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阿莱克修斯的帝国政治治理研究

阿莱克修斯一世统治时期的拜占庭帝国进入“复兴”时期,受到学界关注。他有针对性地推行帝国政治治理。首先强化皇权,平息贵族异己势力,并通过土地改革和财政调整措施增加皇家经济实力,依靠逐渐增强的经济实力富兵强军;其次皇帝凭借金钱和武力,大力推进“任人唯亲”的贵族等级制度,强化帝国精英阶层的团结,以稳固科穆宁王朝的统治基础;最后他加强吏治改革,全面整顿官僚系统,将各级官职与贵族等级和军功业绩挂钩,把以强化皇权为核心的整个政治治理改革落到了实处。这些帝国政治治理的措施行之有效,一度扩大整合了皇亲国戚等高级贵族社会基础,提高了中央集权,扭转了拜占庭帝国的颓势。     

商周时期神权发展的三个阶段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论者多以为商周是政教合一的国家政体。如吕振羽称:殷周的宗教“表现其一神教的实质”。又说:“僧侣贵族构成神权政治下统治层中的主干。”郭沫若也有类似的论述。近来,孙晓春同志却提出:“商周时期没有出现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不具备神权政治的宗教基础,宗教神权始终没有成为独立于专制王权的政治力量。”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兹在一些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不同的看法,与孙晓春同志商榷,并就正于方家同仁。     

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国家认同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它从起源到初步形成的时期,融汇了许多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形成了以黄帝族为中心的部落集团,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又历经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凝聚,到秦汉时期方初步形成。“天下一家”局面的出现,也正是天下邦国、部落“国家认同”的结果。在上古中国的历史发展中,自“中心权力”出现以降,直到周代臻至完善的“服”制,是中华民族形成的制度保证。“服”制展现了中心权力和中央王朝强大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国家认同”包括了对于中心权力和对于夏商周三代王朝的认可与服从,这是诸氏族、部落列为中华民族成员的必要条件。     

王朝更迭、族群心理与考古学文化变迁--对山东地区商周腰坑葬俗的考古学观察

腰坑葬俗几乎可以说是商代殷人墓的标志性要素之一，这种葬俗伴随着商族的征伐、统治，逐渐在中原地区、山东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等地流行。西周中期，山东地区的腰坑葬俗出现了暂时的消衰，西周晚期重新盛行，范围扩大，形式也发生了变化。春秋战国时期是山东地区腰坑葬俗最为盛行的时期，战国中期以后逐渐消失。这些变化以商周王朝更迭为背景，体现了商周文化不同的政治风格、族群文化心理和交流方式。     

宋儒正统论之内容与特质

宋代理学思潮的兴起,使正统之辨成为传统政治历史文化中的一个鲜明主题。宋儒对中国历代王朝合法性依据的认定标准有二：“合天下于一”和“居天下之正”。北宋时期,注重“一统”甚于“居正”,未尝唯以终极本体的伦理观念“天理”为标尺去审视、评价中国历史上王朝传承中的合法性。南宋立国之后,现实的政治格局自然地引起宋儒文化心态与历史观念的重大变化,体现在正统理论问题上,“合天下于一”的观念淡薄了,而“居天下之正”的意识凸显了     

试析都铎时期英国贵族的转型

都铎时期是英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期。在经济和政治、王权和社会、主观和客观诸多因素的联合作用下,都铎王权与贵族的关系转变成为近代早期国家和贵族的关系,都铎贵族转变成为近代国家的“新贵族”。这一时期,贵族仍然行使着传统的军事和政治统治的功能,但贵族的权力性质不同于以前。他们代表的是国家的权威,行使的是君主赋予或者许可的权力。在都铎和贵族的关系上,都铎时期的英国贵族首先是都铎君主的臣民。其次,都铎贵族是都铎政治集团的重要成员,是都铎专制君主权力基础的组成部分。     

