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循吏与酷吏

两汉时期,循吏在注重发展地方经济、关心百姓疾苦和积极传播儒家文化的同时,还以身作则遵守法律,公平执法,教化与富民只是他们推行“法治”的辅助手段;而酷吏大多属于按君主旨意行事的鹰犬,所作所为多超乎法律之外,与“法治”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夏孙桐在《清史稿》修撰中的贡献

夏孙桐为撰修《清史稿》出力最多之人。但是,长期以来,学界对《清史稿》编纂人员的研究,更多的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赵尔巽、柯劭态、缪荃孙等人身上,夏孙桐的作用则湮没不彰。夏氏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修纂《循吏传》、《艺术传》和嘉道成同四朝《列传》;拟定《清史稿》“循吏”、“忠义”诸传纂修体例和“列传”书法凡例。     

论正史《循吏传》所记德治、法治与讼

德治和法治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制度工具。本文选取正史《循吏传》中所记的典型案例,由事及理,由理论事,总结出古代循吏在治政实践中施行德治和法治的做法与经验。循吏以德治为本,目的是发展经济,惠民富民,而后教之,推行伦理教化。然而,他们并不独任教化,对于无法教化的违法者则依据法律予以制裁。制裁以教化为依归,尽量将诉讼过程转换成教化的过程,在诉讼处理过程中实现德治与法治的融合。通过教化逐步达到儒家理想中的“无讼”。然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问题愈加复杂。一些地方官为了标榜政绩而不惜手段,一味追求“零诉讼”,反而背离了儒家“仁政”的理念。     

说说“父母官”

“父母官”是旧时中国百姓对州、县官的尊称。这一称呼由何而来呢？ 《汉书·循吏传》载，西汉元帝时，南阳郡太守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寿春人。“其治视民如子”，劝民农桑，去末归本，为政勤勉有计谋，“好为民兴利”，尽力使百姓富起来。[第一段]     

司马迁、班固“循吏观”异同及原因——以《史记》《汉书》为例

司马迁《史记》首创"循吏传",班固《汉书》承袭此体例。司马迁笔下的循吏注重守法敬法,而班固笔下的循吏更注重教化及事功能力。二书"循吏列传"中所记述的循吏各有特点。司马迁与班固家学渊源、个人经历、所处时代背景的不同以及二人政治思想、著述宗旨的差异,是形成二者笔下循吏的不同及其背后不同循吏观的主要原因。     

道统节制政统的历史性努力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治世、治朝的繁荣局面，这与道统对政统的节制不无关系，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利用古人传统的敬天之性抬出“天”、“理”，鼓吹“天人感应”，“存天理，灭人欲”：用“礼治”观念将君主引入“圣道”；以士人的勇于直谏来限制政统；以循吏的德政及教化功能来德化州县。     

我国学位溯源

我国施行学位制，始于1935年。1981年1月1日才正式开始实施“学土、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制。旧中国具有学位的人寥若晨星，那时的硕士总共只有232个，而博士却一个也没有。不过，博士、硕士和学土这些称号的使用却是源远流长的。《史记·循吏列传》中记载：“公仪休者，鲁博士也，以高第为相。”说的就是公仪休是鲁国博士，他以高才生而作为国家宰相。其实，古代各行各业多有博士之称，诸如“五经博士”、“国子博士”、“律学博士”、“算学博士”、“医学博士”等等。后来，博士更成了多才多艺的代名词，即使煎茶、卖酒，也可称为“煎芬…     

司马迁作《酷吏列传》为“法治”还是为“吏治”——与《史记三家注·酷吏列传》的一点商榷

《史记三家注·酷吏列传》于“在彼不在此”一句之后注云“在道德,不在严酷”,奠定了后世对酷吏严刑峻法的批评,但是忽略了司马迁为酷吏及循吏这两类官吏作传的目的。太史公以史家之笔直述酷吏的言行,并非为简单揭露吏治的黑暗。结合《循吏列传》以及《太史公自序》可知,太史公所云“在彼不在此”应理解为强调吏治对于政治统治的重要性,而非前人所云道德。     

老师的宽容 老师的爱

“宽容是阳光、宽容是甘露、宽容是钥匙、宽容是理解。”多么富有哲理的语言呀!可是，每天面对那么多的孩子，有那么多的“任性”，那么多的“不听话”……我们忘记了宽容，“真烦”使我们少了爱的举动。其实，只要我们多一份“宽容”，多一些爱的举动．就会给孩子们带来莫大的快乐和无穷的力量。我曾经尝试过也体味过宽容地对待孩子给我带来的春风拂面般的暖意。     

