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水诗词》研究拾零

“旧知”究指何人 我在《纳兰成德诗笺注》中将《幸举礼闱以病未与廷试》的“旧知”注指柳永,自是笔误。但有的同志认为:“‘旧知’是指徐乾学、顾贞观等人。”其实也是不对的。成德“举礼闱”是在康熙十二年三月,他中举乡试是在十一年八月,他拜徐乾学为座师正在此时,相距不过半年,岂能称徐为“旧知”?而成德与顾贞观结识却在康熙十五年,又晚了三年,更不能称为“旧知”了。其他早期友人如韩菼、翁叔元、马云翎、严绳孙、姜宸英、朱彝尊等,也都在乡试后相识的,均够不上成德的“旧知”。     

纳兰“花间草堂”考

纳兰性德酷爱读书,拥书数万卷,有藏书室曰“通志堂”.考“通志堂”又名“花间草堂”.据姜宸英在《跋同集书后》中说:往年容若招予住龙华僧舍,日与荪友、梁汾诸子集“花间草堂”,剧论文史,摩挲书画…….自后改葺“通志堂”,数人者复晨夕相对.几案陈设,尤极精丽,而主人不可复作矣.(《湛园集》卷十八)按龙华僧舍,就是座落在北京什海后海北岸的纳兰明珠府以左的“龙华寺”,即姜宸英在《祭纳兰性德文》中所说的“馆我萧寺”的那个萧寺.由此可知,“花间草堂”就在纳兰之居所,后经改葺,又名为“通志堂”.     

荀子引《诗》论《诗》刍议

文章就《荀子》中引《诗》和论《诗》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分析了《荀子》引《诗》中《雅》居多的原因;浅析了荀子论《诗》.即“《诗》、《书》之博”与“《诗》、《书》故而不切”是否真正矛盾,及何为荀子提出“善为《诗》者不说”的意会读《诗》法.     

纳兰容若妻室与子嗣问题

纳兰容若的妻室与子嗣,碑铭墓志记载各异。近年为了弄清这一问题,已见二三子论述,颇受启发。就现有材料看,可断定容若有妻妾四人、子三人、女四人,但各属何氏所生,则较难说清。本文试作探讨。 卢氏与官氏,在徐乾学、韩菼、姜宸英所撰之碑铭表文中均出现过。一为原配正妻,一为继室。堂堂正正,似乎不成问题。但在子嗣问题上,这二位问题最大。 先说卢氏,有《皇清纳室卢氏墓志铭》全面详述其为两广总督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卢康熙十六年（1677）五月三十日卒,春秋二十有一,生一子海亮。 可是,以下诸记载均无“海亮”之名。福哥、永哥,遗腹子一人。”（徐乾学《纳兰墓志碑铭》）     

“言志明道”与“缘情尚文”——摭谈秦汉隋唐文章理论的双轨发展

在我国古代文章理论中,“言志”与“缘情”、“明道”与“尚文”呈现了双峰对峙和双轨发展的趋势。在这些理论的影响和渗透下,文章创作也呈现出双向轨迹。本文就谈谈秦汉隋唐文论的双轨发展。“诗言志,歌永言”(《尚书.尧典》)、“诗以道志”(《庄子.天下》)及“诗言是其志也”(《荀子.儒效》)等是我国较早的文章理论,这些理论反映了     

纳兰性德与文酒诗会

读袁枚《随园诗话》,其《补遗》卷十有这样一条记载: 诗往往有畸士贱工脱口而出者,如成容若青衣某有诗云:“一杯一杯又一杯, 主人醉倒玉山颓。主人大醉捲簾起,招入青山把客陪”。 使我感兴趣的不仅因为这首诗出自一个婢女之口,还在于她描绘出主人（成容若）那豪爽待客的形象。     

