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视野下的讯问制度改革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讯问制度的设计上过于侧重保障公权力查明真相的职权,使得犯罪嫌疑人沦为诉讼客体,刑讯逼供正是二者的权力权利失衡的必然产物。近年来多起因刑讯逼供造成的冤假错案的爆发使当权者正视这一立法顽疾,在今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以下简称刑诉修正案）对讯问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赞扬批判之声共存。本文将简单介绍我国现行的讯问制度,分析草案对讯问制度的修改内容,就草案引发的争议陈述自己的见解,并借域外讯问制度这块他山之石,提出进一步的改革构想以更好地预防刑讯逼供。     

论“社会危险性”在逮捕中的适用

对作为实施逮捕必要性条件的＂社会危险性＂给予明确界定,是新刑诉法关于强制措施规定的重大改进。刑事诉讼法对社会危险性的规范化规定,不仅对在适用逮捕时正确理解、合理认定、准确把握这一条件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防止逮捕权滥用,实现保障人权和确保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亦有关键性作用。     

对审讯中使用威胁、引诱、欺骗方法的若干思考

我国《刑事诉讼法》及“两高”司法解释中规定,严禁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一经查实,则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但在具体司法实务中并非所有欺骗、威胁、引诱的审讯方法都损害供述的正当性,也并非所有的欺骗、威胁、引诱的审讯方法都会导致虚假口供,即这些审讯策略也有一定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笔者通过比较研究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在审讯中刑讯逼供是绝对禁止,对通过刑讯逼供获取的口供也应当予以绝地排除,但在司法实务中的审讯不可避免地带有欺骗的成分,威胁、引诱的审讯方法,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应该具有一定的容许度。     

河南省辉县市法院电子证据认证情况的调查报告——以刑事诉讼案件为例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首次将"电子数据"纳入刑事诉讼法定证据范畴,与视听资料同列为第四十八条所列举的第八种证据种类型。这一立法规定不仅进一步丰富了证据的外延,也是对计算机与互联网络技术在经济社会生活中普及与重大作用作了积极的回应,同时也对法院的认证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论刑事诉讼法大修的使命及争议

目前,对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存在一些争议,应该在加强人权保障的同时,不减弱对犯罪恶行的惩处力度.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及衍生法规由于在存在多处概括笼统的问题,因此实际操作中极易出现理解偏差和执行不当的情况.就此问题,笔者认为及时调整和修改刑事诉讼法概括不清的相关条文,是有效打击和惩治犯罪,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保障公共安全朝着良性方向发展的有力保障.     

重复鉴定的“是”与“非”——以证据法的价值支柱为视角

针对刑事诉讼中的鉴定活动的理论研究现状,以及司法实践现状,本文将以刑事司法实践为基础,努力总结刑事诉讼中的重复鉴定现象带来的各种问题及有益经验。在前人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和我国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以现行鉴定制度为基点,结合当前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进程和刑事证据制度的前沿研究,对重复鉴定问题作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并且借鉴国外先进立法及各地区的试点成果,结合我国当前的改革步伐,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出台为契机,进行适用性论证或者对策性研究,从而提出自己的观点及理由,以彻底解决我国刑事领域长期存在的重复鉴定问题。     

谈刑事诉讼中律师诉讼权利的保障

1997年7月1日,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颁布实施。新刑事诉讼法较好地总结了十几年来刑事司法实践的经验,切实解决了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体现了民主化、科学化的特点,增强了可操作性,顺应了世界诉讼发展的总趋势。律师,作为社会的法律服务工作者,是刑     

审查逮捕制度刑罚标准研究

新刑诉法修改后,对逮捕条件和逮捕程序进行了完善,强调在逮捕条件中的重视逮捕必要性的审查,引入了审查逮捕中听取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意见的制度,初步建立了诉讼化形态的审查逮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检察机关为了贯彻执行新刑诉法"少捕、慎捕"的理念,在盗窃罪这一案件类型的逮捕过程中"不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直接不予逮捕,在逮捕条件的刑罚条件的把握上仍存在一些问题。     

论正当防卫的限度

正当防卫的限度在法学理论学界和司法实践均有争议的问题,本文主要以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来研究正当防卫的限度及特殊防卫权。这对如何认定特殊防卫权具有重要意义。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解与适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法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对于保障我国刑法的完整性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目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备受重视,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等多部法律中都有体现.但是这一问题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有诸多问题,主要是源于司法工作者对此理解不同.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意义、内容、目标排除标准可推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有效实施,从而保障人权,实现司法的公正性,促进社会和谐.     

