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经济管理思想与现代经济理论

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巨著《史记》中,专门写了《平准书》和《货殖列传》两篇(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见此二篇),阐发他的自由的经济管理思想。梁启超曾评价说,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与西士所论,有若合符”。胡适也曾说过:“司马迁独唱一种替资本主义辩护的论调”。尽管这种评价有失偏颇,但是,司马     

用诗时代的形成及其意义探讨

闻一多说:“从西周到春秋中叶,从建安至盛唐,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两个最光荣的时期,都是诗的时期。两个时期各各拖着一个姿态稍异但同样灿烂的尾巴。前者是楚辞汉赋,后者是五代宋词。”在第一个诗的时期里,闻一多以《诗经》为肇始,而以楚辞汉赋为其余脉。但事实上,在春秋中叶—楚辞兴起的这一段时间里,还有个用诗时代作衔接。《诗》在结集之后,伴随着《诗》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在思辩领域里的普遍应用就形成了一个《诗》的垄断时期。《诗》的垄断是指《诗》的应用代替诗的创作,垄断的结果是《诗》的畸形繁荣。造成了春秋中叶—战国末期诗歌创作的沉默与萧条。春秋中叶后诗的创作已不多见,随之而来的《诗》三百广泛应用。此时盛行赋诗与引诗,引诗是引用已有之诗,自不待言,赋诗依郑玄解或“述古”或“造篇”,但《左传》那么多赋诗赠答之中,属于造篇的赋诗仅有四例,诗歌创作的振兴是以楚辞的兴起为标     

《左传》与《史记》——《春秋左传义证》报告之二

司马迁撰《史记》，记录春秋一段历史，其史料的基本来源是《春秋》、《左传》，《国语》，《世本》及谱谍等先秦典籍。《史记·五帝本纪》说：“予观《春秋》、《国语》。”《汉书·司马迁传赞》：“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当然，先秦的各种史料对司马迁的影响是各不相同的，所起的作用大小也是有差异的。     

《资治通鉴》和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

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纪传”和“编年”是其两大基本支柱。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著《史通》,专写一篇“二体”,文中写道:“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也。”由是后世史家接踵仿效,使我国史籍日臻完备。特别是北宋时期《资治通鉴》的出现,更是我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我国编年体史书的伟大成就对编年体的“继前启后”有着巨大的作用和影响。《资治     

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与汉武帝时期的经济措施

司马迁在《史记》里创立了经济专篇《平准书》和《货殖列传》，这在中国史学上具有开创必一。它不仅体现了司马迁超前的经济意识和先进的经济思想，也体现了与汉武帝经济措施的矛盾和分歧。     

关于《史记》与《春秋》关系问题的几点思考

传统观点认为：《史记》继承了《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之精神,司马迁是以孔子第二自居的,故《史记》是第二部《春秋》。这种观点的偏差在于：既没有考虑到春秋与西汉两个时代社会政治形势的巨大差异,也没有顾及到司马迁与孔子千差万别的个人经历。孔子对春秋“乱世”无能为力而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通过“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来达到“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目的,其着眼点在来世;而司马谈发凡起例的《史记》之创作目的一为“宣汉”,二为整合学术,为西汉统治者“献治安策”,以适应西汉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其着眼点在当世。     

