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评”的写作

时评，不是四平八稳的专论，也不是自由联想的杂感、随笔、旁敲侧击的讽刺；它是面对新闻事实本身的一个毫无避让的回答：这事儿，我怎么看。它是清晰的判断形式，是针对这种判断的有效率的表达。　　　时评的核心是判断 时评的基本内容无非事实与道理。在时评的结构中，“事”与“理”的关系，就是判断关系。什么是判断呢？普通逻辑告诉我们：“判断是人们认识事物的工具。”新闻评论的基本功能就是对新闻进行认识。判断是新闻评论的核心价值。 对一件事随便说点什么是容易的，但对一件事作出判断，则是难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新闻评…     

如何看待主持人的“小我”与“大我”

近些年，随着节目主持人个性化节目广受青睐，广播电视节目中以“我”为由头来说事成了较为普遍的现象，前一段某台一位主持人在节目开始感谢替自己上节目的另一位主持，并说了一点自己出差的感受。但后来受到了一位领导的批评，认为这是一种对听众的不尊重，“在广播中要少拿个人说事”。由此我联想到如何看待说“我”，如何把握说“我”的尺度，如何处理“小我”与“大我”的关系，这是衡量一个主持人节目高下的标准之一。一个优秀的节目主持人必须正确认识并把握好二者之间的关系。     

“文章憎命达”说

这是前两年的事。一次,著名老作家管桦的大儿子鲍河扬(原作鲍柯扬,中年作家)来我家串门,聊天中,谈到了他的人生经历。他说:“我真倒霉,不幸的事儿都叫我赶上了。”他说到“文革”时因反“四人帮”而被关进监狱,吃了不少苦;后来,家庭生活又不幸……我说:“这对一般人来说,确实是不幸的,但对你这样一个立志搞文学     

三十五年回眸——写在获奖之后

获“韬奋新闻奖”,我是愧领殊荣———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业绩,党和人民却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只能说这是对我的鞭策和鼓励。甘做“傻”人回想这些年来,我所做的,归结起来,不过是实践着一句话：“一生交给党安排”。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前身）,我想,“一榜定终身”,对外广播就是我一辈子的事了。说也奇怪,好象跟对外广播有缘,一下子就喜欢上这项工作了,一干就是三十五年,直到现在,马上就退休了———真的干了一辈子。在英语部,差不多什么“工种”我都干过：来信、专题、新闻,也客串干过时事。在新闻…     

要有所依托

杂谈文章,不是纯理论文章;而是“寓理于事” 的文章.因此,我们在构思写作时,首先需要考虑在这篇文章当中要摆进去一些什么“事”.这“事”,可以是一件,也可以是多件.如果是多件,最好是以其中的一件为主.当然,在写作之时,并非纯粹是叙述这些“事”;而是以这些“事”作为“依托”,进行发挥,向读者展示其中包含着的“理”.如果这一件(或多件)“事”选得好,那么这篇文章就有了成功的很大希望.1996年7月19日《湖北日报》的“大家谈”专栏登出一篇题为《“减害云”是何物》一文,它就是找到了一个好“依托”,从而做成一篇好文章的典型.该文所“依托”的“事”是:“那天,当孩子说要用‘减害云’来消灭蟑螂时,我竟茫然不知所指,待弄明白他是在说‘灭害灵’时,我差点没有背过气去.事后一想,这过错又确实不应该由孩子来承担的,就连我这个30大好几的成年人对繁体字都半生不熟     

忧民生 谋民利 暖民心 促民乐——太原市民政局局长任建忠工作纪实

“三句话” “走,下去看看”这是太原市民政局局长任建忠上任后说的第一句话。“要把握大局,脚踏实地的把工作做好”这是任局长在市军休三所调研时即兴说的一句话。“要看到老百姓的苦,想到老百姓的困难,做老百姓满意的事”这是任局长对我局所有基层单位实地调研总结讲话说的最后一句话。     

“字”好一半文

关于新闻写作“怎样写才能被采用”?“写什么才算好稿”?这是许多基层业余通讯员提出来而且难于找到确切答案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有人回答说:“题好一半文”,亦有人指出说,“事好一半文”,而我说:“字好一半文！” 说起写作,我已有12年历程了,尽管“字好一半文”算不上我的经验之谈,但说是“多年写作得来的一点感受”确不为     

浓缩——化长为短的法宝

我对面端端正正坐着一位身材修长的中年女教师。她微笑着,从皮包里取出一篇稿件交给我。我耐心地浏览了一遍,笑了。“同志,我们不懂新闻报道,没给报社写过稿,可这些事都是真的,麻烦你……”她说。我约摸计算了一下,这篇稿子长约1800字,有点“马拉松”。主题不集中,脉络不大清。看来作者不懂新闻通讯最主要的写作手法——用事实说话。这是大量来稿中存在的一种“通病”,即用空洞的叙述和议论淹没事     

‘闻’无信亦不立

一次,在公共汽车上碰到这样一段对话: 甲说:“我说这件事是从报纸上看到的,你不相信吗?”乙说:“咳,报纸净瞎吹。除了天气预报,我都不相信。”丙说:“天气预报我也不信,前天明明下了场雨,可预报说阴天转多云,因为上班没带雨衣,还淋感冒了。我只相信报头上的年月日和星期。”真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因自己是新闻记者,听后心中很不平静。“只相信报头上的年月日和星期。”如此口出狂言!可以肯定地说:这几个年轻人太感情用事了。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太绝对化了。但从另一方面说,也值得我们新闻工作者深思。     

