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士族的君主观念

西晋末年,司马氏与南北士族联合,在南方建立了东晋政权,门阀士族掌控实际的君主权力。士族阶层也形成了复合型君主观念,在保持和打压司马氏象征性君主的同时,也纷纷凭实力角逐于变化着的实际性君主。复合型君主观念促进东晋政权的正常运作,又深深影响着它的发展,使东晋政权烙上了明显的士族印迹。     

东晋士族婚姻的类型

东晋是门阀政治发展的鼎盛时期,士族以家族为单位加入,长期操纵政权,并享有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特权和优势。由于婚姻能保证血缘的更替,它成为士族维护自身地位的主要手段。士族的婚姻等级森严,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是封闭的身份内婚,主要有与皇族的国婚和与士族的门第婚两大类型。     

徐兖籍士族与东晋前期政治

西晋末年南渡的徐兖籍士族,如琅邪王氏、琅邪诸葛氏、高平郗氏、泰山羊氏、陈留阮氏等世家大族,对东晋政权的建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士族彼此之间相互联姻、相互提携,与皇室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徐兖籍士族入主中枢,把持朝政,控制着朝廷禁卫军权以及地方上重要方镇的军权,左右着东晋前期政局,影响着东晋政权的发展和稳固,成为东晋前期政坛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东晋侨姓士族与江东世族的关系

西晋灭亡后,琅琊王司马睿在江东建立了东晋王朝。自衣冠南渡建立政权伊始,中央政权无时不操纵在门阀士族手中,其百余年的统治基本依赖于南渡的侨姓士族和本土江东世族的扶持。三国时期以来江东与中原地区形成的从政治到文化的隔阂,江东的吴姓大族和北方的中原士族在政治和经济权益分配等诸方面存在着本能的对立。北方士族要使新生的东晋政权在江东站稳脚跟,必须有意识地拉拢江东世族。北方士族南渡又必然要侵犯江东世族的既得利益,江东吴姓世族和北方侨姓士族,这种既相互依赖又互相排斥的对立统一关系对东晋王朝产生了巨大影响。     

东晋南朝王、谢两大侨姓士族盛衰探析

本文探讨了东晋南朝时期王、谢两大士族盛衰的原因，比较分析了王、谢两大士族在政权更替过程中的根基、政治变故及其在应变策略上的差异，导致了王、谢两大士族的政治位遇的分化。     

论永嘉中原南渡士族与东晋文学发展之关系

永嘉之乱,中原士族的南渡,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仅是人口的大迁徙,而且是文化的大迁徙,它客观上推动了中原文化的传播,促进了南北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同时也改变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空间格局,对中国文学的布局、流派、题材和风格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东晋南朝陈郡高门袁氏研究

东晋南朝陈郡高门袁氏由低级士族跻身一流甲族的本质原因是：善于乱世立身；维护皇权；揉合儒玄；在婚姻上攀附皇室和一流高门等四个方面     

东晋土族家族文化与文学

家族文化是东晋士族对当时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首先,东晋士族渊深的家族文化传统是东晋士族能够在文学上取得丰硕成果的深层原因;其次,东晋士族家族文化中的尚文传统更是直接在文学人才的成长、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诸方面于文学的发展有直接的影响.     

以陶渊明祭文为例谈东晋士人的文学生命主题

生命主题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关注的重镇之一,我们可以通过对古人伤悼文学的考察,探究其对生命的认识和思考。永嘉南渡以后,正始玄学引发了士子文人对个体生命存在的思考和对自然的崇尚,山水审美意识的萌动和勃兴消解了东晋士人对生命探寻的困惑和焦虑。他们在山水田园的描摹和亲近中,发现了个体生命的真性情。陶渊明是东晋文学的杰出代表,其《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自祭文》等祭文体现出的生命状态和人生态度,已经不同于西晋士人对生命的感性体验与忧患,而是站在了一定的理性高度上,更具有哲理意味和文化意味。     

