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背后

本文试图从“发愤著书”的理论来源、司马迁个人的生存状态及创作观、《史记》中的人物塑造三方面论证司马迁和《史记》所承载的并未为董仲舒等人改造过的儒家理念和因此而造成的深沉浓郁的悲剧意识。一、“发愤著书”的理论来源话题还是要从那个被大家谈烂了的“发愤著书”谈起。而所有论及“发     

论《史记》取材——以《五帝本纪》为例

“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司马迁对《史记》取材的概括。这一原则在《五帝本纪》的取材中表现为“择其言尤雅者”。《五帝本纪》典型地展现了这一原则的贯彻过程，同时，这个过程也表明了司马迁的学术态度。同时，这个过程也反映了《史记》取材的艰难。     

司马迁《史记》创作动因论 --从《太史公自序》说起

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动因是多方面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终极目的，也是一个重要的创作动因。如果作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发现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直接动因是为了“事亲”、“事君”、“立身”而“以显父母”、扬名天下。本文试从司马迁“事亲”、“事君”、“立身”三方面来谈论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动因。     

“太史公”名义再考

《史记》中“太史公”一语不为官名而是尊称。《史记》中有司马迁用”大史公“尊称其父的,而指代司马迁的”太史公“,是后人删改《史记》时为追尊司马迁所加。     

《司马迁史记名言录》序

《司马迁史记名言录》序张登第编选《司马迁史记名言录》，这在司马迁研究史上还是前所未有的事，“韩城市司马迁学会”的同志们，在研究中开拓出这一新领域，这对领会《史记》要义，弘扬司马迁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实在可庆可贺。书称“名言录”。名言者，善言也。那么，...     

从“太史公曰”看司马迁的人才观

司马迁的发愤之作《史记》130篇，除《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和《陈涉世家财，都有“太史公日”，其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以下简称《自序》），是司马迁的自传，说的是《史记购写作心态及全书各篇的写作意图，可说是一篇大“太史公日”。另外，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其中心也是讲《史记》的写作，与《自序》合壁生辉。司马迁承父业修史，而父子同称“太史公”。这样，“太史公日”中的“太史公”，有的是司马迁自称，有的称其父司马谈。除了最明显的父教子之类的场合外，已无法确知何者为父，何者为子、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所有…     

司马迁受腐刑于太始二年说

对司马迁受腐刑的年代，《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有互为矛盾的记录，这是因记录重点不同而造成的差异。排比《史记》、《汉书》和《报任少卿书》等史料，勾勒“李陵之祸”过程，可以确定司马迁“李陵之祸”是从天汉三年初下狱开始，至太始二年受腐刑出狱止，历时四年。《自序》中“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一句，就是记录了从司马家在舜时为史官到司马迁出狱的历史。     

《史记》的历史书写与司马迁的传播思想

《史记》的创作,既是一次大规模存史的努力,更是一次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实践。历史学是人类文化的重要载体,从这个角度看,司马迁的修史实践有着重要的传播学意义：《史记》的成书动机,体现着司马迁的人内传播思想;《史记》成书后“藏之名山”且沉寂多年的反传播现象,体现着司马迁作为史家的“史识”和人际传播思想;《史记》的历史书写,体现着司马迁在修史实践中的忧患意识,呈现出现代新闻人的历史身影,实现了作为承续道统之“士”的身份认同。     

承先继圣 惜死立名——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及其对中国文学的深远影响

司马迁及其《史记》在中国文学史中享有空前绝后的崇高地位，不仅在于《史记》所具有的高不可攀的史学和文学价值，更在干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的伟大斗争精神和人格力量。本文分析了司马迁“发愤著书”说产生、形成的社会历史根源，认为这一思想不仅包含有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雪耻、成一家之言、显身扬名的个人功利目的，更体现了他网罗天下散佚旧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进而探析了其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深远影响。     

当代"史记学"的开山之作--评张新科先生的专著《史记学概论》

作为当代“史记学”的开山之作，张新科先生的专著《史记学概论》的问世。标志着“史记学”的真正建立．顺应了《史记》研究的现实需要，填补了一个学术空白。其主要价值包括：体现了对《史记》和司马迁正确的认识态度；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史记学”体系，为“史记学”确定了适当的学术坐标；对“史记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行了系统的综合和梳理：从本质论和方法论入手．明确了“史记学”在新时期的研究任务和方向。     

