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违法建筑征收补偿问题研究——以宅基地上的违法建筑为研究对象

农村违法建筑征收补偿问题是近年来征收实务中的热点和难题。征收城市违法建筑"一律不补"的规定不能适用于农村违法建筑。从现实角度看,农村违法建筑类型多样、成因复杂,对其征收补偿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从立法和司法角度看,海内外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支持对征收农村违法建筑进行适当补偿。立法应区分不同类型的农村违法建筑,按照"衡平补偿原则"具体设计农村违法建筑征收补偿制度,实现"对物补偿"到"对人补偿"理念的转变。     

违法建筑行政裁判中信赖保护原则之适用——以308份裁判文书为考察对象

运用统计方法，以结构化形式对涉及违法建筑信赖保护原则的308份行政裁判文书加以分析发现：66%案由是因相对人不服行政机关对违法建筑所作的行政决定；行政相对人主动援引信赖保护原则作为诉求理由的有219份。就裁判结果而言，行政相对人援引并且法院采纳的有23份，行政相对人没有援引但法院主动适用并据此裁判的有39份；就理由叙明而言，法院适用或不适用信赖保护原则需要权衡多种因素。围绕典型案例，违法建筑信赖保护原则司法适用的焦点问题主要是：未取得许可证是否可以直接认定涉案建筑违法并予以无偿拆除；法院直接适用信赖保护原则时如何进行充分说理；法院适用信赖保护原则如何进行利益衡量。司法实践的启示在于，若要实现信赖保护原则制度化，需要对违法建筑作形式违法和实质违法之区分；完善违法建筑信赖利益行政补偿制度；优化违法建筑信赖保护司法审查规则；健全违法建筑信赖利益保护程序规定。     

论违法建筑的私法地位

在我国的物权法领域中,违法建筑的私法地位颇有争议。现有的司法实践倾向于加强对建筑合法性的举证要求,不承认违法建造人可以取得所有权。违法建筑的法律地位固应低于合法建筑,但无权利说不利于建造人利益的保护;占有说难以解释其权源问题,所受保护也较为有限;动产所有权说或是扭曲了民法上有关物的分类的原有逻辑,或是误读了动产与不动产的区分标准。我国实证法的规定与不动产的本质决定了违法建筑仍然是不动产。其所有权是建造人基于事实行为而取得的。公法上的管制并不否定权利的取得,只是该所有权附有相应的公法义务。     

浅谈刑事诉讼程序违法问题

分析了刑事诉讼程序违法的内涵及其存在的原因和解决该问题的对策，强调了重视刑事诉讼程序违法问题研究的意义。     

违纪、违法、犯罪

我们说人可以犯十次、二十次错误，但不能违法，更不能犯罪。犯了错误还可以改正，违法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犯了罪就只能改造，失去自由，甚至生命。虽然只相差一个字，但后者付出的代价是无法想象的。那么违纪、违法、犯罪有哪些区别和内在联系呢？     

析合同内容的不合法与合同内容违法

“不合法”与“违法”从外延上讲是属概念与种概念的关系，在内涵上也是不相同的。但在合同法领域二的区别常被人所忽视，以至在合同无效的处理上出现了不应有的混乱。本意在揭示两的区别并重点论述了合同内容违法的认定问题。     

动产权益对不动产估价的影响

动产与不动产的内涵虽然完全相对，但在不动产评估中动产权益却通过部分权益对不动产的价格造成很大的影响。在评估附临时建筑或违章建筑的被拆迁不动产、附公共健身设施的不动产、高压线下土地的估价等要充分考虑不动产权益的完整性。     

论违法行政与主观过错的关系

违法行政行为与行政主体的主观过错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违法行政行为是否需要以行政主体的主观过错为构成要件，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行政主体的有过错行为必定是违法行为，但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则不一定是有过错的行为。在某些特殊场合，虽然行政主体主观上不存在过错，但是法律要求行政主体对其客观上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承担责任，这种行为也应视为违法行为。从总体上讲，行政主体的违法包括过错违法和无过错违法。     

行政不作为的性质探究

行政行为可分为行政作为行政不作为；当前理论界常把行政不作为看作是违法行政行为，笔认为，行政不作为并非都是违法行政行为，随着行政改革的深入发展，合法的行政不作为将会大量出现。行政不作为从其性质上分为合法行政不作为和违法行政不作为。笔力图从性质上界定行政不作为的内涵及其分类，为理论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     

论得被害人承诺

得被害人承诺的行为是否阻却违法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法学界的通说是有条件的接收得被害人承诺的行为阻却违法，其适用范围应该仅限于被害人有权处理的私法益。其阻却违法的要件应该是，有承诺能力的承诺权人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在侵害行为发生之前，任意性地表达对特定侵害结果的承诺，同时，还要求侵害人对承诺有明确认识。     

行政程序违法之我见

行政行为必须走向程序化是“行政法治”的法制建设价值取向的要求,行政程序违法及其法律后果是司法审查中的一个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论题。本文探讨了行政程序违法的表现,在此基础上与实体违法进行了比较,最后借鉴国外做法提出了对行政程序违法进行司法审查。     

