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轨下劳动争议社区治理的制度创新——以中山市为例

当代中国正处在复杂而深刻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一定时期内,由于契约不完全以及法治的不完善,劳动力市场上出现政府监督无效等治理盲点,需寻求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种治理方式以作补充。社区治理通过第三部门的参与平衡了劳动争议各方的利益,是一种能自我维系的有效制度。社区劳动争议调解制度是社区治理的一种具体形式,它解决了原有制度效率低下、交易费用高等问题,中山市社区劳动争议调解制度的有效运行就是该制度创新成功的一例。社区劳动争议调解制度还需在发挥第三部门的角色优势、设计事业共同体的激励约束机制、构建新紧密群体、传播制度创新知识等方面加以完善。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投资争端调解机制的运行

调解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宗旨,在解决投资争端中能弥补仲裁、诉讼等传统解纷解决途径的不足。为应对日益增加的国际投资争端,应建立专门的调解机构。在具体的调解中实行调解员、仲裁员相分离的原则,要注意严格调解时限,积极保障和解协议的执行,并做好调解与仲裁、诉讼对接。     

我国大陆家事调解制度的理性分析与完善——与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家事调解制度的比较

单一地将家事调解的概念局限于法院调解或非诉调解,都不能完整展现家事调解的法理内核。家事调解制度是涵盖了诉讼外与诉讼内的多种调解主体以解决家庭纠纷为目的多层次多样化的纠纷解决方式。我国大陆地区可以借鉴我国香港、台湾地区有关家事调解的立法经验,明确家事调解的范围,建立多机构合作的调解机制和逐步完善调解主体的专业化,实现民间解纷机制与诉讼解纷的有机衔接。     

经济转轨下的劳动争议社区治理的制度创新 ——以中山市为例

当代中国正处在复杂而深刻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一定时期内，由于契约不完全以及法治的不完善，劳动力市场上出现政府监督无效等治理盲点，需寻求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种治理方式以作补充。社区治理通过第三部门的参与平衡了劳动争议各方的利益，是一种能自我维系的有效制度。社区劳动争议调解制度是社区治理的一种具体形式，它解决了原有制度效率低下、交易费用高等问题，中山市社区劳动争议调解制度的有效运行就是该制度创新成功的一例。社区劳动争议调解制度还需在发挥第三部门的角色优势、设计事业共同体的激励约束机制、构建新紧密群体、传播制度创新知识等方面加以完善。     

建立政府间世界会计组织问题研究——会计假账治理的国际协调视角

会计假账在当今社会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全球性公害和一个世界性难题。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导致各国以跨国公司和国际证券市场为载体的会计关系日趋紧密和复杂,对会计假账的治理已非某个单一国家力量所能及,必须进行会计假账治理国际协调。由于目前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和国际会计师联合会等国际会计民间职业联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不利于全球会计假账治理,必须由世界各国政府共同联手,建立同步行动机制,成立由各国政府参加的世界会计组织(WAO),加大会计假账治理力度,逐步构建公正公平、规范有序、客观真实防治假账的国际会计信息新秩序。     

国际商事法庭诉讼与仲裁、调解衔接机制的完善

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CICC)诉讼与仲裁、调解衔接机制体现了诉讼程序"柔化"和"当事人主义"思想,有助于国际商事纠纷的高效解决。但现有衔接机制中存在主体范围狭窄、机制衔接模式不完整、法庭对仲裁或调解的监督不充分等问题,其根源在于我国司法观念偏于保守、司法服务性功能不够强以及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发展相对滞后。因此,须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以调解、仲裁为纠纷解决的优先选择方式,以诉讼为纠纷解决的宏观保障。在衔接机制中纳入更多元主体并优化其职能,增加庭审阶段、域外执行阶段的衔接模式设计,完善法庭对仲裁裁决、和解协议的审查方式,实现CICC"三位一体"机制的有效衔接。     