“孝道”思想对司马迁著史的影响

司马迁在忍辱著史的艰难历程中,人们偏重于对其逆境中进取行为的论述,轻于"孝道"思想对其著史的关注和研究。司马迁遵从家世传统和父亲遗愿的孝道思想对完成《史记》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他把父亲临终时的遗愿和嘱托作为最大的孝道来完成。     

项羽人物形象的人性观照

简述楚霸王项羽的形象被司马迁的《史记.项羽本纪》刻画得栩栩如生,其形象既有历史的真实,又具艺术的魅力。针对项羽其人的人性美善与缺失,试从人性观照角度加以剖析,期使项羽形象更加圆润丰满。     

论儒家思想在司马迁性格中的地位——兼与李长之先生商榷

由我国著名学者、文学批评家李长之撰写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的第七章第六节认为 ,司马迁的根本思想是道家。鄙见以为 ,司马迁思想中确有浓厚的道家思想因素 ,但并不占其思想的主导方面 ,其根本思想依然是儒家。司马迁在李陵一案中的态度和立场及著述《史记》的前后经过足以说明问题。在其一言一行中仍十分明显地体现出儒家仁、义、礼、智、信 ,重修身立命、亲亲、立德、立言、多情善感的思想因素。     

“李陵之祸”及其文化意蕴探析

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而遭腐刑,李陵之祸对司马迁人生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李陵之祸的文化意蕴体现了司马迁对李氏家族命运的人文关怀,揭示了圣贤通道的艰难历程,表现了司马迁忠守自我、刚正不阿的人格风范。     

谈司马迁折合几说为一说的采撰方法

历史传说，由于其流传中的增饰渲染，再经过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解读，难免会形成一些不同的说法。在没有进一步的材料支撑，难于取舍的情况下，司马迁对某些史料进行了糅合兼采的处理，折合两家或几家之说为一说。其问，无论是杂糅了相似的说法，还是折中了彼此矛盾之说，都保存了多方面的材料，也表达了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一家之言。但是，有时折合、调理得过分简单，也给读者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所以，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司马迁的史学思想，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历史编纂也是一个很好的借鉴。     

"善者因之"--司马迁经济伦理思想研究

司马迁的经济伦理思想是以自然人性论为基础的，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有赖于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提高，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又有赖于对这种人性的充分“因之”即“善者因之”，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为达致富目的而可以不择手段，相反，只有靠勤劳、节俭和智慧去致富才具有伦理的正当性，这就是“本富为上”。     

道家养生文化的人学解读

道家养生文化关注人的精神健康,推崇清心无为、见素抱朴、致虚守静、少私寡欲,不为物累的自然人性思想,强调心灵的内在超越;道家把人生命的价值放在首位,提倡内养和外炼结合、静功和动功结合的养生之道;道家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与发展,将人的命运轨迹与自然的无形而化联系起来,体现了人学的基本精神.     

从《史记》“志怪笔法”透视司马迁的情感因素

关于《史记》的“志怪笔法”,学术界论述颇详,但很少有学从情感出发去解读和挖掘其背后的东西,设身处地地理解司马迁的心灵世界。其实《史记》是太史公的心灵史诗,史蕴诗心,它超越了具体的史实和叙述层面;在“善恶报应”说和“天命观”论调的深层,包含着一位正直史学家对于不合理社会现象所作的非理性说明和不自觉的情感渗透,我们得细加琢磨方能领略其“得意忘言”的特殊旨趣,这也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模式。     

善恶爱憎:评司马迁的褒贬笔法

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一首爱的颂歌，恨的诅曲。本分析评述了太史公表达善恶爱憎的几种最主要的褒贬笔法，诸如于序事中寓论断，行中随事评判，传后论赞等等，认为这是太史公史笔的突出特点。     

浅论王逸对《楚辞》的儒家诠释

在汉代的楚辞研究中，王选的研究是最为系统和突出的一个，他的《楚辞章句》继承了刘安、司马迁的认识，将楚辞系属于经，附以五经道德仁义、天人合一以及“美刺”等观念．其对楚辞的儒家诠释视角对后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