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沈从文比较阅读记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当我从古代读至“五四”时，我毫不迟疑地选择了鲁迅与沈从文。当时的阅读感觉是：在同样硝烟弥漫的文化“战场”上，一个是正面冲锋陷阵的猛将，一个是边缘游击的士兵；一个刚猛深邃而悲壮，有魏晋风骨唐诗精神；一个清新素朴而悲凉，有宋词元曲遗风。     

鲁迅与“九一八”事变

为了永久占领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由此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这是中国的奇耻大辱。事变发生后鲁迅对这一事件反应强烈,对国民党政府不思抗日却制造内乱的行为进行深刻揭露和彻底批判,对于国民党政府对学生的镇压进行猛烈抨击。这一事变对鲁迅的思想造成深远影响,使鲁迅与中国共产党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以后的文章中鲁迅多次提到这一事件,让人民认清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     

沈从文与庄子"自然人性"思想辨析

沈从和庄子都主张“自然人性”，然而二之间有着原则性的不同：庄子的“自然人性”追求的是个体生命的自由，是一种丧失了主体性的消极存在，是一种缺少感性色彩的无情存在，是一种超阶级意识的抽象存在，是企图毁弃明；沈从的“自然人性”追求的是群体生活的道德，是一种保持主体性的积极存在，是一种富有感性色彩的有情存在，是一种有阶级意识的具体存在，是希望建设新的明。     

“揭丑”与“构美”——鲁迅与沈从文乡土小说叙述倾向差异之原因

现代乡土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不同作者的生活经历、教育背景、语体风格、所采取的写作视角与立场等不同,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大体上呈现出两种叙述倾向：以鲁迅为代表的“揭丑”与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构美”。究其原因表现为：社会现实与人生关系的不同立场,启蒙主义思想影响下对过于西方化的不同反拨,农耕文化与中国古典哲学影响下的不同艺术呈现。这三个方面的差异形成了鲁迅与沈从文乡土小说叙述倾向差异之原因。     

《论语》论"信"——《论语》漫谈之六

“信”在《论语》中主要有五种涵义;“信”在对人的要求上,可划分为三个层次,即对“一般人”的要求,对“君子”的要求,对居“上位者”的要求。对《论语》中的“信”进行解析,可为当今社会倡行诚信教育提供一些借鉴。     

政治化创作思维的延展与双重主体性的失落——论丁玲的《欧行散记》

建国前后,丁玲从她在陕北后期业已定型的政治化创作思维出发,在《欧行散记》中对“一边倒”政治路线作出了图解。这种具有先验色彩的“一边倒”政治倾向,泯灭了她作为创作主体对生活的独到发现;政治上的“一边倒”又催生了她文化上的“一边倒”——弃置了自主审视的理性,表现出了“唯苏联是从”的神化文化观念。     

如意与遗憾

①告别本身是一种遗憾的感情，幸亏还有相逢的希望在安慰着我们。 ②日历只剩下那么薄薄的几张了，这意味着，我们将向这位忠实的朋友告别了。每次告别旧年，总有那么一种依依难舍、感叹时光无情之感。然后那本厚厚崭新的日历，又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一切可以从“新”开始。     

鲁迅的“被描写”与“描写”——“国民性”话语中的鲁迅

“国民性”话语其实是一种“描写”或“叙述”,从“国民性”话语诞生的源头上来考量,鲁迅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被描写”的客体。鲁迅的独异之处在于,他在对后殖民性质的“被描写”的拒斥和接受中保持了高度的独立性、主体性和内在功利性。鲁迅同时也充当“描写”的主体,毫无讳饰地“描写”着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孜孜以求“改造国民性”,实现人的全面现代化的“立人”目标。因此,鲁迅的“描写”和后殖民性质的“被描写”可以划上一道截然的分水岭。     

纠葛与碰撞的轨迹——论丁玲的“革命+恋爱”小说

丁玲在左翼革命文学思潮的影响下,主动使自己的创作能够担当起更多的社会意义。她试图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来完成一种"革命话语"的表达,但是,作家的创作意图与文本创作之间产生了裂隙,使得丁玲的爱情与革命的书写方式与其他作家的革命+恋爱小说相异:她以细腻的笔触描述爱情,追求爱情,始终坚持爱情书写并在其中表达她对爱情与革命的双重诉求,而爱情与革命的互动更使爱情有了辩证的思索过程,也有了生命的意义。这种书写因作家对爱情在生命中最美妙情感的体验与感受而情深意浓,也因之使作家的"爱情话语"悄然淹没于"革命话语"中并成为早期爱情书写范式的延续。     

个性与人格辨析

从“非心理学”视角对人格理论的核心术语——个性与人格——略加辨析,得出如下论断：一、二在内涵和外延上都不相等,对人而言,个性主指多样的存在状态,人格主指“做人”的资格;二、动物和“自然人”只有与其生物寿命等长的个性,不可能有社会价值永存的人格;三、任何人都有独特的个性表现,却不一定有完整的人格;四、现代人格当包含思考和行为的独立性、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均等性以及参与社会竞争的可能性。     