从早期国家结构的基本形式看秦汉大一统政治的社会基础

先秦时期是“大一统”观念的孕育和形成的重要时期。夏、商时期,王权与专制主义得到了充分的孕育和初步的发展,天下一统的朦胧的政治理想已开始初露端倪。历代王朝对邑外的持续不断的开拓,初步奠定了一统国家的地域规模。西周王朝所开拓出的疆域,奠定了以后历代中原王朝统一的政治地理基础;同时,西周王朝通过对四土、四国之地的大批封建以及军事征服,从而使得西周王朝的千里邦畿和辽阔的田土、四田之地已紧密地联为一体。战国时期,郡县制政体下分立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建立及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的逐步统一,将中国早期国家的结构形式推进至早期单一制阶段。     

商周秦汉贵族民主政体的衰落与董子学说“天人感应”的廉政意义

商周实行分权贵族民主政治体制,但从商周开始,贵族民主政体逐渐衰落,向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演变,到汉武帝时期,随着王国问题的彻底解决,贵族民主政体最终崩溃.董子学说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同时力图用“天人感应”理论限制君主权利,并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正是董子学廉政意义所在.     

一个被史学界忽视的问题:汉朝的初郡政策

汉朝实行的“初郡政策”是被史学界忽视的一历史问题。汉朝在其统治期间制定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治理周边少数民族的政策,“初郡政策”就是其中的重要政策之一。汉朝在初郡地区推行的“初郡政策”,开创了历代中央王朝治理南方少数民族的基本政策,这些政策被汉朝以降的各世中央王朝所继承和发展,始终成为各世中央王朝统治南方少数民族的基本政策,因此“初郡政策”在历史上是起过重要作用的。它不仅稳定和巩固了历代中央王朝对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而且促进了南方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集中力量办大事”何以转化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的强大效能：历史脉络、制度逻辑与实现路径

作为中国国家治理长期存在的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集中力量办大事”成为描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现实依据。但目前学术界对“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研究缺乏对这一治理机制的内在逻辑的探讨,特别是这一治理机制何以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优势,尚未有较为深入的理论回应。本研究在系统回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历史脉络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制度评价正当性、优越性与有效性的三大标准。比较“传统模式”“宣称模式”“内卷模式”与“优越模式”四种国家治理模式,可以看出,责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制度优势得以彰显的关键因素。基于此,从责任政治理论的“观念”“结构”“行动”三个维度深入诠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国家治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内在逻辑,有助于将这一制度优势转化为新时代国家治理强大效能提供相关启示。     

中国上古神话时代之始末——兼论“绝地天通”

中国上古神话时代,始于伏羲氏,终于商代晚期。伏羲至少皞为“民神不杂”时期,少雌世衰为“神民杂糅”时期,颛顼“绝地天通”（禁绝蚩尤下凡）后又恢复“民神不杂”时代。商代晚期武乙前后,天帝开始远离人王,到商周之际中国上古神话时代正式结束。     

夏商周三代美育思想与礼乐文化

夏商周三代,礼乐教化的主要目的都是培养与血缘宗法等级奴隶制相适应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夏商时期原始的混为一体的“先王乐教”在西周时期已初步分化为“礼教”、“乐教”、“诗教”三种形态：“礼教”指与宗法等级政治相适应的行为规范化、艺术化的教育;“乐教”即《周礼》所说的“乐舞”之教,主要是指音乐与舞蹈教育;“诗教”指《周礼》的“乐语”之教,“六诗”之教。可以说,西周礼乐教化观念已达到充分自觉的程度,开始自觉地、有意识地对贵族子弟和国民进行艺术教育。     

西周的立法指导思想及其影响

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处于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的萌芽阶段,西周的奴隶主贵族为了巩固和加强他们的统治,厘订了以“亲亲”“尊尊”为基本原则的“礼治”。周公的这一“礼治”为西周的法律的制定和社会秩序的维护提供了各方面的指导,成为西周最重要的立法活动。“以德配天”、“亲亲”、“尊尊”作为西周的法律指导思想,不仅为周王朝的统治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并且为以后中国法律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跨海而治”的政治谋略:英国安茹王朝时期的国家治理

英国安茹王朝是英国政治制度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通过构建国家行政体系实现“跨海而治”,基本上奠定了后来英国政治发展的大框架.安茹王朝时期英国的国家行政体系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中央行政体系和地方郡区制.中央行政体系大致有国王、国王政府、议会等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议会的产生、确立、发展是中古西欧政治制度史上的大事.安茹王朝时期王权主要通过郡区制对地方实行有效的统治.     

