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的新诗格律理论

卞之琳是在格律新诗的创作和理论方面都有重大贡献的诗人。本文试图从卞之琳历年关于新诗格律的论述中总结出其新诗格律理论的主要观点,并把它放在新诗格律理论探索的历史上给予评价。卞之琳的新诗格律理论既继承了闻一多、孙大雨新诗格律方案中以音尺（闻一多称“音尺”,卞之琳称“顿”,孙大雨称“音组”）为新诗节奏单元的核心意见,同时又扬弃了闻一多格律方案中的机械论因素和孙大雨的本质主义倾向,使这一方案更加符合现代汉语声韵和节奏的内在规律。卞之琳先生对新诗格律理论的突出贡献还在于区分了汉语诗歌的哼唱型节奏和说话型节奏,并首次阐明了这一区分的语言学依据。卞之琳认为,我国古典诗歌的节奏主要是哼唱型的,新诗则主要是说话型的。这一看法实际上从理论上分别了新诗和古典诗歌两种不同的节奏模式,同时肯定了说话型节奏作为自由诗和格律新诗共同的音乐（节奏）性质,为形成统一的新诗音乐性理论提供了可能。     

论孙大雨唐诗译作中民俗文化词汇的英译

孙大雨是新月派重要诗人,在英诗中译和中诗英译中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中国唐诗英译中,孙大雨先生以保留中国文化意象为主,主要采用音译、直译、意译等方法翻译中国诗歌中的民俗文化词汇。通过分析四首孙译唐诗发现,孙大雨先生译诗手法灵活多变,较好地保留了唐诗中的文化元素,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平等地对话与交流做出了贡献。     

新旧之间：胡怀琛“新派诗”理论抉微

清末民初学者胡怀琛在新诗发生初期,提出了颇具特色的“新派诗”,其“合新旧二体之长而去其短”的定位,使得“新派诗”理论在阐发时也表现出一种新旧之间的摇摆姿态。立足文本、劈肌分理,另踩定历史事实,试对胡怀琛“新派诗”理论进行细致分析,以求对该理论特点的把握,无疑会为认识新诗发生初期新旧诗之相互关系助力。     

新诗的求“真”与求“诚”——废名新诗理论阐释

在废名的诗论中,新诗质体现为“当下性”和“诗的情绪”,由此衍生出新诗的“切实”、“质直”以及见之“性情”。这与废名所倡导的“文艺复兴”有着内在一致性。而这些正暗合了新诗的“真”、“诚”要求,并且这一要求逐渐鲜明地呈现出来。     

新诗的求"真"与求"诚"——废名新诗理论阐释

在废名的诗论中,新诗质体现为“当下性”和“诗的情绪”,由此衍生出新诗的“切实”、“质直”以及见之“性情”。这与废名所倡导的“文艺复兴”有着内在一致性。而这些正暗合了新诗的“真”、“诚”要求,并且这一要求逐渐鲜明地呈现出来。     

卞之琳的新诗格律论

文章梳理了新诗格律理论的发展过程:从胡适的“音节”到闻一多的“音尺”到孙大雨的“音组”,最后到卞之琳的“顿”,阐述了卞之琳之“顿”的主要内容,并在与闻一多的格律理论的比较中探讨了卞之琳格律理论的积极意义。     

简论闻一多的新诗“三美”原则

新格律诗理论是新月诗派对于中国现代诗学的杰出贡献。闻一多于1926年5月13日《晨报副刊·诗镌））7号发表的《诗的格律》一文是集新月诗派关于新诗格律的主张之大成的一篇纲领性诗论。这篇诗论提出应当建立新的格律诗的任务,而格律化新诗之美学原则就是“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三者的结合。加上饶孟侃、徐志摩、朱湘、陈梦家等人先后的阐述与补充,“三美”理论更加细密和具体,成为中国新诗坛上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完整而富有说服力的美学理论。艺术以束缚为生,而死于自由。新月诗派把“三美”作为艺术信条,并付诸创作…     

诗歌形式秩序的寻求--"新月诗派"新论(下)

“新月派”与“新月诗派”不是同一个概念。新月诗派在“新诗”史中的独特意义,是“新诗”经过第一代诗人的语言与内容革命之后,第一次自觉地从诗的本体要求出发重新面对诗歌形式和语言要求,关心诗歌的特殊言说方式。他们是“新诗”史上的第二代诗人,追求现代经验的形式化,体现了从个人意识的觉醒到诗歌本体意识觉醒的重大转变,给“新诗”带来了诗情的内敛和艺术的价值。其历史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提出了现代汉语诗歌的建行建节原则;二、发现了现代汉语诗歌节奏的基本单位：“音组”;三、引进了有参照价值的西方诗体。     

诗歌形式秩序的寻求--"新月诗派"新论(上)

“新月派”与“新月诗派”不是同一个概念。新月诗派在“新诗”史中的独特意义,是“新诗”经过第一代诗人的语言与内容革命之后,第一次自觉地从诗的本体要求出发重新面对诗歌形式和语言要求,关心诗歌的特殊言说方式。他们是“新诗”史上的第二代诗人,追求现代经验的形式化,体现了从个人意识的觉醒到诗歌本体意识觉醒的重大转变,给“新诗”带来了诗情的内敛和艺术的价值。其历史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提出了现代汉语诗歌的建行建节原则;二、发现了现代汉语诗歌节奏的基本单位：“音组”;三、引进了有参照价值的西方诗体。     

