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论桐城派

胡适对桐城派没有整体研究,多为片语短章的批评,1923年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可以代表他对桐城派最系统最全面之评价。他认为,桐城派文章虽然中了"文以载道"的毒,但最大长处是使文章做得通顺,所以在当时是古文学中"最正当最有用的文体"。即便是桐城派末期,也并非抱残守缺,而能与时俱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革新,为后来的文学革命做预备,可以说桐城派文章是古文学到新文学的过渡。     

近代桐城派诗学的新变:论姚永概的诗学观

姚永概是清末民初极为重要的桐城派作家,也是光宣诗坛上颇具影响力的诗人。在文学创作方面,他认为学、才、境是构建文学的三个缺一不可的要素;在艺术表现方面,他主张作诗要注重寄托,要真实表现自我。在师法对象上,他主张兼宗唐宋,扩大取法对象的范围。他的诗学观念一方面体现出他对桐城派诗学传统的继承,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他在桐城派诗学方面的开拓与创新。他的诗论可以视为清末民初桐城派诗学思想的代表,可为我们了解近代桐城派在诗学上的理论建树提供有益的参考。     

方东树在广东施教与交游述考

方东树是桐城派中期重要代表作家,一生曾四次南下广东,客居时间十年之久。其间,他积极投身广东的书院教育,以文会友,勤奋著书立说,传播桐城派文学思想,为广东的教育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通过对方东树诗文集、方志及其他名家文集等文献的解读,梳理方东树在广东主讲书院和传播桐城派文论思想的具体情况,探讨其在教育上的成就,揭示其在传播桐城派文学理论和扩大桐城派影响等方面的作用。     

广西文学桐城第一人——陈仁的古文创作

桐城派在广西最重要的发展阶段毫无疑问是在清嘉庆、道光年间，但实际上，桐城派与广西的最早接触，在此之前就已经出现。他就是雍乾时期广西武宣人陈仁。陈仁从游方苞十年，受方苞古文思想影响，形成了“文以载道”的观念和论文以辨体为先的思想。其古文以文气雄伟著称。陈仁虽未能掀起广西学习桐城古文的风气，但他在学习和实践的同时，结合清初以来广西古文创作经世实用的文风，形成自己的特色，为清代广西古文创作积累了经验，为桐城派在广西的兴盛作了有益的尝试。     

从姚鼐的古文理论谈其诗学特色

桐城派除了有文派外还有诗派，其诗学理论和实践在清代独树一帜。姚鼐的著作提出了多个有价值美学论点，并形成了自己的美学体系。他将古文理论直接用来建立诗学理论，将古文法与诗学合而为一，以文论诗也就成了桐城派诗学的重要特点。     

林纾与桐城派

林纾与桐城派交往很多。民初特别是五四时期,桐城古文每遭异议,林纾极力为之辩护,但他并不完全赞成桐城派这一说法。桐城派主要是一个古文理论批评流派,林纾不完全赞成桐城派这一说法与此有关。方苞的义法说及其批评实践最能代表桐城派的理论批评成就。林纾接受了桐城派的众多说法,特别是将其义法说贯彻到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并有新的发展,甚至认为外国小说中也有义法。林纾的文学理论批评是对桐城派的重要贡献。     

姚椿的古文理论对桐城派的继承与创新研究

姚椿的古文理论基本不超出桐城文法范畴,"明道""考古有得"与"雅洁"是对桐城派古文理论主张的继承。姚椿在维护桐城派古文理论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古文观点,他在桐城派前辈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外提出文章的"纪事"功用。"纪事"是指文章反映社会政治、经济、民生等内容。姚椿对姚鼐的"辞章"更进一步发挥,提出"言词深美"。姚椿古文理论对桐城派的发展影响深远,对传播桐城文法、扩大桐城派的影响有积极作用。姚椿论文既以桐城文法为旨,又能适时突破桐城文法范畴,体现了古文理论的新特点,值得关注与研究。     

文坛轶事四则

“桐城文,寡妇之文也。”桐城派作为一门散文流派,曾在清代风靡文坛,占尽风骚。但因其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严重,在“五四”文学革命期间受到猛烈抨击,被刘半农、钱玄同等人斥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而最早著文痛骂桐城派的,却是清光绪间举人、桐城人陈澹然。他博学卓识,对墨守成规的桐城派深恶痛绝,坚持走自己的治学道路。他在文章中写道:“桐城文,寡     

《贺葆真日记》与晚期桐城文派的深入研究

贺葆真是桐城派晚期重要古文家贺涛之子,他所生活的时代,正值社会的动荡与转型,他的日记所记录的内容十分丰富。本文利用《贺葆真日记》重点讨论晚期北方桐城派作家群体活动图景、徐世昌幕府与北方桐城派、贺涛的阅读与桐城文派的新变与守旧等问题。对《贺葆真日记》的研究,既可以补充刘声木的《桐城文学渊源考》记录的不足,同时又可展现晚期桐城派内部的发展情况和桐城派形成的机制。     

“桐城三祖”视域下的姚范及其地位平议

姚范是桐城派形成期的重要人物。他不仅是桐城派立派者姚鼐的伯父与业师,还与方苞、刘大櫆颇有关联。他洞察前辈方苞为学之不足,讥议其"义法"说之陋弊;与挚友刘大櫆志同道合,情深意切,亲近其"神气、音节、字句"说;精心栽培胞侄姚鼐,倾力传授其学术、辞章。而他自身对唐宋诗家的称誉以及创作实践中兼融唐宋,也奠定了桐城诗派的家法内涵。姚范是桐城派形成期的重要肇基者之一,在此派谱系中至少可与刘大櫆相比肩。     