《春秋》书法修辞与《史记》一家言——从《李将军列传》谈起

在孟子对《春秋》微言以明王事的提挈后,司马迁是揭示《春秋》书法并给予高度评价的又一人。《春秋》书法不仅用来解读《春秋》大义,而且是理解《史记》的指南针。《春秋》与《史记》非唯体裁有别,宗旨也异趣:前者以明王事昭戒为目标,后者旨在究天人、通古今,成一家之言。缘此,司马迁于继承中有新变,做了相应的改良。文章结合"属辞比事"与《春秋》"四例",论析《李将军列传》如何运用《春秋》书法。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明兴坏之理——《史记》思想意义的重新解读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在历史叙述中既坚持秉笔直书的客观精神,如实记叙了黄帝到汉武帝时期三千年朝代兴亡的历史事迹,又体现着鲜明的主体意识,使《史记》成为汉武帝时期思想界儒学天命化、王道神学化特征的重要实证。司马迁跟随孔安国、董仲舒学过《尚书》《春秋》,曾被丞相公孙弘征为五经博士弟子。在武帝“独尊儒术”的时代氛围下,儒家仁政思想及其天人感应的思维方式在其精神世界中占主导地位。承载着父亲(司马谈)的嘱托,背负着宫刑的屈辱,司马迁以孔子的《春秋》为榜样撰写《史记》,力图在古今之变的描写中寓含褒贬,总结“成败兴坏之理”,揭示仁政是符合天意、得到神佑的“王道”,使“通古今之变”与“究天人之际”达到了完美结合;同时他开拓了纪传与书表互补共生的写作体例,奠定了《史记》“成一家之言”的地位,为后来官史修史所效法。     

《将相和》教学思考

《将相和》这篇课文是根据司马迁《史记》中《廉颇蔺相如列传》改写而成的一篇历史故事,它以秦赵两国的矛盾为背景,以蔺相如的活动为线索,记叙了“完璧归赵”“渑池之会”“负荆请罪”三个小故事,三个小故事相对独立且又互相联系。     

从三传看《春秋》不是孔子所修

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春秋》，历来以为是孔子所修，这一说法最早见于另一部儒家经典《孟子》[1]。司马迁祖述其说，在《史记》中亦表达了一样的看法。[2]孟子和司马迁说的“孔子成《春秋》”，“因史记作《春秋》”，实际上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修订、删订”《春秋》的意思。西汉以后，虽有今文、古文之争，但关于孔子“修《春秋》”的说法，没什么评议。到了唐代，几个学者开始怀疑“孔子修《春秋》”的传统看法。刘知几在《史通·惑经》中记载说： 观汲冢所记，皆与鲁史符同。至如周之东迁，其说稍备，隐、桓已上，难得而详，此之烦省，皆…     

《春秋》《左传》再平议

刘知几《史通.惑经》篇分“十二未谕”、“五虚美”,提出四十馀条证据指出《春秋经》是一部“真假不分,是非相乱”、“理乖惩劝”、“厚诬来世”的秽史,表现了一位富有良知的史学家的卓识。但由于刘知几误解了《史记》中司马迁的有关记载,误信了班固在《汉书》中的有关记载,仍然认为《春秋经》为孔子所作,这就值得商榷了。其实,只要深入探讨《史记》、《汉书》中有关记载以及相关史料,便可以看出：《春秋经》决非孔子所作;《左传》亦决非左丘明所作,其作者应是孔子。     

略谈《诗经》中“非礼”风诗问题

《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一部《诗经》三百零五篇被分为风、雅、颂三类。它的初名是《诗》,后来被称为《诗三百》,最后才定名为《诗经》。“经”和“诗”联系起来,最早见于《庄子·天运篇》:“孔子对老聃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它之所以把“诗”和“经”联系起来,是因为“经”有特别尊重的意思。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     

《孙子兵法》与《史记》“用间”记载的比较研究

“用间”在《史记》关于战国和秦汉时期的战争记载中多处出现。通过最早的“用间”理论作品《孙子兵法·用间篇》对《史记》“用间”策略进行分类,可以发现司马迁的记载以“内间”为主,辅之以“死间”“反间”“生间”,同时还存在无法分类的部分。这反映出战国、秦汉时期“用间”实践与孙子“用间”理论之间有所区别。其中,《史记》记载战事中的“反间”内涵扩大化了,实际上类似于孙子所言“乡间、内间、反间”的结合体。这导致后世学者在解释“反间”时,常将《史记》具体记载作为《孙子兵法》“反间”的注解,但两者实际存在不同。“用间”的理论与记载是从春秋至秦汉军事理论与兵学文化快速发展的一个反映。     

“经济”一词溯源

“经济”一词最初在《周易》一书中分别出现。“经”解释为“径”,即指阡陌。“济”字从水旁,解释为“渡”,即指渡水。“经济”两字的连用,始见于隋人王通的《中说》（又名《中文子》）“礼乐”篇里的“经济之道”,原意是指经邦济世或经国济民,即治理国家的意思。古时有副对联：“文章西汉双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夸奖司马迁的文章写得好,赞赏诸葛亮具有治理天下的卓越才能。可知古人所讲的“经济”一词,意在治国平天下。这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财政经济完全是两回事。     