论老年人犯罪刑事诉讼程序——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下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做出了特别规定,体现出法律对未成年应有的关怀。但相比而言,《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老年人犯罪诉讼程序做出特别的规定,未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贯彻到对老年人犯罪的追诉程序中。故本文将着重探讨在老年人犯罪的刑事诉讼程序中如何具体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对速裁程序适用条件“认罪认罚”含义的探索

2018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速裁程序的启动条件是认罪认罚,但目前,认罪认罚的概念却不清晰,且缺乏法律文件的明确规定。因此,应加强对速裁程序的适用条件即“认罪认罚”的含义的研究。     

探析对检察环节当事人和解诉讼程序的理解适用与完善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创建的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是一种重要的诉讼理念,对刑事检察工作的改革创新有着积极作用。本文从检察环节适用当事人和解诉讼程序的视角,对当事人和解诉讼程序的理解适用与完善进行探讨,以期对实践适用有所助益。     

单位犯罪若干问题探析

修订后的新刑法在总则中增加了对单位犯罪有关问题的原则性规定。本文根据我国刑法典有关单位犯罪的规定,结合有关司法实践。对目前学术界关于单位犯罪的界定、单位犯罪的立法、单位犯罪的主体等若干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细致且富有现实价值的探讨和分析.以期对司法实践中关于单位犯罪的认定与处罚有所裨益。     

检察案件系统化管理推进被害人权益保障研究——以《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尊重和保障人权”为视角的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个案为例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事诉讼法》,并通过一系列相关条文的修改增删,进一步加强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基本人权和诉讼权利的保护,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在保障人权方面的巨大进步。本文通过对部分刑事案件发生后,由于被告人1无力赔偿或者躲避赔偿,致使被害人生产、生活陷入困境,由此引发的涉法、涉诉上访或报复性犯罪进行调研分析,提出:通过采用全面系统的权利、案件进展告知、科学主导诉前保全、稳妥推进被害人参与案件量刑建议、合理引导媒体、探索被害人参与刑罚执行及司法救济等多个检察机关案件系统化管理介入被害人权益保障新途径,使被害人在参与刑事诉讼的过程中,表达其合理的要求和愿望,通过公正的程序,化解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的矛盾,维护被害人合法民事权益,起到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维护社会和谐的效果。     

试论刑事诉讼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及立法对策

证人出庭作证是确保司法公开、公正的基本措施。本文通过对现行《刑事诉讼法》中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规定的不足进行分析,以期探讨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更好地发挥证人证言在刑事审判中的作用。     

论我国死刑复核程序中的强制辩护制度——兼评新《刑事诉讼法》第240条

死刑复核程序是对死刑案件被追诉人设置的一个特殊的救济程序,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死刑复核程序作出了修改,使死刑复核程序呈现了诉讼化的倾向,但是对于死刑复核程序中的律师辩护没有过多涉及,因此有必要在借鉴我国台湾地区强制辩护制度的基础上,在死刑复核程序中构建强制辩护制度,以使辩护人在死刑复核程序中真正发挥作用,实现死刑复核程序权利救济的功能。     

国际人权法视野下的审前羁押程序研究

审前羁押是拘留和逮捕措施的自然延续,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判决生效前被剥夺自由的状态。审前羁押并不是我国法律上的概念,而是借鉴了西方国家的称谓。国际人权法基于保障人权的原则,对审前羁押的条件、程序、救济措施等提供了相应的标准,值得我国充分借鉴吸收。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强制措施一章的内容作了重大修改,在细化逮捕条件、防止刑讯逼供等方面值得肯定,而在司法救济、明确审前羁押期限、完善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等方面还值得进一步探索。     

新刑诉法下监视居住在经济犯罪案件侦查中的适用探析

新刑诉法对监视居住进行了重大修改和重新定位,并对监视居住的具体适用作了明确规定,但能否利用监视居住措施来为侦查破案服务却备受争议。对经济犯罪案件嫌疑人积极适用监视居住措施,将为经济犯罪案件的侦查带来新契机,同时也可为转变当前经济犯罪侦查模式及获取线索、证据提供新的思路、手段和方法。     

浅议我国现行公诉方式的改造

为了与控辩式庭审方式相适应,阻断庭审法官预断的形成,我国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取消了全面审查原则,在公诉方式上采用所谓的"复印件主义"。这一修改在实践中不但没有实现其立法设想,反而滋生出了许多新的弊病。因此,我们应当借鉴国外立法并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对这一公诉方式进行必要的研究和合理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