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的几个问题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它以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人们反思、评析史学家们的史学活动、史学成果为研究对象;从春秋时期开始,到清朝中叶,中国古代的史学批评活动经历了两千五六百年的演变过程,可以划分为前后衔接、上下贯通的七个阶段,以揭示其发生、发展、兴盛、拓展和高峰等阶段性特点;每个阶段都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史学批评家,撰写了大量的史学批评著作,创造了若干重要的概念和观念,为形成中国史学传统话语体系,推动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爬梳并分析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中提出的重要问题,阐发它在沟通史学与社会的联系、史学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以及史学理论的积累、生成和建设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对史学批评史上有关的概念、观念作出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可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学科话语体系建设,提供扎实的文献根据和深刻的理论指导。     

简论宋代史学的特点

在整个工史学发展中，宋代史学无论是在对当代史的记述和编修中，还是在史书体裁、史学领域、史科考证、治史原则与经史关系等，都出现了析的特点，并对后世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齐思和史学思想探析

齐思和的史学成就与他本人的史学思想密切相关。他以维护“史学的科学性”为前提阐述其史学功能观;在史学著作的文字表达方面提出“有则更好,没有也可”的观点;在什么是理想新史、编纂新史的步骤与组织形式等方面齐思和也有独到见解。     

继承白寿彝先生的史学史思想遗产

白寿彝先生的史学史思想遗产具有深厚的内涵和理性的魅力 ,举其重要者如 :一是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理论。二是对史学史领域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 ,如史学遗产、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发展过程、史学的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史学史对于历史教育的意义、探索中国史学发展规律、史学与经学及子学的关系、怎样看待史学史的古今论述、中国史学史的分期问题等。三是发展史学史研究的设想 ,如研究兄弟民族史学史 ,进而把中国史学史写成全民族的史学史 ;进一步研究、撰写外国的史学史 ,如国别的、地区的史学史 ;编写出实用的教材 ,编写史学史丛书 ,编辑《中国史学论著选》,撰写全书6册的《中国史学史》等 ,都包含有丰富的思想和深刻的见解     

再论什么是教育史研究

长期以来,教育史研究受"科学史学"的影响,以追求客观、实证的目标为己任,较少关注史学理论及方法论的新变化,更少关注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和批判,导致了教育史学理论的弱化,鲜见关于教育史研究问题的争论.教育史研究是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期,教育史研究应当:一、加强与史学理论的结合,更新教育史研究理念,开展教育史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二、克服单一的"叙述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加强叙述史研究与"主题史研究"的结合,增强教育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三、重视教育改革中的"历史因素",主动介入和参与现实的教育活动,发挥教育史研究的"历史"功用.     

西方史学史研究中的问题和方法

主持人的话 :2 0 0 2年 10月 2 7— 2 8日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联合举办“新中国史学的成就与未来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 6 0余位学者与会。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史学研究所所长龚书铎教授在致开会辞中指出 :这次研讨会的宗旨是通过讨论 ,以达到对新中国史学有进一步的正确认识 ,在唯物史观指导下 ,更好地推进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与会学者何兹全、王钟翰、张传玺、金冲及、田余庆、林甘泉、蔡美彪、王思治、张海鹏、庞卓恒、王桧林、刘家和、陈启能、李伯谦、邱树森、王晓秋 ,李根蟠、张国刚、顾奎相、吴怀祺、陈其泰、房德邻、江涛、邹兆辰、钱茂伟等教授在研讨会上各抒己见 ,对新中国史学在发展中的成就及其经验教训作了深入的探讨 ,对中国史学发展前景提出了一些设想和思考。我们将在《史学史研究》上发表有关这次研讨会的详细纪要。从学术史上看 ,前人的积累 ,正是后人的起点。我们举办这次研讨会 ,是考虑到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史学做出实事求是的、合乎科学认识的评价 ,是当前史学健康发展的前提之一。人们在认识上的差别和评价上的歧异 ,总是会存在的 ,通过讨论和切磋 ,求大同存小异 ,可以不断在一些问题上取得共识 ,而在一定条件下的共识 ,可以     

21世纪初期的历史学——一个批判性的回顾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的历史研究呈现了一些比较显著的变化。本文从历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口述史和历史记忆的兴盛,妇女、性别史的扩展,历史研究与自然、社会科学的联盟,全球史的发展与民族国家史学的变迁,环境史和情感史的兴起等方面,对当今史学的现状及未来变化的原因,作了不同程度的描述和剖析。作者指出,上世纪末盛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于历史研究的冲击有所减弱。随着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深入,各地区的历史研究交流日益频繁,历史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以当代史学的走向而言,史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正在寻求结成新的联盟,以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诸种挑战。     

三论二十世纪中西史学交流史

本文阐释20世纪中西史学交流史上的三个问题:中国史学与20世纪苏东剧变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西方史学两支史学潮流的相关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与西方新史学的关联;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的关系。任何形式的文化交流,其前提与基础在于相互了解,史学交流尤甚。当下,为了进一步开拓中西史学交流,不断地加深相互了解就显得格外重要,唯此,才能使中国史学在与西方史学交流中出彩,在与国际史学互动中前行。     

反史倡史，一体两面——朱熹史学态度辨惑

朱熹既有不少排斥、反对史学之说，同时亦有许多赞同、提倡史学之论，这就令人对其史学态度生出困惑。从根本上而言，朱熹并不反对史学，他反对的只是将史学凌驾于、优先于理学之上，这是从辨本末之学来考虑的；另一方面，他反对作为权谋功利之说的史学，这是从义利之辨的角度着眼的。朱熹提倡史学乃是其格物穷理、经世致用思想的应有之义。     

学说史与学科史:教育史学史研究的两个维度

教育史学说与教育史学科的关系问题,是关系到教育史学科建设能否取得整体性进展的前提性问题.在传统与现代释义中,学术包含学说与学科.教育史学史涵盖学说史与学科史两方面的内容.教育史学科是教育史学说发展的产物,教育史学史的考察,应以教育史学说史的考察为重点,而对于教育史学说史的考察,又必须建立在对学者的教育史学实践的理解之上.     