北极区域治理中的机制建构案例分析

以全球治理为理论背景,从国际机制建构中的知识建构、强化能力和原则强制执行三个方面,可以深入探析在北极区域治理中机制是如何建立的以及应该怎样加强机制能力建构,进而促进问题单元的解决。而通过对北极区域治理中的持久性有机物污染问题的应对、北极有毒污染物管理和北极地区渔业资源管理三个典型案例的分析,可看出北极地区各国际机构通过上述三种机制能力的建构,促进了北极地区各国在治理问题上的认知,强化了主体的能力,增强了原则的强制执行。     

海洋环境污染防治的国际合作研究

解决海洋环境污染问题仅靠个别国家的单项法规是不够的,还需要各国的合作建立一整套完善的海洋环境保护的国际法律制度.本文将海洋污染防治的国际合作作为研究对象,按海洋污染防治的整个环节划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海洋污染的预防阶段,要进行实施风险预防原则的国际合作;若防范不到位,出现海洋污染事故,就进入海洋污染的治理阶段,该阶段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管辖权问题和责任认定问题.要实现沿海国、船旗国和港口国对污染管辖权的协调,在海洋污染责任认定方面,民事责任方面有CLC1969和FUND1971两个国际公约规范,落实得较好;国家责任的实现则有一定的难度,这方面还需要各国的合作.     

农村纠纷调解中的村治逻辑——对浙东先锋村的政治人类学考察

农村纠纷调解机制嵌入在乡村治理实践的结构性变迁之中,并随着乡村治理逻辑的演变而发生相应变化。对浙东先锋村纠纷调解实践变迁的政治人类学考察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受日益彰显的乡村治理性危机的影响,农村基层组织逐步开始更多地使用策略性调解手段,放弃了对地方性文化共识中纠纷调解规范的严格遵守,而且纠纷调解越来越重视暂时性＂息讼＂协议的达成,其实践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发展态势。后税费时代,富人当政之后的农村纠纷调解仍然存在类似的问题,治理权力严重受限的农村基层组织不得不采取以现代法律为内在基准,以面子、人情和金钱等可控资源为策略性调解手段的办法来解决村民纠纷。而农村纠纷调解的依附性对当前农村基层组织的发展提出了重要挑战。     

浅析中国会计国际化

经济全球化是国际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中国会计国际化是中国会计发展的大势所趋。如何在世界各国之间建立既能保证核算统一又能促进国际经济发展的核算平台,是世界各国会计学界研究的重要问题。     

论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的有效衔接

调解作为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之一,具有成本低廉、纠纷解决彻底、便于人际关系的恢复等优点.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与诉讼调解的制度衔接,实现调解机制的功能互补,将有利于缓解诉讼压力,拓宽公民解决纠纷的渠道,回应社会和谐发展的需求.     

论全球税收治理背景下习惯国际税法的演化与发展

作为国际税法的渊源之一,习惯国际税法的构成要件包括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两大方面。传统的习惯国际税法规则是各国在长期的税收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具有自发性、分散性和偶然性。但是,在当今全球税收治理背景下,习惯国际税法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一方面,全球税收治理促进了国际税收条约的发展和国际税收软法的勃兴,而这些渊源能够为习惯国际税法的存在产生证明作用。另一方面,全球税收治理能够推动各国形成普遍一致的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从而促进习惯国际税法的产生。习惯国际税法一旦形成,将对各国产生普遍的法律约束力,而解决国际税收问题的需要和国际社会的公认是其效力的来源和依据。在当今税收条约主导、国际软法勃兴的全球税收治理机制中,习惯国际税法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全球治理的困境与走向

全球治理的主体应该是以主权国家为核心和主导、以联合国为主要合作平台、有其他各类国际组织、国际团体和社会群体参与的国际行为综合体.要防止全球治理"去国家化";全球治理的对象是需要各治理主体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全球性问题,要反对全球治理"政治化";中国要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妥善处理全球治理与国家主权、国家利益以及中国和平发展的关系.     

