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先锋诗歌书写特质摭谈

随着诗歌本体意识的回归,90年代先锋诗歌的书写出现了许多转向,诸如出现了比先前抒情性诗歌写作更为深邃的"智性化"书写,及物写作逐渐替代了虚高的不及物写作,细节写作的出现强化了诗歌处理现场的能力,而且,伴随着一种本体意识的成熟,诗歌叙事特质凸显,先锋诗人先进的创作理念把"诗歌戏剧化"写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诗是跟着时代又领着时代的"——朱自清新诗创作理论探析

中国的新诗发展至今只有百年的历史,其间又走了许多弯路,但是,它凝聚了几代思想者和文学巨匠们的艰苦探索。特别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新诗创作及理论探索,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启示。朱自清就是其中一位突出的代表。他主张“诗是跟着时代,又领着时代的”;“新诗运动从诗体解放入手”;“诗要有深美的思想做血肉”等新诗评论及理论研究,这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新诗理论建设,还是对新诗创作和发展的指导。     

走向沉潜:伊沙的“本城写作”

伊沙是90年代口语诗的先锋代表,但自90年代后期以来,这种"先锋性"的光芒实际上逐渐收敛。相应的,伊沙的诗歌创作走向"沉潜",于文本中展现具有个人化特色的"本城"意识,以富有"男子汉"承担感的"壮年写作"状态楔入生活,获得以诗歌形式凸显生命意识、进行抒情叙事的"自在"。     

从格非、苏童的创作看中国先锋小说的叙事革命

20世纪80年代,以马原为开头的先锋小说作家进行了一场叙事革命,他们在实践中完成了中国小说由"创作"向"写作"的转换.格非、苏童等人对马原的叙述策略有所发展,他们在语言实验、叙事策略以及抒情风格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变革,凸显出中国先锋小说的独特的审美特征.     

试析新时期现代主义小说中“元叙事”的根源与意义

文章探讨了新时期先锋小说创作中的一种新的表现手法,即故意暴露叙事行为的虚构性,以解构文本的真实性的"元叙事"策略.挖掘了它的根源博尔赫斯的创作叙事手法与海登·怀特的"元历史"理论;对马原、格非等作品中"元叙事"的表现进行了剖析,并指出了它的意义拓宽创作主体的艺术视野,丰富小说文本的内容,同时,激发读者的参与意识,诱使读者投身作品之中,共同走向创造.     

深入和成熟: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诗理论批评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诗理论批评极为繁复,以《新诗歌》派代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论与以《现代》诗派为代表的走向综合的现代主义纯诗诗论之间的论争呈现出主流风貌;而它的支流很庞杂,主要有印象主义诗歌理论批评、现代解诗学、心理原型诗歌批评、"新批评"诗歌理论批评和新诗史研究。它们的合力使得在20年代确立起来的中国新诗理论批评体系走向深入和成熟。同时,30年代新诗理论批评,在接受前苏联和西方现代文学理论观念和方法上,比起20年代来,面更广、力度更大,而且自觉意识也更强;因此,30年代中国新诗理论批评的现代性表现得更足。     

论朱湘对中国新诗艺术的探索与贡献

安徽太湖籍诗人朱湘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他以清醒的头脑和强烈的艺术使命感,在维护诗的审美特性和创造新诗的艺术形式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实践。他在创作中注意吸收古典诗词合理的艺术形式,精心创造形式完美的新格律诗;他主张借鉴外国各种诗体经验,努力实现新诗诗体多样化;他积极倡导现代叙事诗,并带头进行创作实践,在借用并改造传统题材、注重人物性格刻画、探索现代叙事诗的结构形式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他为创造新诗的艺术形式、推动中国新诗的健康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诗消得人憔悴——新诗研究者东南大学王珂教授访谈录

用现代汉语写作的新诗是一种特殊的抒情文体。这种特殊文体是采用抒情、叙述、议论,表现情绪、情感、感觉、感受、愿望和冥想,重视语体、诗体、想象和意象的汉语艺术。新诗研究重在新诗诗体研究,而新诗诗体研究实质上是对诗的本体的研究。新诗诗体研究不仅具有诗学的意义,还具有政治学和伦理学的价值。当代,特别是未来的新诗是多种诗体共存、多种文体共建和多种技法共生的文体,因此新诗诗体研究很有必要广泛借鉴中外文体学及诗体学研究的成果,建设包括新诗文类学、新诗语言学、新诗意象学、新诗生态学、新诗功能学等为主要内容的新诗诗体学。目前,新诗诗体学研究虽然局部已取得较大成绩,但是新诗诗体学在理论上还存在缺乏操作性等问题,为此,建立科学的新诗诗体学是新诗理论界的当务之急。     

梁上泉散文诗实践的文体意识

中学时期梁上泉一度痴迷于旧体诗词格律,有关格式、音节的实践都有不俗表现.建国初,梁上泉转习新诗,律、绝格式拿得起,亦放得下,但词曲音节的约束难以化解.诗人是以三年时间拒写旧体,埋头曲艺制作,从民间文艺口语的运用中得到启发,而逐渐掌握新诗诗体规则并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的.这是梁上泉新诗文体意识的第一次觉醒.其后,诗人在叙事诗、剧诗、歌词、儿童诗等新诗诗体运用方面,均有引人注目的创作实绩,风格一直比较稳定.80年代中期,诗人热心于诗     