陈寅恪治史方法中的西方史学理论背景

陈寅恪先生早年赴海外求学时期即师从兰曼、吕德斯等西方史学大家,他回国后所撰写的多部著作里面虽很少明确提及西方史学理论,但其中却蕴涵着西方史学理论之精华。文章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出发评述陈先生治史中西方史学理论方法的运用,同时也力图揭示其史学中的西学渊源与传承。     

近代西方史学三种客观主义观念辨异

近现代中国实证史学多持客观史学立场,其形成与西方史学之传入有关。但其思想来源,即实证主义、兰克史学与实证史学三种客观主义史学思想却长期被学界混淆。此三者中,实证主义与兰克史学分别源于英美经验主义传统和德国历史主义——观念论传统,在史学方法和基本意旨上均呈针锋相对之势。前者主要指向人类社会历史客观规律,具有科学主义的社会科学倾向,后者则指向"客观中立"的个体描述,具有人文主义倾向。而实证史学则是两者在转型期的调和形态,在西方史学中只是一个短暂的思潮,但因时逢中国近现代史学奠基之机,且恰与中国传统史学的纪实传统契合,遂成为中国近代史学专业化的真正导师,而其客观历史事实观念也因此成为中国史学的"常识"。     

君史与民史的变调——以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为例

"君史"与"民史"之争为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年的中国史学界热议话题。新近整理出版的四部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中,屠寄的讲义已多少染上了一点民史的色彩。陈黻宸的讲义强调人类历史发展的公理与公例,专门讨论"社会之原理",是对君史的一种对抗。王舟瑶置学术史于第一位,也有疏离君史、接近民史之意。但王舟瑶认为旧史学中有君亦有民,不能引申为旧史学只是君史。汪荣宝大讲清代政治、军事和外交,叙述爱新觉罗一姓之兴衰,所编讲义基本上可以认定为一部清朝君史。于是,我们观察到这样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编纂民史者,反对摒弃旧史学;撰写君史者,又深谙新史学。君史与民史在京师大学堂的讲台上共同演绎了史学的变调。这或许不合乎人们固有的印象与想象,但却可能更接近清季史学的真相。     

打好基础与学有专门——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改革管窥

在中国传统史学研究转向现代史学研究的过程中,大学史学教育的专门化起了重要的作用。北京大学作为中国最早设立史学分科的大学,其史学教育课程的设置和改革,对后来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和流派形成,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朱希祖在担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期间,为促成中国史学研究的现代转型,构筑新史学体系,曾主持史学系的课程改革,力求做到史学教育中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和史学专门知识教授的有机结合。虽然朱希祖最后被迫辞去史学系主任职务,但其主持的课程改革却对后来中国史学研究的转型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简析《史略》对中国古代史学史的贡献

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史略》一书对中国古代史学史的贡献：一、《史略》在著录文书、分类等方面有所创新,是一部成熟的史籍专科目录,为历史文献学做出了贡献;二、《史略》集宋以前史学批评之大成,展示了古代史学批评的总体水平;三、《史略》体现了作者的史学思想,从侧面透露了南宋史学发展的一些信息。     

论秦汉时期史学的成长(下)

秦汉时期史学的成长与发展,固然得助于有利的历史条件、适宜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文化氛围;但这一些,毕竟还是外部因素,而外因是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的。因此,研究秦汉史学成长的原由,从根本上说,还是要深入探讨其内因。谈到史学发展的内因,自应从史学家说起。这是因为,史家是史学的主体。史学水平的高下,取决于史家才能的大小。如果没有素质良好的史才,没有一批卓越的史家,史学的成长是不可能的。本来,我国早在殷周时已有史官,在史官中也有不少的史才。但由于其主要任务还不是修史,因而还不是严格意义的史家。史家的出现,始于修史活动开始出现的宗周春秋之际。经     

浅析梁启超的治史思想——以《中国历史研究法》为例

梁启超作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历史学家,非常重视史学理论的探讨,《中国历史研究法》是其史学理论的代表作,介绍了梁启超关于史学理论的具体思想,包括史学意义及其范围、史之改造、史料观、史料论述等方面,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傅斯年与马克?布洛赫治史旨趣比较研究

傅斯年与马克·布洛赫是中西两位同时代的史学大师,在各自的领域皆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亦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治史过程中,二人有着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重史料,求真实;扎根本国学术传统并借鉴国外学术成果;融民族情感于史及重视集体史学研究和注重对后辈的提携。其相异之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对史学科学性的解读不同和治史理论、方法的相异。     

浅议孔子对我国传统史学的影响

孔子不仅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对我国传统史学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学家，是我国传统史学的奠基人。他首开私人著史先河，初步创立了中国编年体史书的雏形，对我国传统史学有相当大的贡献；他修《春秋》、编《尚书》，对我国传统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以曲为史:中国古代文人的历史剧创作

由于受史学意识的支配，中国古代人创作历史剧以展示历史材料、总结历史规律为主要价值取向，而以戏剧的艺术审美取向为辅。其具体表现形式主要有三种：演史、补史、改史。由于创作中坚持史学意识的主导性，所以，即使在补史、改史中有与正史记载出入的成分，也并不因此而改变历史剧的本体属性。形成以曲为史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无庸讳言，以曲为史存在着缺陷，然而其对现代历史题材艺创作所提供的经验却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