姜宸英书法初探

“舵楼竟夜雨催诗,果有龙蛇起墨池。令得将军挥剑意,分明草圣折钗时。”这一幅诗轴是明末清初书法家姜宸英写的。(见封三)观其用笔挺劲而内涵,结体稠密而无间,姿态潇洒而蕴藉,风度飘扬有出尘意;确具温雅秀润、美丽多方的韵味。真令人百看不厌! 姜宸英,明崇祯元年(1628)——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浙江慈溪(今宁波市慈城镇)人。字西溟,学者称他为湛园先生。著有《湛园集》。《苇间诗集》等。与秀水朱彝尊、无锡严绳孙齐名,人称“江南三布衣”。宸英少工诗古文词,闳傅雅健,洋洋洒洒,随意     

苟子引《诗》论《诗》刍议

文章就《苟子》中引《诗》和论《诗》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分析了《苟子》引《诗》中《雅》居多的原因;浅析了苟子论《诗》。即“《诗》、《书》之博”与“《诗》、《书》故而不切”是否真正矛盾,及何为荀子提出“善为《诗》者不说”的意会读《诗》法。     

容若、梁汾同游忍草庵考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秋冬,清圣祖南巡,纳兰容若随驾扈从。抵无锡后,容若与归居乡里的顾梁汾同游惠山忍草庵,登贯华阁,留一小像而去,遂传为艺林佳话。此事见载于清人秦瀛《咏梁溪杂事一百首》诗注、赵函《纳兰词序》,以及刘石香《忍草庵志》。然容若《通志堂集》又有《与顾梁汾书》,写于扈从南巡途中,篇首即有“扈跸遄征,远离知已。君留北阙,仆逐南云”之语。据此,近人张任政编撰《饮水词人年谱》认为“此事不确”,时梁汾已入京师,二人无同游之可能。以容若书信作内证,似乎不容置疑,故后人多从其说。笔者根据所掌握的材料,对容若、梁汾的行迹进行考察,认为他们确有同游忍草庵,共登贯华阁之事,现作考辨如后。     

也说“诗三百”

陶麟老师在题为《“诗三百”辨》的文章（载《中学语文教学》2000.6）中对“诗三百” 进行了考证,提出了“诗三百就是《诗》三百,而不是‘诗三百’,更不是《诗三百》”的结论,对长久以来认为“诗三百”就是《诗》的代称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令人耳目一新。但我觉得陶老师的论证对其结论的支配力值得商榷。     

心灵感应即文章

心灵感应即文章湖南邵阳市二中陈显德若问中学生应该学会写什么样的文章，我的答案是：心灵感应即文章。（一）文章是什么？扬雄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法言·问神》）。《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著名文学理论家蔡仪说：“...     

姜宸英与《明史》修纂考述

康熙二十年至康熙三十一年,姜宸英曾参与《明史》修纂,他在史馆主要分撰《刑法志》及相关传记。南京图书馆藏有姜宸英《大明刑法志》、《拟明史传》两种稿本,检其内容,均残缺不全,且为孤本。姜宸英《大明刑法志》、《拟明史传》历来未被学者研究和称引,因此很有必要系统地考察姜宸英修史情况及其两种稿本的价值,以便更深入地认识姜宸英对《明史》修纂所作出的贡献。     

“诗三百”辨

现行的许多中学课本中对《诗经》的注解都说《诗经》也称(或古称)“诗三百”。具有权威性的工具书中也说“先秦称为《诗》，或举其整数称‘诗三百”’。这都是把“诗三百”作为《诗》的代称。我觉得这么说值得商榷。     

梁份《怀葛堂集》版本考

梁份《怀葛堂集》，《四库全书总目》谓“前十四卷为杂文，末一卷为诗十二首，漫游杂录十一条”，《清史稿》谓梁份“著有《怀葛堂文集》十五卷”。今存于国家图书馆之《怀葛堂文集十四卷诗集一卷》(以下简称国图本)，殆为清修《四库全书》时江西巡抚采进本，署“南丰梁份质人著，同学诸子校”，特多评语，附于各篇之后。书前有姜宸英、王源序，前十四卷收文共一百四十七篇(其中《送朱修龄序》缺首页，     

