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宋代中央官学研究述评

20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对宋代中央官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从总体上来看,中央和地方官学经常被放在一起研究,涉及到宋代官学的教育管理制度、财政收支、师生日常生活等多方面。从研究对象来看,则主要集中于国子监、太学等领域。但上述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研究视角比较陈旧,问题意识较差,研究深度不够,影响力不强,研究方法缺乏创新等。     

官民协作视域下的宋代江西官学发展探析

地方社会州、县官学的发展是包括国家教育政策在内的各项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宋代江西州、县官学获得了长足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是宋王朝宏观政令推动和地方民众积极参与的结晶。宋代江西州、县官学的发展展现了一幅官方与民间良性互动,官方政令与民众意愿契合的和谐图景。     

宋代数学教育的发展

宋代是我国传统数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官学和私学是宋代数学教育的主要模式,宋代数学教育的长足发展为宋元数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宋代中央官学师生日常管理活动研究

宋代中央官学是全国士子向往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和太学是宋代中央官学的典型代表。国子监是代表朝廷管理中央官学的核心机构,为朝廷决策提供咨询服务,太学是全国最高教育机构,为国家培养所需要的人才。中央官学逐渐制定了一套比较完善且严格的管理制度,各管理部门分工明确、各司其责,在一批学养丰富、管理有方的教官教育和管理下,为官学生潜心学业提供管理保障。中央官学的行政管理活动、教学管理活动和生活管理活动,构成了宋代中央官学管理活动的历史图景。     

元代安徽地区的官学教育

元代在教育政策方面所作的调整,地方官、文人儒士等各阶层人士的主持和参与,都促进了安徽地区官学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官学的校舍、图书资料等设施和硬件建设得到改善;学田得到收复或增置,办学经费筹措顺利,学校运转正常;地方官学教育体系日渐完善。官学教育的恢复和发展,促使境内一些地区科举和文风的兴盛以及城乡社会风气的淳雅。     

论中国古代书院的学术功能

学术的发展须以学术独立与自由为前提。在中国古代官学教育中,由于教育性质、教育目的、教育管理等方面的制约,无法提供学术发展的土壤。而与之相反,中国古代书院具有显著的学术独立、自由特征,也因此促进了宋代学术（理学）的繁荣。     

北宋地方官学的兴起与发展

北宋的官学系统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在庆历、熙宁、崇宁三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中．地方官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且由于朝廷对其发展的重视，到北宋末年，地方官学已相当发达。北宋地方官学从教师选聘、学生管理、教学方法等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为此后地方官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并对北宋社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宋代地方官学建校资金来源探究——侧重于对学记文本的分析

宋代掀起四次大规模的兴学高潮,地方州县学校遍及全国各地。文章通过对学记的分析,考察了宋代地方州县修建学校的资金来源,发现地方官学筹集资金是一个多渠道的方式:或朝廷和路级官府拨款,或州县官府自筹经费,或民间捐献。不同的州县有不同的筹款方式,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征。     

古代社学沿革与性质考

社学是中国古代较为特殊的初等教育机构,以原始资料尤其是浩如烟海的地方志中丰富的教育资料为依据,对社学之起源与性质进行考述：社学萌芽于唐末,宋代社学开始发展,唐宋两代社学均属私立性质。至元代,社学得到官方认可与推广,社学开始具备“准官学”性,明清社学则成为既区别于地方官学,又不同于书院、私塾等由地方政府在社会最基层所设立的初等教育机构,有着较强的官立性及地域性。社学作为一种官立性较强的初等教育机构,为传统蒙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又与官学系统接轨,为近代学制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明清时期亳州城内的官学建筑

亳州旧志中收录了许多关于当地教育的碑刻文献,其中部分文字详细记载了明清时期亳州城内官学建筑的创始、修葺、改建等情况,通过这些碑刻文字,可以清晰地了解到,明清时期亳州城内官学建筑不仅规模宏大,而且规制也较为完备,形成了由学宫、文庙、书院等组成的庞大官学建筑群,这对深入探讨当地教育和城市变迁史具有重要意义。     

明代广西官学教育的发展研究

明代是广西官学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无论是从官学的发展规模、区域分布还是从儒学教育系统的完备性而言,均远超前代。由于历史的、社会的种种原因,导致明代广西官学教育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区域不平衡性特点。明代广西官学教育在广西教育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具有承前启后、既往开来之功。     