警察违法暴力原因分析

警察违法暴力行为，包括刑讯逼供等职务暴力，也包括其他非职务暴力。警察违法暴力根源于警察权的天然暴力性。人们对警察的畏惧与对抗，传统文化的熏陶是警察违法暴力产生的社会心理因素。而司法授权、司法监督、司法救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缺位以及现行警务管理体制的弊病则在制度上催生了警察违法暴力。此外，警察的心理因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防治警察违法暴力，不仅仅是一个制度上的问题，更是一个法治文化问题。     

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的司法审查

新《行政诉讼法》在制度层面缺乏对"程序轻微违法"的含义,与"违反法定程序"之间的界限等规定,使得司法实践存在重实体轻程序、裁判标准不一和同案不同判的现象。"程序轻微违法"是一个"度"的问题,很难形成"一般标准"。故应当从内涵上对"违反行政程序"重新进行认知和分层,在司法审查中分步骤结合设立该程序的目的、程序违法是否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和实体结果等标准来认定"程序轻微违法"。     

内蒙古土地违法案件分析

内蒙古土地违法案件现状分析表明：违法案件数量呈下降趋势；违法用地规模呈上升趋势；非法占用土地案件居各类违法之首；经济发展快的地区土地违法案件发生率离。原因是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宣传不到位，农民及基层干部法律意识淡薄；土地执法监察保障条件差，理论研究薄弱；盲目追求经济利益，短期行为严重等。针对这种现状，应采取加强土地管理全过程执法，注重发挥其整体功能；规范土地执法程序，从严查处内部违法行为等对策和措拖。     

谈建筑工程中的违法分包及非法转包

违法分包及非法转包是建筑工程发包和承包的涉及的主要问题,我国《建筑法》、《合同法》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于工程分包和转包明确规定了适用的原则和效力,但在建筑工程市场上仍存在大量的非法分包和违法转包现象,严重干扰建筑市场的正常秩序。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价值分析

《牛津法律辞典》对非法证据的释义为：“非法证据是指通过非法手段而获取的证据”。而中国《诉讼法辞典》对其定义为：“不符合法定来源和形式的或者违反诉讼程序而取得的证据材料。”对非法证据的含义，我国学术界有三种界说。一是指执法机关违反法定程序调查收集的证据；二是指执法机关采取非法手段调查收集的证据，所谓非法手段既包括违反法定程序采取的手段，也包括超越职权或者滥用职权所采取的手段。也就是说，”非法”既包括程序违法，也包括实体违法；三是指除了程序违法和实体违法之外，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确认违法判决的适用困境及其应对思路

《行政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解释》《检察公益诉讼解释》虽规定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确认违法判决的五种适用情形与两种适用样态,但既未规定确认违法判项与履行职责判项能够并用,也未对“检察建议前履职期”是否纳入确认违法的期间以及如何适用确认违法的起诉期限予以明确。确认违法判项与履行职责判项的错误并用、将“检察建议前履职期”不当纳入确认违法的期间以及确认违法判决的起诉期限适用淆乱致使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确认违法判决陷入适用困境。为了确保诉讼请求的准确性与实现裁判规则的统一性,建议对确认违法判项与履行职责判项的错误并用予以多维矫正,将“检察建议前履职期”剔除确认违法的期间以及对确认违法判决的起诉期限予以专门规定,以期逐一破解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确认违法判决的前述困境。     

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的效力的理论和比较法研究

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在私法上的效力问题具有普遍性。对此问题,许多国家都经历了“违法等于无效”到“违法不一定导致无效”的立法演变和司法趋势。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在立法上又鼓励交易、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趋势。但是对于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的效力问题,立法与司法还存在空白。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总结归纳,并与在此问题上与其他国家法律进行了比较,以此对我国法律进行思考。     

定性与治理：违章建筑在拆迁中补偿问题研究

拆迁被称为当今“天下第一难事”,其中违章建筑的拆迁补偿问题尤为复杂,理论界和实务界分歧很大。大多数学者对于违章建筑的定性,一定程度上将原本属于两个层面的问题混淆,导致对违章建筑定性的模糊不清。对于违章建筑的补偿不应采取“一刀切”予以全部否定,应对违章建筑的定义、财产性质及权属进行详细分析、甄别,在市场比较法、收益法的基础上构建新型的租金定价模式。     

违法成本与违法收益的张力:经济学视角下幼儿教师虐童行为归因分析

近期媒体频频曝光的幼儿教师虐童事件,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本研究从经济学视角对幼儿教师虐童行为进行分析,发现该行为频发的主要原因在于违法成本较低、违法收益较大,没有形成违法成本与违法收益的合理张力。为打破当前格局,可通过完善处罚标准、提高制裁效力、提高查处几率等手段来加大幼儿教师虐童行为的违法成本;同时,可通过降低幼儿教师的精神收益和可期待收益等手段来减少虐童行为的违法收益,从而规避幼儿教师虐童行为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