司马迁、班固货殖论之分野及其历史价值——兼说《货殖列传》非司马迁原题

本文对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和班固的《汉书·货殖传》作了比较分析,指出把班固的《货殖传》说成是“剽窃”司马迁的《货殖列传》的传统说法是错误的,认为司马迁是以人与物质生活的关系作为考察社会经济现象的出发点,而从历史的、现实的关系中寻找“通古今之变”的归缩。班固是以“贵谊而贱利”作为出发点和归缩。《货殖列传》是一篇经济名著。《货殖传》是一篇“安贫乐道”的教材。作者认为,班《传》符合中国封建政治经济的需要;但如果循着史迁的理论走去,中国古代经济史将不是长期停滞的历史。本文还列举大量史料说明《史记·货殖列传》并非司马迁原题。“货殖”一词是班固强加给《史记》的。     

司马迁历史哲学论纲

司马迁历史哲学的逻辑线索及其具体内涵,可以分析出三个相关部分：即渊源、立场和逻辑结构。家族传统和先秦诸子精神是司马迁历史哲学的两大渊源;《春秋》公羊学是司马迁的理论立场,它们提供了司马迁理论沉思的基本策略和价值取向;司马迁以文明起源论的探寻开始,有效地实现了从天人之际到古今之变的命题转换,最终提出文明目的论并揭示人类史的本质     

“风骨”多义性诌论

“风骨”论是刘勰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心雕龙》中,刘勰不仅撰《风骨》专篇,论述了对“风骨”的创作要求,而且还把“风骨”的思想贯穿于文体论和作家论。在《明诗》篇中,他批评晋代诗歌“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在《诠赋》篇中,他反对“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的不良文风。在《檄移》篇中,他称赞“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并提出为文要“植义扬辞,务在刚健”;在评论作家作品时,刘勰也十分重视“风骨”。他称赞建安诗歌“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时序》),批评陆机的创作“瘦辞弗     

创构·称谓·特色·作用与影响——论《史记》“太史公曰”

“太史公曰”是《史记》文章之独创结构,是史家发言之特殊形式,是司马迁“一家之言”的重要内容,也是其著书见意之重要手段.向为治文史者所重.对“太史公日”之创构、称谓、特色、作用与影响的分析研究,关系到对《史记》文章之理解,关系着对司马迁“一家之言”的认识,也牵涉到如何看待“太史公曰”这种特殊发言形式对后世史传、文籍的影响.而以往对其分析研究、犹嫌不足.近年来,差不多所有《史记》研究者,均以为“太史公曰”由《左传》“君子曰”发展而来,甚至有区分“大史公曰”为“篇前论“、“篇中论”、“篇后论”者,总不离一个“论”字:正是在其创构、称谓、特色、作用与影响等方面,思之未慎,论之未详,故本文陈述浅见,祈识者指正.     

汉、宋《春秋》学与政治的关系

汉代是《春秋》学形成的时期,主要特点是《春秋》三传先后争立学官,除却今古文学派的学术立场不同之外,从政治层面来看,其本质则是儒家大一统思想下的政治家、政治集团之间的利益之争。宋代的《春秋》学既有经学哲学化的学术变革的影响,又受到时代政治风云的左右。概言之:北宋王安石变法从新政的角度黜《春秋》而不用,而其他儒者解说《春秋》侧重“尊王攘夷”;南宋特殊的政治局面使得论《春秋》者又侧重“复仇大义”。     

略论汉代今文《春秋》释义的文论意义

通过对孔子“何以”及“如何”创作《春秋》的考察,汉代今文经学家在《春秋》释义过程中引领出的关于“文”的看法和观念形成一套经学文论话语,其实质是如何在语文写作中寄寓王道理想。今文《春秋》释义分别在“文”的发生论和创作论上发生了意义,而其以“王道”统摄《春秋》释义的基本思路,更决定了其“尚用”的功能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