校对如何面对语言演变

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说,他很久以来经常在报纸上看到“昨日黄花”和“明日黄花”这两个词。从字面上看,似乎“昨日黄花”更切合其所欲表达“形容已过时的人或事”的意思,但“明日黄花”似乎见得更多。因知我是做校对工作的,便问我到底“孰是孰非”。     

校对如何面对语言演变

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说,他很久以来经常在报纸上看到“昨日黄花”和“明日黄花”这两个词。从字面上看,似乎“昨日黄花”更切合其所欲表达“形容已过时的人或事”的意思,但“明日黄花”似乎见得更多。因知我是做校对工作的,便问我到底“孰是孰非”。     

背负着精神的十字架——《黄秋耘文集》读后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短文,副题为“我所认识的黄秋耘”,今天读完花城出版社出版的《黄秋耘文集》之后,再回头看看此文,不禁为自己当初的肤浅而汗颜。要理解与认识像黄秋耘这样阅历如此丰富的老作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黄秋耘自己也说:“别人不容易理解我,甚至我也不大理解自己。”(《我就是我》)在他那些貌似平和、冲淡的文字底下,隐藏着一颗激荡不安的心;诉不尽哀婉沉郁的情;闪耀着横过时空的思想之光……这一切像是精神的十字架,     

获奖固可喜 教训要牢记——关于渤海二号事故报道获1980年全国好新闻奖的回忆

《新闻三昧》的编辑突然打电话给我,要我写一点有关渤海二号事故的新闻得奖这件事的回忆文章,大概认为这件事还有一些宣传的价值,我也只好“遵命”了。事情已过26年,记忆有所缺失,但我仍将以新闻工作者的良知,写一些我认为还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资料和认识,以回报编辑同志的期望。     

真让人糊涂

3月20日这天有点怪,翻阅头天的报纸,一连碰上几处令人倒胃口的事。开始,见首都一家大报的短评《说“糊涂”》第一句即是:“八大山人板桥先生的那句名言‘难得糊涂’时下颇为流行”,我真糊涂了。我虽不熟知八大山人和板桥先生的事,但这分别指的是两个人还是知道的,只是不知八大山人何时名板桥或板桥何时名八大山人。古人的事,离得远了,姑妄听之,懒得管他。     

要善于识别新闻的价值

善于识别新闻价值是每一位新闻工作者应该具备的能力。今年4月12日,我去天津出差回到乡上,一位同志找我说：“昨天两个青年人到供销社施用调包计骗取木耳和香料,被聘用的合同工王玉梅当场识破抓获。”我认为这件事很有新闻价值。一是这件事报道出去可以提醒各地营业员防止类似的现象发生,免受经济损失。二是说明该单位对职工思想教育、行业教育抓得有成效。三是说明合同工和正式工同样具有主人翁思想。认识了这一事件的新闻价值后,就立即赶到供销社进行采访,以《女营业员警惕高,调包骗子落法网》为标题把稿件发出去。不几天,就分别…     

让大家走在“理路”上

“话要说在理路上,事要做在理路上”。这是人们经常说的“口头禅”,我喜爱这句“口头禅”,因为它能帮助人们明方向、辨是非、知荣辱、走正路。话要说在理路上,事要做在理路上,首先要知“理”。对“理”若明若暗,甚至一团漆黑,好比盲人骑瞎马,是不会真的走在“理路”上的。有的人在人生的道路上犹豫彷徨,有的人甚至误入歧途,大多是由于不知“理”的缘     

三十五年回眸

获“韬奋新闻奖”,我是愧领殊荣——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业绩,党和人民却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这只能是对我的鞭策和鼓励。 甘做“傻”人 回想这些年来,我所做的,归结起来,不过是实践着一句话:“一生交给党安排”。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前身),我想,“一榜定终身”,对外广播就是我一辈子的事了。当时觉得既然党组织把我“安”在这儿,我就应该死心塌地在这儿干一辈子,除非组织另有安排。说也奇怪,好     

下周以前去找你爱的人

在我为成人上的一堂课上,我做了一件“不可原谅的事”。我给全班出家庭作业!作业内容是“在下周以前去找你爱的人,告诉他们你爱他。那些人必须是你从没说过这句话的人,或者是很久没听到你说这些话的人。” 这个作业听来并不刁难。但你得明白,这群人中大部分超过35岁,他们在被教导“表露情感是不对的”那个年代成长,不能表现情感或哭泣(这是绝对禁止的!)。所以对某些人而言,这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家庭作业。     

一腔激情埋心底

我刚学写稿时那个难劲就别提了,为找不到题材着急,写出来人家不用还是着急。一位通讯员告诉我:“你去请教请教牛林。”我说:“我不认识啊!只在报纸上看到这两个字。”他告诉我说:“牛林是咱县委通讯组的,人可热情啦,你去了准不白跑。”我心想:人家是县里的能理咱这乡下无名小卒吗?但强烈的求知心     

脚“深”方能文不“浅”

在记者生涯中，有一件事在我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１０年前的夏天，我采写了关于一位村支书的报道，讲的是他竞职上任后带领群众致富的事迹。为了了解更多的情况，我在村里住了一夜，与几位村干部聊天。我以为这就够“深入”了。报道见报几天后，有位当地的知情人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电话中说：“你写的报道内容没什么出入，可这只是他这个人的一个层面，也就是好的一面。你知不知道，这位村支书前不久为家里人的事与人打架，差一点就‘进去’了？”我说：“真的不知道，这个典型是乡领导推荐的，村里的干部介绍的都是正面的素材。”这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