万马齐喑究可哀——析东晋诗坛爱国诗歌的稀缺

东晋时期,以爱国为主题的诗歌极为少见,原因在于儒家学说受到强烈冲击,不再成为时代主流思想,其地位被以旷达放荡为特征的玄学所取代,玄学严重影响文学创作,诗歌创作普遍脱离现实;个人意识和生命意识在大动乱中觉醒,士人理想幻灭,清谈盛行,安于享乐;东晋朝廷的内部矛盾、对外政策及政治经济措施,阻碍了爱国主题诗歌的产生;又一次民族大融合,民族矛盾并不尖锐;诗歌领域的爱国主题在唐宋以前未得到恰当的开拓;传统的文学观念发生变化,栽道文学向娱情文学转化,诗歌的形式得到更多的重视;文学团体共同创作倾向的影响等。     

论金朝皇族的文学艺术成就及其成因

金代文化＂上掩辽而下轶元＂,女真皇族成员在文学艺术上所做出的贡献往往被忽视。金朝皇族作为一个特殊阶层,在文学、书法和绘画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皇族成员对金代文化的贡献很值得我们关注。这样的成就不仅要归功于皇族成员个人的好学上进,更主要是金朝统治者对文化学习的提倡,此外,汉族优秀的诗词创作巨人对皇族文化的产生也有很大的影响。     

清末安徽留日学生述论

安徽是清末留日学生大省之一。其留日学生有姓名可考者共计171人,大多为官费生。安徽留日学生众多的原因,除受全国留日大潮的影响之外,还与周边环境的作用,清末推行新政对大量新式人才的渴求,官绅和早期留日学生的宣传推动等有关。安徽留日学生不仅具有全国留日学生的一般特征,同时还受区域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具有与其他省份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又反过来影响日后安徽的政治改革、文化发展及社会变迁等历程。     

东晋南朝道教论略

东晋南朝时期 ,政权迭更 ,时局动荡 ,为道教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葛洪、陆修静、陶弘景一批文人道士对道教的教理、教仪进行了发展和完善 ,对道教组织进行了清整 ,使东晋南朝道教士族化日趋成熟。特别是茅山宗的创立 ,标志着道教已进入宫观制阶段 ,它为唐宋道教的兴盛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途     

东晋门阀政治与玄言诗

东晋以其门阀政治的格局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形态发展完备的一个朝代。士族在各个方面都掌握着话语权,文学领域也深深烙印着士族的痕迹。东晋门阀政治的格局决定了玄学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这也相应地导致了玄言诗在东晋流长久远。而且,玄言诗能够在东晋文坛上几乎一枝独秀,也与门阀政治格局下,政权的掌控者与文学话语权的掌控者合一这种形态有关。     

试论东晋南朝民族政策的演变

东晋南朝民族政策的演变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东晋至刘宋元嘉前期，以抚为主；第二阶段是元嘉后期，大规模伐蛮；第三阶段，从元嘉末年到南朝末期，对边境蛮族以抚为主，对腹地蛮夷加强了征伐。对腹地蛮夷的讨伐是逐渐深入的，从元嘉末年至萧齐末期，以讨伐长江中游的蛮族为主；梁陈则主要征伐岭南俚族。征讨重点的转移实质上就是六朝政府的开发行为从长江下游向中游、再向岭南的梯级深入的过程。     

东晋南朝丹阳尹述论

东晋南朝丹阳尹作为京畿地方长官,地位关键、特殊,其职掌以执掌军权、掌治民政、荐举任用与掌刑政诉讼为主,并参预朝政.选任则无定制,大体以"亲信"任之.而任免权往往把握在秉实权、执大政者手中.就人选情况而言,南人任丹阳尹者远少于北人,并以高门与宗室为主,任免变更频仍.大多任期短促.     

东晋门阀政治中的桓氏父子

在以门阀政治为特征的东晋政局中 ,士族与皇帝分享权力 ,士族有时甚至凌驾于皇权之上。桓温、桓玄父子均以取得皇权为目标 ,最终却连门户也无法保全。桓温的失败在于没有充分理解门阀政治的运行规则 ,打破了门阀政治的平衡原则 ;桓玄的失败则体现了士族势力的整体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