沟通传统与现代诗歌的桥梁——《再别康桥》解读

上个世纪初,以胡适先生的《尝试集》为发端的白话新诗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世人眼前。当时间进入20年代,在新诗已经基本上立足以后,作为新诗发展史上的另一重要社团——新月派,所要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新诗与旧诗之间建立一架不可少的桥梁”,二是把创作的重心从早期白话诗人关注“白话”转向“诗”自身,也即“使诗成为诗”。“如果说,早期白话诗人是从中国传统中处于边缘位置的宋诗那里,获得反叛的历史依据与启示;那么,现在新月派诗人就开始与中国诗传统中的主流取得了历史的衔接与联系”(《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徐志摩作…     

浅谈闻一多与新格律诗

20年代中期,出现在诗坛上的新月诗派是从1923年成立的新月社分化出来并重新组合起来的纯文学社团。1925年闻一多从美国留学归来,怀抱着“与《创造》并峙称雄”的决心和“领袖一种文学潮流或派别”的宏愿,在北京联络徐志摩、刘梦苇、宋湘,饶阵侃、孙大雨、于赓虞等志同道合的诗人,在家里定期举行聚会,讨论诗歌理论、指点诗坛现状和交换品评作品。次年,又创办了《晨报·诗刊》,积极倡导新格律诗。这一年的5月,闻一多在《晨报·诗刊》上发表长篇诗论《诗的格     

文字的与音符的：谈诗、乐关系的起源和基础

讨论新诗的“变”与“常”,有关诗、乐关系的问题,是其中的关键问题。在当前语境之下,倡导新诗的“革命”与“重建”,推动中国诗歌的“振衰起弊”与“再次复兴”,诗、乐关系的问题更不能不摆上议事日程。吕进先生多次著文,对此大声疾呼。学界到目前为止,在有关中国诗、乐关系的历史和现状,诗、乐结合的可能和必要,诗、乐结合的表现和形式,中国诗歌的音乐特征等方面,都进行了探讨。     

"诗"的回归与重塑——简论象征派、新月派、现代派对中国新诗发展的匡正

白话新诗诞生时即有先天不足,“非诗化”倾向严重。一些诗人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象征派、新月派、现代派起而行之,站在“诗”的角度,从表现手法、外在形式等方面,不断矫正新诗的发展方向,使白话新诗从“白话”走向“诗”,力图找到一条既能接续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又富有鲜明现代气息的诗歌道路。     

以“三行诗”微写作实践推动新诗教学

“三行诗”微写作立足于七年级新诗教学基础,意在填补八年级新诗教学的“断档”,开启九年级新诗教学的序幕,维持了新诗教学的连贯性。“三行诗”微写作以学生的自我表达需要带动阅读需要,传授表达技巧,激发学生的写作动机,展现学生的才华,增强学生的写作自信,使新诗教学质量得到显著提高。     

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之“变”

中国新诗发轫于翻译诗歌已是学界的共识,且不说作为白话新诗第一人的胡适依靠译诗《关不住了》来宣告新诗成立的“新纪元”,单是梁实秋“新诗,实际上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一说,便足以道出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不同寻常的因缘。     

论新诗与旧诗之区别

新诗自20世纪初诞生以后,其形式问题一直是诗界和文学界争论的焦点,最突出地就是把新诗和旧诗相比较,以便显示出新诗的“新”的特质,甚至是相比于旧诗的“优越性”。     

我看新诗的“变”与“常”

随着新诗创作中各种问题的积压,以及新诗创作本身所面临的整体性困境,新诗理论研究界的回应之声日益自觉与迫切。近年,西南大学吕进先生连续发起举办三届华文诗学名家论坛,对新诗创作所暴露的各种弊端及时予以理论上的清算与探讨,其理论建构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此次,由吕进先生所设计的探讨新诗“变”与“常”关系的诗学命题,     

浅论孙大雨对商乃诗的新诗创作与翻译实践

商乃诗又称十四行诗,它的出现为中国诗歌诗体的发展提供了出路,孙大雨作为新月派的一位重要的诗人,对商乃诗的新诗创作与翻译实践都推动着诗歌形式的发展,无论是节奏、诗歌的外形以及语言的选择都进行着仔细而又谨慎的推敲,成为诗歌前进道路上的开拓者与探险者。     

被历史的钢针碰响：“三一八”、闻一多与《诗镌》的创立

《晨报·诗镌》创办于1926年4月1日,在后来的新诗史叙述中,其意义主要体现在新诗格律、音节的实验上,这似乎是一种已被“锁定”的常识。然而,《诗镌》的诞生恰恰在“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后不久,创刊号上也集中发表了闻一多、饶孟侃等人回应惨案的诗文。按照闻一多的说法,“铁狮子胡同大流血”之后《诗镌》的创立,不单是一种“碰巧”,更有诗学上的内在相关性。回到历史的语境中,梳理闻一多等人在“三一八”前后的政治参与、诗学思考和特殊的诗体实践,能更完整呈现《诗镌》群体新诗“创格”的意义,也能从一个侧面,揭示20世纪20年代中期剧烈历史变动对新诗观念和感受方式的潜在影响。     

论新月派在新诗史上的地位

<正>倡导格律的深刻根源三十年代几个知名的文学史家赵景深、陈子展、朱自清都称新月派为格律诗派或西洋律体诗派，可见他们对新月派倡导新诗格律的深刻印象。从“五四”前后到抗战爆发，新诗的发展大致经过了词化的新诗、自由诗、小诗、格律诗、象征诗几个阶段。在草创期，胡适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