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乱后京兆韦氏南迁江左考述

中古三辅著姓京兆韦氏为关中郡姓之首,其家族在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经历了辗转曲折的流徙和纷繁复杂的分房分支过程。永嘉丧乱之初,京兆韦氏大多自保不迁,出仕胡主。以后随着苻、姚关中政权的解体,其家族开始了较大规模的迁徙过程。大体而言,京兆韦氏南迁江左共有三次,侨迁江左的诸房支具有各自不同的发展特征,或早渡却难立声望,或依违南北不为久驻,又或创建盛名后却遭受重创。唐世京兆韦氏定著九房,以留北房支为盛,南迁江左曾著威名的房支与此无涉,南迁对京兆韦氏家族的影响甚为复杂。     

空间转换、家族发展与区域社会——以关中郡姓南迁北归为中心

永嘉乱后,关中郡姓较为集中、较成规模、影响较大的迁移有四个阶段。他们南迁北归,往返不同政权的移民行为,对家族发展和区域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家族而言,不同时期的迁移是维系家族生存、保持家族地位的重要手段,但辗转往复的迁徙行为削弱了他们在地方的宗族基础,挫伤了持续强劲的生长力。同时濡染异地文化,移民家族的家学门风也有所改变。对区域社会而言,关中郡姓南迁减少故乡汉族人口,强化了胡汉人口比例中胡族的优势,造成本土文化衰退。但长远来看,他们腾出空间,又为民族融合创造了环境和条件。南迁又北归的家族成为沟通南北文化的使者,既促进了南方地域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也促进了南方文化的北传。     

以我心知他心与众心——“郡姓”考述

“郡姓”在中古时期有三层意思：一是对一郡大姓著姓的泛称,二是与四海大姓、州姓、县姓并列的士族等级称谓,三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后对所有入于门阀士族行列的汉人士族的总称。作为总称的郡姓,其下又有四姓和其他次高门士族诸多等级。四姓是郡姓中的一流高门,指权贵家族,其所涵盖的权贵士族在北周隋唐时期被称为山东郡姓,与之对举的关中郡姓同在孝文帝定姓族时入于门阀士族行列,又有与北朝后期关陇集团结合的政治内涵。     

"郡姓"考述

"郡姓"在中古时期有三层意思:一是对一郡大姓著姓的泛称,二是与四海大姓、州姓、县姓并列的士族等级称谓,三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后对所有入于门阀士族行列的汉人士族的总称.作为总称的郡姓,其下又有四姓和其他次高门士族诸多等级.四姓是郡姓中的一流高门,指权贵家族,其所涵盖的权贵士族在北周隋唐时期被称为山东郡姓,与之对举的关中郡姓同在孝文帝定姓族时入于门阀士族行列,又有与北朝后期关陇集团结合的政治内涵.     

知新而温故

上期的主持人语,题为"南渡北归,慎思明辨";巧合的是,本期"六朝研究"专栏所刊宋艳梅的《空间转换、家族发展与区域社会——以关中郡姓南迁北归为中心》,讨论的正是永嘉乱后关中郡姓的南渡北归。从表面上看,宋文不属于细节考证之作,其实,宋文的宏观立论,仍是基础于"慎思明辨"的细节考证的——我所指导的宋艳梅申请博士学位论文《晋隋之际关中郡姓的播迁与发展》,篇幅即约16万字。而取精用宏的这篇《空间转换、家族发展与     

论南来吴裴的南投北返

南来吴裴一支出自河东闻喜裴氏。裴氏本晋室高门,永嘉之乱,裴氏族人四散,流移南北,遂多有房支。其南投襄阳一支号南来吴裴,行迹扑朔迷离,学界对此研究极少。南来吴裴的南投北返,涉及层面甚广,对南北政局影响至巨,诸如士族投奔河西、晚渡伧荒南投、豪门门第的提升等在南来吴裴中均有体现。其家族风尚的变化、势力的构成在南北政局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河东裴氏与江左政治

东晋南朝政治舞台上的河东裴氏南下时间早晚不同。较早南渡的仅有裴松之先祖一支,他们对南朝礼乐典制、文教传统以及史学著述贡献颇多。只是仅凭儒史之业,难入高门。晚渡江左的裴叔业、裴邃、裴季之等寓居于寿阳一带,多以军功自效。裴叔业房支在萧齐时代成为豫州豪族,位至豫州刺史,而后因被朝廷猜疑遂北投元魏,致使南朝失去淮南。裴邃一房在萧梁时活跃于淮肥之间,是萧梁北伐之师、勤王之师中的重要将帅,而后在政治、军事变局中逐渐衰微。     

陇西李氏敦煌房考辨

陇西李氏是唐代著名的五姓七家之一,敦煌房更是陇西李氏家族内的显赫房支,被唐代政府定为著姓并列入宗正寺,编人属籍.但由于陇西李氏敦煌房世系失载,所以学界对敦煌房所指存在一定误解.经笔者校诸史籍,考证陇西李氏敦煌房应指凉武昭后李茂一支.而且李茂的后代至唐代仍保留着敦煌爵位.     

