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的考证与考证的红学——对红学研究中“考证”的再评价

1921年是个变革的年代,“红色”的年代！这一年的7月1日,中国共产党诞生,从此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经过长期的斗争,终于推倒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镜秘府论》创作理论来源考证

《文镜秘府论》所引用的材料,大部分在中国都已散失,而这些材料对于研究我国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最有价值的在于《文镜秘府论》辑存的创作理论,即全书六卷中地卷之"十七势"、"八阶"、"六志",南卷之"论文意"、"论体"、"定位"等。以《文镜秘府论》创作理论为切入点考察其来源,立足于作者赴唐之前在日本国学习背景、赴唐期间习得内容,以及归国后在中国所学基础上结合日本国文化创作而成的《文镜秘府论》进行综合考订,可以发现其创作理论主要溯源于中国古代文论。     

回归批评的本体——论“作家论”批评文体的当下意义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出现了一股竞写"作家论"的热潮,这一方面是总结文学创作经验教训、把握文学创作发展轨迹的需要,而更大程度上表达的是当时作为知识分子的批评者们满怀忧虑的责任担当和使命诉求。这些"作家论"批评文字不但对指导作家创作、扶持文学新人、提高读者阅读水平等都起到了明显而直接的推动作用,而且构建了极具现代意义的批评文体,有效提升了现代新文学的影响力,促进了新文学的健康发展。这种批评文体直指作家和作品本身,针对的是鲜活的文学创作,对于中国当下批评界奉行大概念、大框架和"泛文化"而日益远离文学本体的流行批评范式,有很好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从作者的“立诚”到读者的“尽味”——柳宗元文学创作论与批评论述评

柳宗元的文学创作论和文学批评论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在创作论系统中,柳宗元首先强调作家自身的品德修养,即以"立诚"为先;在素材、题材的积累上则要尽量"广纳",然后再去芜存菁、兼收并蓄;在表现手法的借鉴上则要"博采",尽量多地借鉴前人的成功经验;就文学创作的特质而言,主要是本乎比兴的"导扬讽喻",即以艺术形象为中介,间接地诱导和激发人们的思想感情.在批评论系统中,第一个原则是"信实",即文风朴实,内容真实可信;其次分析了"知难",因而要求"辨玉",即客观公正、从整体上评价作品;再次是"尽味",即以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满足读者多种多样的口味.     

五四运动与新旧“红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对中国的社会、政治、道德、风习、文艺、学术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有大量积极的也免不了有某些消极的；有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值得肯定的但在今天看来是远远不够了的。总之，各依其具体条件而不同，有时甚至呈现种种复杂的情况。“红学”这门研究《红     

金代作家吴激生平与创作简论

吴激是金初由宋入金的重要作家.关于吴激生平,文献记载不多,根据其现存作品和同代留金作家的诗文,可察知部分行迹.吴激虽仕于金朝,却对北宋故土深切怀念,怀昔伤今、借景抒情是其创作的主要内容和常用手法.吴激可谓金代词人之冠,是北宋以来婉约词风的有力继承者,在宋金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一席.     

论作家“创作意识”的构成

创作意识是促使创作能力转化为创作行为的意识。在文学创作活动中 ,没有创作意识 ,创作主体不可能运用创作能力 ,展开具体创作活动 ,文学作品也就不可能产生。作家的创作意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它至少包括三个基本方面 ,即创作动机、创作预期和创作潜反射心态。在每一种因素中又充满着十分丰富的生活、审美以及创作观念等文化内涵     

寻根作家创作心态的迷茫与文本的缺陷

寻根作家创作心态的迷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寻根作家对传统文化赞美与批判的迷茫心态,二是寻根作家对外国文学排拒与借鉴的迷茫心态。这种迷茫的创作心态导致了寻根文学的经典文本《棋王》出现瑕疵,《爸爸爸》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有一定的局限。     

论“新武侠小说”创作新变

自新派武侠四大家之后,武侠小说的创作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在创作手法上,出现了具有较强现实主义色彩的武侠小说,大胆运用现代叙事方法,意识流手法,融人科幻、魔幻元素;在创作模式上,长篇、中短篇形式并存,运用网络互动进行创作;作家群体包括更广泛的多样性,出现女性作家群、“大陆新武侠”作家群、作家身份去职业化、高级知识分子、理工出身等等特点。出现了无厘头武侠、都市武侠等新的武侠小说类型。     

旧神已死 新神未出——论王朔小说中的虚无主义色彩

王朔的小说描述了一群无所事事的＂顽主＂,从侧面展现了当代人虚无的生命状态以及整个时代的精神危机。王朔运用小说这一形式对以往的最高价值体系,传统道德精神和政治理念进行嘲弄和拆解,使之虚无化。文章通过对荒芜非理性的玩世意味、零散化拼贴的情节模式、拆解意义的文学语言等文本建构的因素的分析,考察王朔作品含蕴含的虚无主义色彩,并结合作者所处的现实语境,谈谈这种虚无主义色彩在王朔小说得以畅销中所起的作用。     

