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期松江府农民生产成本和收益探析——以19世纪20年代华、娄地区为例

清代中期,江南地区农民除了从事种植业外,还大量经营副业,松江华亭、娄县两地区农户大都以棉纺织业为主。农民生产成本和收益指农民日常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过程中所付出的成本以及收益。除去生产成本,农户全年收益还得用于缴纳高额地租,这样下来所剩无几,只能勉强维持温饱,一些农户甚至不足以维持生计。     

20世纪70年代农民娱乐活动的政治化——以忻县东楼为例

农村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娱乐活动纳入到国家的政治共同体中,成为向人们灌输政治文化,强化人们的政治认同,加强思想教育、政治动员的重要载体。本文对高度政治化的农民娱乐活动呈现出的全民性和强制性、娱乐方式趋向于集体化等特征,并对社会各个方面造成的正反面影响进行了研究。     

长三角地区的水灾及政府救荒——以明代松江府为中心的个案考察

明代江南,水忠频仍,地处长江、黄浦江、钱塘江三江交汇之区的松江府地区连年遭遇水灾。松江地方政府除了在长江入海口组织人力、物力加筑堤坝、挖泥填海等持久的浩大工程外,也及时实施了开仓赈贷、蠲免赋税、追逋豪强所欠税粮等许多补救措施,确保了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长期繁荣。为此,上海名士顾清的诗文忠实地记录了松江府救灾的种种有效措施。这些措施我们今天仍可借鉴。     

清代宾兴会功能的演变——以江西吉安府为例

宾兴会一种较为特殊的教育组织，它的功能主要在于辅助科举考试，是培育士子的一种助考机构。清代中叶以后江西吉安府的宾兴会活动十分活跃，宾兴会的发展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不仅参加之群体较官学、书院等教育组织更为广泛，而且其功能与性质皆发生了变化。随着时代变迁，宾兴会的功能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不少宾兴会已不只是纯粹的教育机构，而逐渐发展成为士绅聚会的场所，并成为社区活动的中心，一些宾兴会甚至开始介入地方公共事务，部分地参与了地方权力的分配，从而使基层社区得以重新整合。     

灾荒与农民的生存危机——以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

灾荒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对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长江中下游六省(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农村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在频繁严重的自然灾害打击下,农民饥寒交迫,流离迁徙甚至铤而走险。面对处于生存危机中的灾民,国民政府既无减灾能力,又乏救济对策,其赈济无法达到赈灾安民的实效。     

清代扬州地区善会和善堂的历史考察——以扬州府辖区为中心

清代是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发展最为成熟和完善的时期。在官方的倡导和推动下,清代扬州地区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善会和善堂,其中以育婴堂、普济堂、清节堂等善堂的发展最为突出。善会和善堂不但分布地域极为广泛,其管理和运作也日益完善。在善会和善堂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以地方士绅和商人为主体的民间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试析农民离村与乡村观念变革--以20世纪20-30年代的江苏为例

20世纪 2 0— 30年代是近代农民大规模离村的重要时段。本文选取兼具普遍性和典型性的江苏作为考察对象 ,试图从离村对农民传统价值观的冲击以及对农民宗法、家庭观念的改塑等方面 ,来探析农民离村与近代乡村传统观念变革之间的关系 ,并以此透视农民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多重复杂心态及其社会心理转变。     

阶级、民族和20世纪80年代文学史中“农民”的出现

20世纪80年代文学史写作和研究中所理解的"农民"不是"五四""国民性"代表的"农民",也不是革命文学所期望召唤的革命"大众"意义上的"农民",而是在中西对照中形成的"世界文学"总体视野下的"农民"。这种观念结构背景,导致80年代的"农民"形象成为落后文化的代名词,也是民族文化的主要象征物。这种"农民"观影响了80年代人们的文学史意识。     

中国农民社会资本的耗损表现、原因及启示——以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期的状况为例

急剧、大量减少而又得不到应有的补充,是中国农民的社会资本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期的突出表现;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无疑是政府将“政社合一”的政策当成了社会转型的主要手段。而这就告诉今人,在任何时候,政府都应为非政治的私人活动留出足够的空间。     

清代闺秀才命观探析——以虞山地区女性为例

受中国传统命运观影响,有才华的男性文人常常会将自己的不得志归咎于“才命相妨”。随着明清女性文学的繁盛,才命观又在才女身上逐渐衍生出“才女命穷”的说法。然而,纵观清代闺秀的文学创作可以发现,她们虽然承认命运却不迷信命运,她们不仅用自己的力量温和地消解着男性话语体系中有关“才女命薄”的规训与束缚,还将“命”当作不幸的慰藉、社交的话术及反观自我生命状态的镜子,实现了女性在才命观上的突围。     