唐代妇女婚姻观念的转变及其原因探析

妇女婚姻主流观念在唐王朝几经变化,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显现出异彩纷呈、丰富多彩的特点。主要有初唐的“门第观”、盛唐的“开放观”以及中晚唐的“才子佳人观”。而唐代社会民族融合、经济发展以及国家政策的转变,是影响唐代妇女婚姻主流观念不断变化的重要因素,对我们研究现代婚姻观念有参考、借鉴意义。     

春秋末年以前宗教天人观的形成

原始社会时期宗教天人观的萌芽,其主要表现为一种敬畏意识;夏商时期的宗教天人观延续了原始社会形成的敬畏意识,但一个更重要的变化则是以天命观为核心的天人之间“授”、“受”关系的产生,这一宗教天人观确立或规定了中国宗教天人观的基本方向：西周时期的宗教天人观除保持“敬”、“受”观念外,又在夏商二代的基础上提供了遵天命、顺天命、知天命等新的观念。中国古代的宗教天人观念或天人关系的格局在西周时期基本确立：春秋时期的宗教天人观则在顺天、知天、安天以及疑天等观念方面有新的延伸和发展．影响了后世宗教天人理论的若干重要思想的形成,其中包括天人相应、天人感应以及警告、征象、灾异等种种思想的萌芽。中国古代的宗教天人观念已经在春秋末年以前具备了基本的形态。     

论《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政治国家观

马克思对于公正、平等、国家观念的批判分析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集中体现,文中马克思对拉萨尔主义所提出的以劳动所有权理论为基础的分配正义观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全面地阐述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时下,政治哲学成为热门的哲学研究方向,对作为上个世纪以来最为宝贵的人类财富之一的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从中我们能够学习和了解他对于政治哲学中诸多概念的理解和阐释,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政治国家观建构与反建构,这对于我们的政治实践和理论建构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取天下与观天下——论《老子》天下观念的政治哲学内涵与发展演变

“天下”是老子思想中的重要观念。在老子的政治哲学中,“天下”主要是指百姓和社会。老子要求统治者以无为的方式治理天下,关注百姓的生存,去除自身的私欲。老子天下观最重要的就是天下秩序和治理天下的问题。老子寄希望于作为最高统治者能够效法道成为“圣人”,稳定天下秩序,实现万物的自然本性。这一思考对道家后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贯穿着一条主线：天下是否应当治理。庄子的天下观念展示了对理想秩序的向往、想象和建构,认为天下无需治理,体现了庄子独特的精神追求;黄老道家更加关注国家与百姓,提出了“因循”“审其刑名”等具体的治理原则和操作方式。     

古今迁都为哪般？

都城的建立是一个时期王朝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都城为国家中枢之地，一般不轻言迁离，但随着王朝和国家整体战略的转换，迁都便成为调整利益冲突、保持国家活力的重要手段。中国古代就有夏都十迁、商都     

也谈卜辞中的邑与商周国家的国土结构问题

商周时代的邑对于理解商周国家的国土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最近读到杜正胜先生论卜辞中的“城邦”的文章[杜正胜:1996],其论说的重点即与邑有关,而杜先生是明确提出商周时代的邑就是“城邦”的,这就涉及了商周国家的国土结构的问题。杜文应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是在一个重要的领域即邑的问题的领域,将商周国家国土结构问题的研究推进到新的深度。尤其是文中对于卜辞中涉及邑的资料的整理,因贯彻作者对商周政治运作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