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起法律文化历史的记忆 --从法律文化角度解读《唐律疏议》

从法律文化的角度对<唐律疏议>进行文本解读,指出其包含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两个基本特征,即由礼所实现的道德法与实在法之间的统一性和古代律学在法律方法论上对于内部解释与外部解释的兼顾.     

中国古代天理、国法、人情之我见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在法律之林独树一帜,"天理"、"人情"、"国法"之交融是其表征之一.分析其成因,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无疑对我们今天的法制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南诏国刑罚方式论析

中国古代的刑罚在经历了象刑、旧五刑到新五刑的发展之后,到唐律已形成了完备的刑罚体系和量刑制度.南诏国的刑罚方式则深受中原法律文化和法制传统的影响,并在大量移植其相关规则的同时,根据自身特点和需要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刑罚体系.这一体系与中原法律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主要内容有杖刑、徒刑、流刑、死刑等4种主刑和迁、分、赎、夺几种附加刑.     

试论唐律的血缘主义特征

唐律涵括的内容极其宽泛，但它“一准乎礼”的本质决定了对血缘主义的研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唐律的血缘主义特征表明，血缘主义透过家庭关系、生产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转化为法律关系，表现于唐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血缘关系既是法律调整的对象，也是法律调整的基础。血缘关系与法律关系的融汇，是中华法系一大特色，研究血缘立法，是丰富社会主义法律文化、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创新中华法系的前提和基础。     

北魏留养制度初探

北魏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过渡时期,其法律呈现出了承上启下、继承与创新的双重历史作用.留养制度作为北魏法律的首创,是中国式缓刑制度的一种尝试,其深深地扎根于古代社会的社情,折射出了北魏法律儒家化的特质,同时其所蕴含着的"孝"的观念和曲法纵情的魄力也为中国古代法文化增添了一层浓厚的亲情味.     

海瑞法律观评析

海瑞作为中国古代清官的代表,素有"南包公"之称。其坚持维护法律威严、秉公执法的精神一直为后人所称道。同时,作为在中国古代传统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的士大夫,海瑞对于中国传统的"礼"也有着十分深刻的理解,在其司法实践中也有着充分的贯彻。但是,中国古代礼与法的结合并非完美无缺,海瑞的法律思想中既有对法的维护,也有对礼的遵循,这样不打折扣的执行,礼法之间的缝隙或者矛盾便造成了海瑞法律思想与实践中的困惑。     

鉴唐明今完善现代反贪立法

《唐律疏议》是我国古代法学世界观和法律文化的集大成者,其内容博大精深,尤其是唐代的反贪立法,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在唐初整顿吏治方面卓有成就。总结唐代反贪立法的经验,不仅有助于了解唐代法制的精髓,也有利于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反贪立法。     

我国古代蹴鞠组织出现的动因探析

中国古代蹴鞠组织在蹴鞠运动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调研、访谈,深入挖掘、广泛收集相关文献,运用辩证唯物史观对文献进行分析、整理,揭示出古代蹴鞠组织出现的社会背景和客观条件,得到了古代蹴鞠组织出现动因的一些新结果．这对客观、正确的认识中国古代蹴鞠的发展,研究我国体育组织的发展有着重要而积极的意义．     

罗马法中的亲子关系与古代中国法亲子关系之比较

亲子关系,即父母子女关系,历来受国家法律的重视。罗马法和古代中国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二者都认为,家父权是亲子法的核心,均强调家长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只不过,在罗马法中,亲子关系是从私法上予以规制的;而古代中国亲子关系多以刑法的面目出现。这种"亲本位"的亲子关系和近代的"子女本位"的亲子关系均不适合现代社会的发展,我国应该有"社会本位"之亲子法。     

“耻”的道德作用

耻,是中国古代传统道德中关涉的基本内容之一,一直是传统文化中传之久远、受人重视,并以之作为行为准则之一的重要德目。"耻"几乎已是衡量是非、善恶、忠奸、曲直的一个标尺,也是鼓舞人们挺身而立的力量,并继续对当代中国道德建设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树立正确的耻辱观念在当代社会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及价值。     