悲与美的结合——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独特而宁谧,神圣而浪漫,浸润着颇具原始风味的淡淡忧伤。这里有秀美的山水,有古朴的民风,有悲,亦有美。作家为我们展示的这个世界与其他作家笔下的湘西迥然不同。这种不同与他的人生经历和人生感悟密切相关,本文从意识领域简单探寻蕴含沈老特殊人生经历和感悟的湘西世界。     

温暖灵魂的一束光辉——鲁迅与佛学因缘谈

20世纪初，鲁迅处于彷徨之期，佛学如同一道灵光温暖了他的灵魂，他的精神与佛学产生了某种契合。形成鲁迅与佛教的因缘，我们以为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民间文化中神佛内容的薰陶；当时的社会佛学思潮及其恩师章太炎的影响；自身所处的精神困境导致的对佛教文化的亲近。但在与佛教的关系中，他始终保持着个人的思想和精神独立。     

鲁迅、刘震云历史小说比较论

鲁迅与刘震云分别以小说和杂文的形式显示了他们对中国社会结构的认知，并由此形成了历史循环观。在历史小说中他们又都从世俗化入手，以喜剧的方式解构正史的崇高；他们笔下的知识者形象“狂人”与小林皆构成了时代的卡里斯马典型，二者面貌有异，却显示了作家共通的精神血缘。     

鲁迅与现代报刊之关系研究

鲁迅的绝大部分作品主要依靠报刊刊载,他还承担了大量的报刊编辑工作,在精神上、经济上支持了一些报刊。在报刊林立的20世纪30年代,他所开创的现代的、体现大众话语权的文化空间,对当时的读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奠定了其在我国现代报刊史上的独特地位。     

鲁迅与中共关系再探--从鲁迅与瞿秋白订交谈起

鲁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较为复杂，争议较多，因其间牵涉较多现实瓜葛和话语禁忌，亦复幽明莫辨。若探究20世纪30年代鲁迅的思想和创作。真正读懂鲁迅后期所作的那些曲折而又激情的文字，这个问题又不得不谈；甚至只有辨析清楚这个历史缠绕方能进入这个时期的鲁迅世界。论文选择从鲁迅与瞿秋白订交的角度切人，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努力还原当时的真实情境，考察各方所持的立场，辨析他们之间的微妙关联，以期对鲁迅与中共的关系给以一个较为客观的解释。     

屠格涅夫和鲁迅知识分子小说比较论

屠格涅夫和鲁迅是两位自觉"以小说参与历史发展"的小说家。屠格涅夫以知识分子题材的创作勾勒了19世纪40至60年代俄罗斯的"社会编年史",鲁迅则以几类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深刻地反思了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历史和民族命运。在艺术手法上,他们也存在着异同。     

从对手到诤友：鲁迅瞿秋白关系之新解——从“奉旨申斥”谈起

本文从分析太阳社、创造社＂奉旨申斥＂事件开始,依据所能见到的材料,仔细追溯了鲁迅与瞿秋白从＂五卅＂到＂左联＂期间的龃龉和友谊,认为鲁瞿关系呈现为一种不平静的动态过程,即从富于敌意的对手转换为很有原则性的诤友。同时,为了便于理解,本文还梳理了瞿秋白与太阳社、创造社的关系,与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关系及其极左思想的来源和一贯性,也分析了鲁迅的心理活动。这种探讨对重新审视鲁瞿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和对＂自由人＂、＂第三种人＂论争中的角色与地位问题,很有意义。     

顺逆之间的文化接力——关于“鲁迅与庄子”关系的研究

“鲁迅与庄子”关系研究是鲁迅与传统文化关系研究中的重要一环。鲁迅疾视庄子之“毒”,但又无法摆脱传统的庄子对他的影响,因而学界对于二者的研究也呈顺逆之势。顺者着重于庄子对于鲁迅的积极影响,逆者则因循鲁迅的批判视角注重庄子对中国文化的消极影响。近些年来,“鲁迅与庄子”关系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由原来的语言承继、思想碰撞不断向文学、美学、诗学等文化深层方面拓进,提供了一个古与今、传统与现代交流与对话的典型个案。“鲁迅与庄子”关系研究必将为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提供重要参照。     

鲁迅与纪昀小说观之比较

处身于不同文化语境的鲁迅与纪昀无论是对小说历史地位的看法、对小说真实性的认知,还是对小说功利性的探求,均存在很大的差别。造成鲁迅与纪昀巨大差异的深层原因,在于二者幼年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的生活经历以及在受困的现实状况下自觉地回归生命本真的体验。     

反抗与和解:中国文学“现代性”与沈从文

伴随着革命的震荡与政治的变迁,中国文化开始了与世界的对话。在被迫的现代性进程中,传统文化的权威遭遇了沉重的失落。"乡下人"沈从文对文学理想的坚守,正是基于对现代性的双重维度的思考,并从中承载了改造人性的信仰。他作品中的现代性看似恍惚暧昧,实则站在了中国新文学的大合唱当中,回应着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