近三十年来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今襄樊地区历史研究的综述

作为南北四会之地的襄樊地区,在魏晋南北朝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1978年以来,对今襄樊地区在这一时期历史的研究硕果累累,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对南北分裂对峙形势下当时军事、政治、社会等方面的论述。对这一时期这一地区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以及有关这一时期襄樊几度被北朝所占,特别是南北短暂统一时期以及侯景之乱后的历史研究比较缺乏,有待进一步探讨。     

论入北南人与北朝社会的相互改造——以颜之推、庾信、王褒为例

南北朝时期社会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但南北文化却呈现合流的趋势,这种趋势实际上是汉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碰撞、互相吸取养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东魏至北齐、西魏至北周年间入北的南朝文人发挥了重要作用。过去学者论南北文学的融合,往往重入北南人对北朝文学的改造,而轻北朝社会对他们的改造,因此观点不够全面。其实南人在将南方文风带到北朝的同时,也接受了北朝社会潜移默化的改造,正是在这样的相互改造过程中南北文学逐步走向了融合。     

从南朝乐府民歌看南北文化融合

南北朝时期南北文化各具特色,都具有主导地位。等到唐朝时很明显南朝文化占据上风,但北朝文化也被继承其中较好的融合在一起,而最初的融合发展就体现在文学的融合发展中。南北朝时期上层文人乐府诗的创作也进入了自西汉后又一个高潮,但北朝的文豪数量不如南朝,南朝的永明体诗人、宫体诗诗人、皇室文学家都创作乐府诗,但题材风格偏重艳丽绮靡。而南朝乐府民歌却风格多样,也有不少佳作,同时南朝的乐府民歌开始体现出南北文化融合的痕迹,这给唐代以后的文化融合带来很好的影响。     

论北朝赋的创作倾向及理论嬗变

北朝赋的创作倾向及赋论基本上沿续汉代重政教的赋用论传统,但在不同的时期又有向南朝赋论靠拢的倾向。不过,其倾向与嬗变不像南朝赋论那样,沿着赋文学特质的方向,变动迅速的发展,而是变动缓慢且曲折回旋。不过,北朝赋风与南朝赋风在不同时期的互相渗透以及南、北朝赋论的双向浸润、补正,又最终在南北融合的大趋势中产生了符合赋文学发展的拓新赋论。     

客家聚族而居与魏晋北朝中原大家族制度──客家居处方式探源之一

客家聚族而居与魏晋北朝中原大家族制度──客家居处方式探源之一黎虎客家是西晋永嘉之乱（四世纪初）以后陆续从中原地区南迁，现今聚居于粤、赣、闽交界处为中心的汉族的一支。由于其在语言、习俗等方面保存丰富的中古时代中原遗风，颇具社会活化石的研究价值，因而探求...     

南北朝文中“比”字比较句的南北差异研究

南北朝时期"比"字比较句存在差异。本文选取南北朝文调查"比"字句的南北不同表现,发现南北朝新出现的"以+X+比+Y"和"X+比+Y+VP"两种句式在南朝文中的用例数量和比例均比北朝文高,且南朝文"比"字句比北朝文"比"字句更多地采用新形式。     

河东裴氏入仕北魏政权考察

北魏政权下的河东裴氏,有南北两大地域来源。北地裴氏加入北魏政权大多在河东地归于北魏之后,有的房支甚至迟至孝文帝时。南来吴裴房支在裴叔业举地降魏后颇受隆遇,主要成员居于京师洛阳,而非仍宅南境;亦有疏支远宗仍居于寿阳,或北上与河东本宗合流。     

论东晋南朝文化精神对儒家理想的叛离——兼论东晋南朝的文化特色

魏晋南北朝之际,承汉末经学虚伪矫饰端绪,文化思想领域“儒学独尊”一统天下格局崩坏,魏晋风流,士风激荡,士大夫们开始了文化精神的重构。处于儒学式微、老庄方滋文化氛围下的曹魏西晋士大夫,由于深受儒风濡染,更由于文化传统的巨大惯性,儒学观念已固化为他们的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故而,其时文化精神的重构不免陷于儒道双栖的两难之境,体现出傍徨不定的矛盾性。永嘉乱后,南北对峙,文化分途。北朝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儒学趋盛,东     

浅论南北朝乐府民歌艺术

南朝和北朝的乐府民歌,因南北两朝社会环境、人民风尚的不同,在风格上表现出很大的差别:南朝民歌比较温柔婉转,北朝民歌比较质朴刚健。     

中古大别山区的蛮民族群及其华夏化

大别山区处于江淮之间南北过渡地带,地域人群演替体现出过渡性特点。受三国长期军事对峙及西晋永嘉丧乱的影响,中古时期大别山及其周边地区人烟稀疏。至东晋南朝时期,蛮人陆续进入,分建种落、定居扩散,成为域内主体人群,其要者有西阳蛮、弋阳蛮与庐江蛮。东晋南朝政权在蛮民聚居区设左郡左县,实行一系列差异化的政治、经济、军事治理策略,促进了民族交流交融,至隋初大别山区蛮民族群的华夏化进程基本完成。     

祖先神话与六朝士族精神的建立——以两晋南朝的琅琊王氏家族为例

门阀政治鼎盛的两晋南朝时期,谱牒学开始兴盛。在编缀姓祖神话的同时,高门士族也在无意识中进行着家族精神和自我价值观的逐步建构与完善。这个过程,会从家族成员不同历史时期的文艺创作中以不同方式曲折地投射出来,成为后世读者眼中独具风采的家族特征。本文以南朝高门琅琊王氏家族为切入点,对上述现象尝试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论北朝后期文学与南朝文学的融合

南北交流的日益广泛,由南入北士人的增多,以及北朝统治者在文化策略上的选择,使得北朝后期的文学经历了对南朝文学短暂的逆动之后,走上了吸取和借鉴南朝文学的道路,并为隋唐文学的南北融合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