重刑轻民辨析

重刑轻民的认识,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其含义,它对中国古代法制虽然有一些正确的反映,但低估了中国古代民法的发展程度,也忽略了中国传统社会是礼治社会这一基本事实,重刑轻民是中国传统法律化中的消极法律观念。     

古代“重刑轻民”法律传统的成因及体现

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的"重刑轻民"从字面上理解,即重视刑法的保护功能,通过刑法的特殊性进而规范人民的行为,通过惩戒犯罪来维护最高统治阶级的利益。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重刑轻民"这一特殊的传统与特点深深植入在中国古代社会特殊的土壤之中。在政治、经济、社会密切联系的古代社会,对于"重刑""重典"的运用是维护这三者关系、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重刑轻民"传统的巨大历史惯性力,使它在原始生成的条件已经丧失的时候,依然保持着强劲的续生力。对此进行分析研究,无疑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转变与更新,提高人们"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的自觉性。     

“稷下先生”的待遇及其现实意义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一个重要阵地是稷下学宫,它标志着我国的古代文化达到了一个高峰,它之所以持续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稷下先生”的尊重,使其享有很高的政治、经济、文化待遇。这一理论和实践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对我国的科教兴国、繁荣学术仍具有启迪意义。     

宗教与古希腊国际法

宗教与法律有着内在的关联,古代国际法也因此而充满宗教色彩。在古希腊国际法产生与发展过程中,宗教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宗教的规范性使它在古希腊同盟法与战争法以及国际法其他部门法的产生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成为国际法得到实施的保障之一,对当时人们的国际法思想、宗教也有明显的影响。     

论传统武术中的“气”

“气”是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气论的形成对中国传统武术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试图用现代科学知识对武术运动中的气论加以解释,阐明气论在武术中的应用,及气与武术之美的关系。     

中国百年考古学成就与中国古都学研究之思考

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来通过几代考古学者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中古代都城考古发掘研究,实为中国百年考古成就之耀眼的亮点。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会与中国文物报社联合主办的“百年百大考古发现”遴选推介活动,经两轮评选产生的100项重大考古发现项目,内中直接标明为古代都城遗址者就多达23项,还有17项与古代都邑有关,二者合计40项,占比达40%。这充分表明,中国古代都城及具都邑性城址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之重大,也表明对其进行发掘研究在中国考古学发展中所占地位的重要。中国古都学界还当在以往借助中国考古学研究成果促进中国古都学形成、建立与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与中国考古学界合作,对历代主干王朝之都城,对三代前之新石器时代具都邑性聚落与城址,对古代中原地区周围边疆区域各民族所建都城加强深入性、溯源性、开拓性研究,并据之对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布设之纲要原则以及中国古都学之学科理论开展深入研究与深层次阐释建设。     

宋代秘密宗教治理背后的法律调整

北宋时期的秘密宗教法禁政策,继承了唐律中"造妖书妖言"和五代敕令中"夜聚晓散"的规定,发展为"夜聚晓散、传习妖教"的罪名,并把禁止妖教的法令从地方法规上升为中央法规。方腊事件后,南宋政府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吃菜事魔"条法。宋政府对秘密宗教的法律治理,深刻反映了宋代官员的地方治理政策。     

庄子“得意忘言”浅析

"言"与"意"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是贯穿中国古代文论发展的一条轴线,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审美观念的变化等都有重大的影响。其中,庄子提出的"得意忘言" 说,尤其突出和重要。庄子在《外物》篇中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     

论律师法律推理的逻辑性

逻辑是律师法律推理的重要工具,逻辑性是律师法律推理的主要特征,这与法律的逻辑性有关,也与司法过程的说理性、证立性有关。法律适用需要得到必然的结论,因此,对于法律推理来说,演绎推理的"必然地得出"特征满足了这一要求。     

中国古代数理音律的发展

中国古代数理音律形成和发展有四个阶段：均钟之律、三分损益律、纯律和十二平均律。古人以音乐实践为基础，以数理原理为依据，发明了沿用至今的各种成熟的律制，为人类音律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