清代山东丧俗及其音乐研究——以清代山东地方志为例

根据方志记载,清代山东丧俗活动中,主要采用了鼓吹、百戏、梨园、杂剧等音乐表现形式,当事人通过这些音乐形式,表达悲伤、哀怨、激奋等情绪。丧俗音乐在实际应用中,具有传递信息、强化气氛、稳定规范、调节生活、传承教化、情感寄托等功能,而这些功能的背后则隐藏着人们的审美情趣、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可以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     

才名焦虑下的女性意识和权力诉求——以清代虞山地区闺秀为例

随着明清女性文学的持续发展,是否追求以及应当通过何种方式追求声名逐渐成为困扰才女的重要问题。受封建女性观影响,部分文人认为追求声名会有损女性的形象和德行,于是对女性求名横加指责。无论是舆论的压力还是传统的规训,都使得女性成名之路阻碍重重。纵使如此,才女们依然想要扬名和不朽,以此来表达自己对权力和创作的诉求,展现女性的担当与精神,提高自身的地位和权威。女性对于才名焦虑的书写,展现了女性独有的经验和文学价值,开拓了女性的书写空间,彰显了女性更高级别的文学权力诉求。     

视域转换与中国思想史研究——以清代思想史研究为例

中国传统的思想史著作在当前受到拷问,其合法性一再被质疑。因此,必须准确把握“思想史”的内涵,转换视域,改变设问方式,对思想史进行重新诠释。以清代为倒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突破进行述评,可为“思想史”研究提供借鉴。     

论19世纪30年代的俄国小说——以普希金和果戈理为例

经过19世纪20年代诗歌的鼎盛时期后,30年代的俄国文学呈现出文体的丰富多样性,现实主义文学以及与其相对应的现实主义小说产生了。这时期以普希金和果戈里为代表的小说影响较大,他们的小说区别于感伤主义的小说,具有重大的现实的、社会的意义,从而丰富了俄国文学的主题内容,建立了俄国现代小说的典范。     

20世纪20-40年代五邑侨眷的生活状况——以开平、台山为例

江门五邑是侨眷比较集中的地区,侨汇在当地经济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侨汇将五邑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起来,世界经济变化必然引起五邑经济的波动。19世纪末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欧美经济经历了从繁荣到萧条的过程,侨乡经济也受到明显影响,侨眷生活相应地经历了富足、拮据和困窘三个阶段。     

清代书院研究的价值、现状及问题——以江南地区为讨论范围

本文第一部分在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清代书院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给现代大学教育改革提供一种精神资源,而二十世纪初期以来绵延近百年的创办书院的实践,也从另一方面证示书院存在和研究之价值.第二部分从学术史和教育史的角度评述数种清代书院研究论著.第三部分指出清代书院研究中的两大问题,一是书院基本文献和相关文献未能充分发掘利用,二是从观念出发,过分强调书院对乾嘉考据之学的培育和推衍之功.     

清代江西的乡绅与县域社会建设——以万载县为例

万载县是江西西部的山区小县,清初毁于战乱.在战乱之后经过三四十年的经济恢复,大族和乡绅们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县级政权借助乡绅的力量逐步开展了县域社会建设,同时,乡绅们也积极主动地参与县域社会建设.从清代万载县县域社会建设的历史可知,乡绅在清代的县域社会建设中有着重要作用.     

清代北方边疆建置研究——以蒙古地区扎萨克制度为中心

当前民族大融合的建置体系,得益于清朝在边疆地区设置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建置,包括蒙古地区的扎萨克制度。清政府通过扎萨克制度将蒙古各部分为内扎萨克蒙古及外扎萨克蒙古等。扎萨克制度的实行,使清政府加强了对蒙古各部的有效统治,迎合了清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使蒙古各部成为抵御沙俄入侵的屏障,维护了清朝北方边疆的安全。     

“大思政课”理念的实践创新——以“松江三人行”为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会讲故事、讲好故事十分重要。讲故事,不仅老师讲,而且要组织学生自己讲。”上海市松江区开展“松江三人行”基层理论宣讲活动,积极动员大学生参与,使其成为宣讲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成功地、富有创造性地践行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思政”理念。其在提升基层思想政治工作针对性、实效性的同时,也为高校开展“大思政”视域下的学生实践活动提供了新的路径。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能给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予以新的启迪。     

以学科为支撑、以项目为载体培育高级职业农民模式——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例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实施的新生代高级职业农民培育项目,在陕西省农业厅项目组扶持和全程监督指导下,发挥学校学科优势,组织学生申报农业创新创业项目,制定培训方案,形成了以学科为支撑、以项目为载体的新生代高级职业农民培育新模式.该模式实现了在职业农民培育方面的高校与政府对接,大学学科教育与创新创业项目结合,与教育部召开全国高校创新创业改革动员会议精神密切结合,达到了高校发展转型的目的,成为农业院校创新创业教学改革的成功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