“新理学”对陆王心学的批评与汲取

在"新理学"体系中,冯友兰虽自称是接着程朱理学讲,但对陆王心学还是有所汲取。具体来说,在心性论与工夫论方面,"新理学"对陆王心学的汲取带有较多的批评意味,这反映出冯友兰在哲学建构上的开放心胸与批评精神。     

论先锋派作家“回归传统”的创作倾向

先锋派作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他们对小说形式进行全面的变革，注重文本意识和叙述策略。先锋派作家虽然拓展了文学的功能和表现力，使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但他们过分追求叙述功能，使他们的作品成功远离大众读者的“新精英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先锋派作家开始“回归传统”，向现实性和可读性转型，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有必要对先锋派作家的这种变化进行一番梳理和总结。     

扬雄沿波而得奇——论屈原创作对扬雄的影响

屈原与扬雄在本层面客观存在着斩不断、理还乱的亲情关系。《反离骚》所受“离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体上承袭、模仿《离骚》；二是结构上开篇方式相同；三是语句上直接借用《离骚》中的诗句；四是表现手法上继承《离骚》的比喻、象征手法。扬雄其他辞赋作品也在体上和艺术表现手法上受到本屈原不同程度的影响。无论是“点”上还是“面”上的影响，都不是亦步亦趋盼模仿而是模仿与创新的有机结合。     

谈陆机的创作论

意要称物、文要逮意,是陆机创作论的核心问题。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应该注重意和文的提炼、创新、突出主题及有句无篇的处理等四个问题。其次应该了解辞在题外、孤而无应,意强辞弱、应而不和,逐辞遗情、和而不悲,任情无检、悲而不雅,约情止礼、雅而不艳,是妨碍实现这一目标的几种主要文病。     

论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创作

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创作应该是一个独特的存在,理应指称新时期以来二三十年间存在和活跃于我国文坛的一种文学现实。它有其特定的内涵:少数民族作家在熟练运用汉语进行文学创作的同时,高扬着自己的民族性。它的兴盛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给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和汉语言文学带来了不少变革,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用文学温暖人类的心——兼论黄蓓佳的创作风格与创作心理

黄蓓佳是一位同时涉足成人文学和儿童文学并取得骄人成绩的作家。她善于在浓郁的抒情氛围中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隐秘。在创作观念上，黄蓓佳坚持为生活而写，为内心而写，认为文学应该引起关感，应该起到净化与救赎心灵的作用。在文本主题上，其成人小说大多依托婚姻爱情题材，书写知识女性痛苦的精神历程和自我意识，儿童小说则比较关注教育问题。在叙事风格上，或呈现清新淡雅、诗意温婉的情绪化特点，或彰显冷静淡漠、客观现实的理智型文风。     

“候虫时鸟，自鸣自己”——苏轼创作观的生存论阐释

苏轼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超然生存于诗意中的诗人之一。在苏轼看来,诗人寄寓于世而有所作为、超越尘外而无所执守,“循万物之理”、“应万物之变”,是诗人本真本己的生存方式,同时也是“自然为文”的艺术境界。从苏轼文论的经典文本和原初意义出发,运用现象学等方法,在原发构成的生存境域中围绕“有为而作”、“无意乃佳”和“不能不为”进行逐层梳理和深入阐释,能够揭示出苏轼创作思想的本己特性和内在意蕴。     

论马修·阿诺德的批评创作观

马修·阿诺德在《批评在目前的作用》一文中,谈到批评与创作的关系问题,认为批评可以与创作一样是高级的才能,人也能从中得到真正的快乐,由于现代的生活世界是复杂的,现代诗人要写好诗,必须有批评能力,否则,写出的诗就贫乏、没有生命力。此观点值得商榷。因为批评与创作各有自己的媒介,前者更依赖思考,后者更依赖想象,思维方式不同,没有必要要求所有的创作者都有丰富的批评才能。     

试论“虚静说”与作家的创作心境

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虚静说”发展过程的考察,从文本创作的角度揭示了“虚静说”与作家创作心境的紧密联系。通过具体的例子说明虚静的心境在作家创作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对后来历代文学批评产生的重要影响。     

论钟嵘“滋味”说的意蕴及对诗味论的贡献

以“味”论诗是中国传统诗学中最富民族特色的重要方法。在诗味论的发展过程中，不少诗论家以其卓越的理论创见为定诗学方法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使诗味论不断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钟嵘提出的“滋味”说从创作论、鉴赏论和批语论角度对诗味论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