中国古代官学中的学生数量问题研究——以科举学额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为中心

中国传统社会中官学的历史要早于科举,其有一套较完备的制度,包括对入学者数量上的限定,但这和后来的科举名额制度还有很大的差别.科举制度产生后,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官学逐渐被整合到科举制度中,官学学额制度被科举制度接收.明代,举人、生员成为如同进士一样的终身功名身份之后,这种身份即成为一种社会性稀缺资源,由此生员的地位在历史上空前提高.明朝在万历年间开始按照"附学生员"名额,定期录取新生,在学生员却不毕业,之后生员人数大量增加,终于在其后形成了数量比较稳定的绅士阶层.科举学额制度保障社会资源有效、合理分配,其在明清时期表现出:控制总量、按照区域分配、兼顾特殊利益群体等特点.     

论唐代科举制的改革及其对当时教育的影响

在唐代三百年的历史中,科举、教育、选举三者的关系颇为密切,其中又以科举和教育的关系为最。科举制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进行了多次的改革,这些改革主要集中在科举考试的方法和内容上,而这些改革的进行,对当时的教育尤其是官学教育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第一,官学的教学(实际上就是儒家经典的教育)受到了影响,官学的正常教学活动受到干扰;第二,官学中监官、学官的地位下降了,作用被削弱,随之而来的是官学的教育管理如学官的选任、生徒的管理出了问题,学校的重要性也随之削弱;第三,官学的发展受到影响,出现萎缩、停顿等发展的危机,同时,也使得儒学的发展出现危机。     

畲族古代教育之官学

古代教育一般指学校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之分。畲族官学之开办有其特殊性,是封建政权出于教化畲民,维护统一政权之目的设立的,畲民长期处于被动受教育地位。在畲汉交界地区的畲族官学,推动了汉文化在畲区的传播,培养出一批畲族知识分子,促进畲族社会文化的进步。但其对处于深谷之中的畲民影响有限,畲族官学仍是非常落后的。     

说“秀才”(下)

<正>明清时期,"秀才"有特定的所指,就是那些通过各级考试,进入府、州、县学学习的学生。相对于中央官学,府、州、县学是地方官学,在古代也称邑庠,学生也称为庠生。从唐朝起,地方官学的学生,因为有一定的员额,所以都被称之为生员,如同职官有一定的员额而称官员一样。秀才就是社会上对庠生或生员的俗称。     

南宋地方官学的修建与士人参与

南宋时地方士人直接参与地方官学修建活动,并以资金直接参与和非资金参与两种方式发挥自己的作用。南宋时期士人群体的壮大及"以天下为己任"意识的增强,促使士人参与官学修建,某些地方政府在官学修建中的"缺位"给士人参与带来契机,不同地域的社会习惯决定了当地士人的参与程度。通过不同方式参与官学修建,南宋士人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声望。     

唐代西州的官学——唐代西州的教育（之一）

唐代是我国封建教育体制臻于完善的重要时期,研究唐代的教育制度对准确把握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教育体制,以及与之密切相关且影响深远的选举制度——科举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吐鲁番文书的发现为我们了解唐代地方教育的实施情况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作者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关西州教育的材料为线索,从官学、私学及教材三方面对唐代西州教育的实施情况作一考察,兼及唐代地方教育的某些方面。限于篇幅,文章主要讨论西州的官学,私学及教材问题拟另详他文。     

刍议宋代书院的学术文化影响

宋代书院促进文化学术的功能非常有限,主要是它的“官学”性质、儒学情结制约了学术文化发展的空间。     

学田制：中国古代办学经费的恒定渠道

喻本伐在《教育与经济》2006年第4期撰文指出，学田制是中国古代为学校教育提供办学经费的一种特殊方式，与其他教育经费的划拨和筹措存在着明显殊异，对地方官学和书院的办理影响甚大。在学田制创立以前，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的办学经费来源，主要依靠政府拨款，通常称之为“岁赐钱”或“赡学钱”。     

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官学教育

对于苗疆的治理,清代国家的政策发生了从武力征服到推行教化的变化,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官学教育体系,就是在这一政策变化的背景下逐渐建立起来的。通过对官学教育体系的建立、官办学校的管理以及学校经费的来源的考察,可知官学教育的发展,一方面是清代国家“一道同风”思想的体现,另一方面,恰好正是该地区社会变迁和文化濡化的制度性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