曾国藩与“桐城中业”

曾国藩是晚清“桐城中兴”的领袖。曾国藩所以要中兴桐城派,一是源于他在文学、学术思想上与桐城派的契合,二是出于借桐城文章以宣传程朱义理及洋务的政治考虑。曾国藩围绕洋务需要对桐城派古文理论进行了诸多改造,在道统、文统两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了学习西学的门径。“文以载道”的桐城派古文经过曾国藩的改造,体现出强烈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色彩,不仅成为宣扬“义理”、卫道护教的工具,也成了宣传“经济”、学习西学的手段,这有利于调动起对传统伦理秩序及文化恋恋不舍又冀学西学以自强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众多知识分子聚集在曾国藩周围,以桐城古文及洋务相号召,形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文学派别“桐城——湘乡派”。     

严复与桐城派——以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不收严复为中心的考察

严复与桐城派的关系比较复杂，以胡适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严复属于桐城派，而以刘声木为代表的学者则持相反的观点。文章从严复与晚清民国桐城派领袖吴汝纶的交往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并将两种矛盾的观点置于新文化的背景中进行分析。文章认为，严复与桐城派的关系体现了新旧两种文化对严复文章的价值认同．在那样特殊的时代，严复处在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     

“桐城派与近代文学研究”会议综述

2022年“桐城派与近代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呈现以下特点：一是桐城派研究的多维视角,拓宽了桐城派研究的思路和边界;二是近代文学研究呈现新气象,为桐城派在近代的发展与研究提供了学术语境;三是桐城派研究的多元化探索,展望了桐城派未来研究方向。     

论桐城派与清代政治、文化的关系

桐城派的运虽然与清王朝的国运相始终，但是不能因此认定桐城派为清王朝的御用人。在思想内容，学体裁和学风格等方面，桐城派的章与清王朝所提倡的都有所不同，对于程朱理学，桐城派主要是从学术研究和高尚人格方面来提倡的，与清王朝提倡程朱理学的目的，内容也有所不同，桐城派作家生活于社会的中下层，他们是在对当时的政治失望以后，投身于学创伤的。     

方宗诚与曾国藩交游述考

方宗诚乃桐城派后期名家之一。他早年虽师承于堂兄方东树,又与姚莹交谊深厚,与戴钧衡为同门好友,可谓得桐城派之真传。但其中年以后的治学、交游、为官诸行谊,在一定程度上却与曾国藩有着重要的联系。他与曾国藩的关系名分上是幕僚与府主,情感上却亦师亦友,俨如弟子之于恩师。     

清末文献学家萧穆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研究

萧穆是我国清代著名的文献学家,也是桐城派后期的著名作家,他的身后之作《敬孚类稿》是其思想的汇集。重视教育是桐城派学者的传统,萧穆作为一个处在时代大变革环境下的桐城文人,其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在《敬孚类稿》中均有体现,具体可分为读书立人、治学态度、校讎与为文、提携后学四个方面,对此的研究不仅可以丰富对桐城派的研究,也可以为我们当代的教育提供经验和教训。     

刘大櫆诗集序的诗性特质——兼论桐城派“以诗为文”的意义

在桐城派作家中,刘大櫆诗文兼擅,他将诗歌的表现手法与精神内涵引入古文中,"以诗为文",在古文创作中体现了鲜明的诗体特征。他为别人的诗集所作的序共有28篇,具有浓郁的抒情气息,营构了浑融的意境,具有诗性特质。刘大櫆的"以诗为文",丰富了古文的美学意蕴,体现了桐城派开放的文体观念与创新精神,也是中国古代"以诗为文"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一环。     

近二十年桐城派研究综述

桐城派是我国文学史上影响久远的文学流派。五四以后，对它的评价有失公允。近二十年学术界重新审视桐城派，在九在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研究成果。但仍有力度不够之处，二十一世纪的桐城派研究需要进一步努力与深化。     

吴应箕与桐城派关系考论

吴应箕不仅是上江社团的领袖,也是复社领袖,与桐城派的先辈有广泛的交往。作为古文名家,他的文学思想也通过桐城诸子和自身的传播惠及戴名世、方苞所开创的桐城派。桐城派在学术祈向、对待古今文的态度和理论体系三个方面以惊人的相似性表现出对吴应箕思想的继承。     

李详“桐城派”批评之学理反思

李详“桐城派”批评是“宗派”之争、“骈散”之争、“汉宋”之争、“新旧”之争的合力效应。“派别”界说上,李详否认“桐城派”,有意误读其义界,忽略流派多元性,存门户之见;但他于“桐城”之外率先命名“湘乡派”,点明“桐城派”转型契机。“骈散”观念上,李详批评“桐城派”、批评林纾,有意张扬骈文地位,争夺话语权;但他指出“桐城”古文空疏之弊,理性评价“桐城先贤”与“桐城后学”,利于“桐城”古文近代转型。李详立于“汉学”阵营,批评遵奉“宋学”的“桐城派”,以宣扬“汉学”;新、旧文化冲突时,他自觉以“旧派”文人身份对抗“新文学”阵营,力图维护“旧文学”。梳理并反思李详“桐城派”批评,对深化李详研究、“桐城派”研究、骈文学研究、近现代文章学研究及文学批评史研究皆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