《神童诗》的启蒙意义

家里老一辈人都上过私塾,常听他们讲起小时候读书的故事,也常在他们的聊天中听到《三字经》《名贤集》等启蒙读物的只言片语。我最早听到的几首《神童诗》,什么“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什么“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便来自我的祖父。近来因一偶然的机会翻开《神童诗》,真有隔世之感。     

“爱得我直”之“直”应从《毛传》说

《诗·魏风·硕鼠》之二章曰: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爱得我直.《毛传):“直,得其直道”.《郑笺》云:“莫我肯德,不肯施德于我.直犹正也.”清王引之《经义述闻》,“直”读为“职”,“职”又训为“所”,则与一章“爰得我所”,义相重复,《诗》之叠章,倒换字而罕重复,故王说可疑.今人余冠英《诗经选》云:“直就是值.得我值就是说使我的劳动得到相当的代价.”又     

鲁迅与丁玲——从“耀高丘”说开去

一、“耀高丘”之谜去年,闲翻《鲁迅先生纪念集》,在“函电” 一栏内,偶然发现:丁玲来函吊唁,却署名——耀高丘.就我的孤闻寡见,从没听说丁玲同志还有个笔名——耀高丘?自然,就与鲁迅《悼丁君》诗末一句“可怜无女耀高丘”联系起来了.那时,我产生了一个天真的想法:必是丁玲曾经用过“耀高丘”作笔名,当年鲁迅是知道的.因此,鲁迅在听了遥传丁玲不在人世之后,悲愤而写了《悼丁君》时,将“耀高丘”写进诗里去了.一年多以来,“耀高丘”三个字,不时在我脑中出现.一天,闲逛书店,一本书目映入眼帘,赫然两个字——《母亲》.我求售货员拿下一看,见是丁玲所著,如获至宝,立即买下.我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买回书后,总爱前后翻翻,看看序言、后记一类的文章.此     

阎若璩(百诗)著述《碎金》辑者为徐乾学考略

缪荃孙《云自在龛随笔》云"百诗著作尚有博湖掌录未见又徐健菴集百诗考据议论录之成帙署曰碎金以为谈助",该文字人民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山西古籍出版社几家出版的《云自在龛随笔》点校本其标点各有不同,致使文义产生了歧义,即《碎金》一书辑者,是阎若璩本人,还是徐乾学,或者是有关史料提到的卢日堂?本文通过对《阎若璩年谱》《潜邱剳记》《茶余客话》等有关于《碎金》记述的史料进行仔细辨析,明确了《阎氏碎金》的辑者应为徐乾学。     

朱熹“淫诗”之说平议

我在《论朱熹的“美刺之辨”》一文(载《西南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中,较详细地论述了汉宋《诗》学的原则分歧,充分肯定了朱熹《诗》说的历史意义。但朱熹《诗》说中影响最大、也最受人非议的是所谓“淫诗”之说。朱熹去序《诗》者的“美刺”之后,认为孔子言“郑声淫”即“郑诗淫”,《礼记·乐记》所谓“郑卫之音”即“郑卫之诗”,     

《荒原》发微

托麦斯·史特恩斯·文略特(1888——1965)的《荒原》(1922)作为欧美现代诗歌的里程碑,它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是无可置疑的。然而,由于它的广征博引(在434行诗中涉及了6种语言,35位作家的56部作品和一些民谣及宗教经典),加之运用异乎寻常的表现手法,致使诗的含义晦涩暖昧,疑义丛生;甚至连诗人自己也说“在《荒原》这诗中,我几乎不耐烦去理解我自己是在说些什么”。这看似荒诞,其实并不奇怪。艾略特早在1919年在一篇评论《哈姆莱特》的文章中就提出:“我们必须理解莎士比亚本人也不理解的东西。”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