸     

从《赵正书》等出土文献看司马迁的秦史书写

《赵正书》与汉代以前“小说家”所具有的“言辞浅陋、内容荒谬、托古言事的寓言”等特征并不相符，是否为“小说家言”并不能否定《赵正书》作为“宝贵新史料”的事实。《赵正书》李斯狱中“七宗罪”上书当为《史记·李斯列传》李斯狱中“七宗罪”上书的上位材料，从中可以窥见司马迁秦史书写中的“文本控制”情况。而司马迁对同一事件书写所依据材料的不同，“言优雅者”未必是真实可靠的材料，由此所带来的“文本失控”状态可能掩盖了一些历史真相。     

说"苛政猛于虎"

柳宗元《捕蛇者说》中的“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句出自《礼记·檀弓下》,原文如下: 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论司马迁悲剧思想

从《史记》的具体叙事与“太史公日”中，可以概括出司马迁所认为的各类历史人物悲剧产生的原因，共11类，总结出司马迁是如何从社会与个人性格两方面来分析悲剧发生的原因的。由之得出司马迁的悲剧思想的独特性。     

“仓中鼠”哲学的悲剧──读《史记·李斯列传》

“仓中鼠”哲学的悲剧──读《史记·李斯列传》张永刚（河套大学文科部）秦始皇兼并六国。一统天下，成就帝王大业，李斯自然功不可没；秦国＂严威酷刑＂，民不聊生，以至二世而亡，李斯也实在是罪责难逃。至于李斯本人，最终落得受五刑之祸，灭三族之灾的悲惨结局，尽管...     

浅析李斯的《谏逐客书》

李斯是战国时期楚国上蔡人，年轻时做郡中管文书的小吏。一次，李斯见到吏舍厕所中的老鼠多吃秽物，又常受人、犬的惊扰，而谷仓中的老鼠都吃粮食，并住在廊之下，安然自得，因此感叹说：“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①这种以生活环境决定人生价值的观点、促使他去追求能享有荣华富贵的美好处境。李斯看到秦国历来争战获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料定不久的将来，秦国必将吞并六国，称帝而治。秦国是李斯理想的“粮仓”。李斯认为人生在世，“诉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     

晁错之死——时代压迫下的个人悲剧

关于晁错的死因,历代评述不少,司马迁认为晁错是急于报私仇而反被其祸,有人认为汉景帝误听馋言而腰斩晁错。这些评述各有其道理,但是晁错之死不是单一因素所致。晁错被杀,有其思想、性格因素,同时他也是汉景帝为平叛乱的牺牲品,更是中央和诸侯之间矛盾的牺牲品。晁错之死,是个人性格与时代综合因素造成的悲剧。     

《晏子不死君难》译评

〔原文〕崔武子1见棠姜而美之,遂取2之。庄公通焉。崔子弑3之。晏子4立於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归乎?”曰:“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5,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     

金本《水浒传》与原著的悲剧意境

胡适认为：＂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念,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王国维在评论小说时便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可以说中国文学里呈现的是“静态的悲剧”。     

以仁爱之心批苛暴之政——从《礼记·檀弓》到《捕蛇者说》《新丰折臂翁》

《礼记·檀弓下》记载了一个故事: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扶着车前横木)而听之,使子贡(孔子弟子)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很像有深重的忧伤)者。”而曰:“然。昔者吾舅(公公)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记住)之,苛政猛于虎也。”这可能是孔子在出游途中所经历的真实一幕。这位住在泰山旁边的乡村妇女,公公、丈夫和儿子三代都死于虎口,但是她却不愿意离开这里,因为住在这里可以逃避苛暴之政。孔子听完这个故事,告诫弟子要记住“苛政猛于虎”的道理。…     

巫蛊之祸与司马迁卒年问题考论

面对巫蛊之祸所上演的父子交兵、骨肉相残的惨剧,司马迁会为戾太子的无辜罹难而感慨叹息,也会为好友任安、田仁的悲剧而心伤神摧,但若说戾太子之死使他深感拨乱反正无望,便通过《报任安书》向汉武帝宣战而慷慨赴死,则是不符合司马迁思想实际的。对巫蛊一案史实的全面把握,对司马迁与戾太子之关系的深入了解,以及对《报任安书》的认真解读,是认识司马迁卒年问题不可或缺的思想前提。袁传璋先生所谓《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十一月,所谓司马迁暴卒于征和二年季冬,实属臆测而不能成立。     

时政热点的“历史观照”——以“世博热”为例

时政热点必然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但不同的个人或群体关注的角度和重点是不相同的。一般说来,政治界人士更多地关注时政大事对政治的影响,经济界人士主要关注时政大事对经济的正面或负面影响,而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历史研究者、历史教育工作者、历史爱好者以及高考历史试题的命制者等则往往是从历史的角度（亦即从历史与现实相联系的角度）去关注时政热点。这种关注可称之为时政热点的“历史观照”或“史学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