国际商事仲裁中的调解法律问题探析

仲裁和调解作为当今国际商事交往中解决纠纷的两种非诉讼方式,具有各自的运行机制和规则程序。但是随着国际商事交易的不断深入,这两种争议解决机制都面临着各自的缺陷和困境。而在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发展出来的仲裁和调解两种纠纷解决方式的结合,正作为一种新型的争议解决方式蓬勃发展。它的优越性何在?解决纠纷的价值和作用又有多大呢?本文试从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相结合的基本理论着手寻找问题的答案。     

全球治理下政府生态职能外向性建构的困境与启示

政府传统的生态职能表现出很强的内治性,极少关注其外部建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的治理需要各国之间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相互合作,一国生态职能的最终实现需要国内与国际接轨、内治与外治相结合。生态职能的外向性建构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治理理念的不一致、体系结构的变革导致的责任与权力分配不明朗、治理机制的混乱等因素极大地制约着政府生态职能外向性建构与全球生态保护合作。在国家生态职能的外向性建构过程中,国际秩序与机制的变革和全球治理同步进行将会成为一种常态;全球治理机制变革及路径选择是一种必然趋势;中国也要结合中国的国情,推动国家生态职能的外向性建构,为实现全球治理提供有益的尝试与经验。     

习近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语言治理三重视野和新时代语言治理的路径选择

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语言治理是现代化国家治理的新思路,是哲学视野、历史视野、国际视野3个层面的有机统一.语言治理新思路坚持了人民主体的发展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和国家治理范式,也为当前世界各国治理思想发展提供了中国实践范例.利用科技进步实现语言治理中的战略飞跃、发展语...     

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运行机制研究

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以及国家对全球经贸规则治理的参与,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设立中国国际商事法庭,以期满足国际市场主体对跨境纠纷解决的需求。作为供给国际商事纠纷解决的公共产品,服务于全球的目标决定了各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制度构建应秉持国际化的视野,凸显诉讼的既有特色并借鉴商事仲裁的制度优势。然而,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现行审判制度与上述理念存在一定的距离,暴露出管辖未突破实际联系的桎梏、审级过高以及裁判缺乏可执行性等缺陷。展望未来发展之路,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应以迈向国际的开放姿态,做好顶层设计,突破实际联系原则,扩大当事人的意思自治,重构国际商事法庭的救济机制,加强国际司法协助,促进裁判的域外承认与执行,以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全球经贸的治理。     

论能动司法下法院调解的程序规制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法院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探索纠纷解决方式,在运用多元化手段解决纠纷的同时注重自身能动性,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诉讼调解制度在汲取了传统纠纷的解决理念基础上,顺应时代的召唤积极探索,一时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研讨。调解本身的特性决定了调解活动无法如审判活动般规范,但既是程序就一定有度,发现法院调解中的程序问题、论证调解程序化的必要性并进一步提出程序化措施,在司法能动提出的背景下显得非常必要。     

数字企业出海数据安全治理国际合作机理研究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治理国际话语权争夺已成为国际竞争的新常态与新战场。伴随着数字企业出海产生的数据安全治理问题,已突破传统的商业竞争和利益争夺维度,向数据主权和国家数据安全维度升级,亟待针对掣肘我国数据安全治理国际合作的具体问题提出解决对策。当前,我国数据安全治理国际合作面临着挑战,具体体现为：数据安全风险日趋加大,数据自由流动受限,外国不当干预频现,职能管理部门不清晰。因应这些挑战的对策建议是：升级数据安全治理手段和措施,实现更高层次的数据自由流动,警惕数据霸权主义,建立独立的数据跨境监管机构。为我国实现更高质量的数据安全治理国际合作、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提供保障机制。     

再议我国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提高,民事纠纷层出不穷。传统的以行政调解、单位调解等纠纷机制越来越力不从心。面对我国各项改革的逐步深入、利益格局的调整以及颁布法律赋予民权,我国民事纠纷解决机制面临巨大考验。如何能够使民事纠纷有效、迅速地解决,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笔者从分析我国现有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入手,对各种机制的利弊加以比较,指出在我国应积极构建起以调解、仲裁等非诉讼解决机制为中心、以法院(公力救济)为后盾的多元化解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