现代新诗诗体流变论(下)

中国现代新诗的诗体模式在20年代后期主要以格律诗体为主,但也开始有所变化,呈现出诗体转型的势头。由于社会政治运动及革命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动,它给诗坛带来的震荡是勿庸置疑的。一方面是戴望舒等少数诗人开始就新诗的诗体进行新的探索;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初期象征诗派于大革命失败后迅速消解,与前期创造社、太阳社的部分诗人转而投入革命文学的阵营,以早期革命诗歌的先锋姿态进行普罗诗歌创作,从而开拓了中国早期政治抒情诗的诗体形式,并与格律诗派相对立,诗歌史称他们为“普罗诗     

20世纪的唐宋诗之争及宋诗特征研究

20世纪初,“同光体”与“南社”的宗宋,崇唐之争,是规模唐音或宋调的旧体诗创作的绝响,也是现代宋诗研究的起点,受新学运动的影响,现代学对于宋诗的评价长期偏低,并为唐,宋诗优劣论所困,到80年代后,人们方逐渐摆脱成见束缚,对宋诗特征及其艺术特质进行了更深入,更全面的探讨。     

唐朝山水诗与江户山水诗的比较

我国唐朝山水诗人和日本江户时期的许多汉诗诗人皆以山水自然为素材,来表现其政治思想和人生态度。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自王朝时期就受到中国汉诗的影响,创作了不少优美的汉诗,但也由于各自时代背景和中日文化传统的不同,两者又存在差异。     

印度诗歌及泰戈尔对我国新诗诗体建设的影响

学界通常认为新诗是西洋诗歌的横的移植，忽视东方诗歌，特别是印度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事实上以泰戈尔为代表的印度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较大。它不仅是新诗革命的潜在动力，还较大地影响了新诗革命的态度、新诗的形态及新诗的诗体方式，小诗体正是泰戈尔诗歌直接影响的结果。泰戈尔的做人方式和作诗方式对郭沫若、冰心等人的影响较大。他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他的强调诗的哲理性的诗现和散化式的诗体方式，对中国新诗诗体的建设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由于时代潮流和诗歌翻译等原因，中国新诗人也误读了泰戈尔，以为他写的都是无韵诗。     

也论宋诗特点--关于"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若干思考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对宋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批评，几成后人公认的纲领性批评。但这还不够，需要以辨证观点对宋诗进行具体、深层的分析，追寻其有别于传统诗歌的独特风貌及其深层特质。     

陶渊明田园诗与《诗经》农事诗之承传--《诗经》与陶渊明之渊源关系探讨(二)

《诗经》与陶渊明，从时间上看，两相去约在千年上下，但化承传的穿透力是任何时空都不能阻断的，不因时隔千栽而中断，也不因江河异域而消失。从其歌咏生于斯、游于斯、乐于斯的农村生活这一空间来看，《诗经》与陶渊明之间，这种化的穿透力有着极为清晰的表现：他们都歌咏农村生活的愉悦、表达对农业的高度重视、描写农民(奴)的艰苦生活、表达对理想田园的渴望——陶渊明的田园诗，渊源于《诗经》的农事诗。     

由中美家庭教育的比较看中西文化差异

教育是一种文化现象。传统文化的差异孕育了不同的家庭教育,不同的家庭教育又反映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内涵。本位主义的差异、价值取向的不同、民族性格的区别、思维方式的反差是中美家庭教育文化差异的集中体现。文章通过中关家庭教育的比较,进一步阐述了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中西方社会文化内涵的不同所产生的中西差异。     

湖州词人周庆云述论

周庆云是清末民初时期的湖州商人,湖州地区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培养了他的儒商气质。周庆云一生热心于乡邦文献的整理,整理刊刻了《南浔志》《浔溪文征》《浔溪诗征》《浔溪词征》等典籍。同时他也是一位文学活动家,在民国前期的上海组织了众多的诗社、词社活动,推动了这一时期上海地区的诗词唱和。作为词人,他的词作寄寓了深深的故国之恋与忧愁之情。     

浅论清真词的集大成

周邦彦是北宋后期集婉约大成的重要词人，其集大成主要在艺术上。他在吸取温、柳、秦、苏等优长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形成了“富艳精工”的特有词风。通过具体词作的比较，分析清真词是如何继承发展温、柳、秦、苏等人的长处，成为一个集大成词人的。     

对大学语文新诗选编的几点认知

大学语文是高等院校非中文专业开设的一门公共基础课,它对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现行的大学语文教材中,大多存在着对新诗教学的漠视,其表现是：大学语文教材中所选新诗数量严重不足,流派风格介绍不够;选诗偏重主题意义,忽视艺术质量。通过调查研究,我们认为大学语文课程的新诗教学应该加强。     

关于中国新诗发生若干问题的反思

本文从诗质、诗语、诗体和资源四个方面反思了中国新诗发生的客观意义和负面因素,尤其是认真反思了新诗发生中一些重要问题对于中国百年诗体建设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为我们进行新诗尤其是新诗诗体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