“和合”思想主导下的汉代江南经济开发与社会进步

儒家倡导的“和合”追求,在汉代正统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行政实践中,心怀“政畏张急”意识的循吏们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文明进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成为吏治的榜样。江南的开发,因受纳来自北方数量众多的移民而实现了跃进。北方移民与原住民的关系,中央政府与区域政权的关系,儒学主流与地方文化的关系,都在“和合”的主题下得到合理调整。“江南”循吏的政治文化表现,更是东汉史的亮点。     

从《史记·循吏列传》看司马迁政治思想的局限性

《史记》曾以“实录”著称，司马迁的思想、人品也为世人所称颂不绝，但却很少有人系统地谈及司马迁和《史记》的另一面，本文试从《循吏列传》入手，对司马迁的政治思想作一点挑剔。一、《循吏列传》并非“实录”司马迁作史，主观色彩极浓，陈仁锡曾说；“子长作一传，必有一主宰，如李广传以‘不遇时’三字为主，卫育传以‘天幸’二字为主……”（引自优川资言《史记会往考证》）。这样的人物传记只是写作时有明确的立意，只涉及材料的取舍问题，终属于“实录”范围。而象个泊夷列传》就不同了，传文所载伯夷叔齐之事迹均不可信，梁玉绳《…     

用师爱创造积极向上的氛围让学生自己前进

传统的说法，把教师比作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我却不那么认为。教师的“亮度”即使很大，能为那么多人“照亮”么？孔夫子有弟子三千，即使他是圣人，光焰无穷，估计也很难为那么多人“照亮”。且圣人终有死的一天，他死了之后，谁为那些弟子们“照亮”呢？还得学生们自己为自己“照亮”。     

为政之要 惟在得人——唐太宗用人浅谈

“尚贤者,政之本也,”这是古来政治家所共同遵循的基本准则。尧、舜及周文、武王时代之所以“百工惟时”、“是循吏之效也。”而“尧、舜,五帝之盛帝,文、武,三王之显王,不能去是而治,后世可乎哉?”唐太宗当然也“不能去是而治”。唐初之所以出现“贞观之治”的盛世,与唐太宗的“尚贤”有着直接的关系。唐太宗有句名言,是用舟与水的关系说明“黎庶”的重要性的,这说明他认识到唯有“生存百姓”,才能保持天下安定,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那么,怎样才能“存百姓”而不致于“覆舟”呢?这就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唐太宗认识     

毕业了

是的，我们毕业了。真的，我们毕业了。毕业是一个神圣的词，像我摘抄过的几句话那样，“我们还有那么多的参考书来不及做；那么多的人来不及告诉她们：我喜欢你；那么多的日子竟然就这么荒废掉；那么多的理想竟然都来不及实现；那么多的遗憾都未曾弥补过。”     

《宋史·循吏传》探究

<宋史·循吏传>所载十二位北宋循吏,有的出现于北宋初期,有的则出现于考课制度完备、甚至崇尚功利的北宋中后期.他们一般久居地方,敢作敢为,课绩优异,深得民众爱戴.不过,<循吏传>的代表性颇有不足.一是元史官对北宋原有循吏有所调整;二是在"崇道德、黜功利"原则指导下,一些循吏及其事迹出现残佚甚至偏颇的现象;三是受选录标准及范围等因素制约,一些政绩突出的地方官员始终未能成为宋元史官认定的循吏.     

达人先生 大点兵

博学多识，精益求精。救死扶伤，妙手仁心．那么多词汇用来形容广义上的医生形象。可是，千篇一律中少了份脱颖而出的个性．着实有点乏味。日语中的“医生”叫作“先生”，那么在茫茫医生的群像中选拔出不平凡的“先生”们，为您勾勒出他们的“不思议”之处，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论循吏在汉、隋两代的变化及其原因

汉、隋两代的循吏虽然在崇尚德治教化、具有廉洁正直之风和深得民心方面有许多相同之处, 但是他们之间又有一定程度的差异。隋代循吏以德化民的行为更为细致感人, 他们廉洁的程度往往超过汉代循吏, 在深得民心方面也更为突出, 隋代循吏在富民方面则逊色于汉代循吏。     

汉代循吏的传播功能

本文旨在通过研究史书中记载的关于汉代循吏的言行和功绩，结合现代传播学的经典理论，揭示汉代循吏在实施儒家教化过程中所发挥出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三方面的传播功能，以及论述三者之间的统一。     

古今“博士”“硕士”与“学士”

“博士”、“硕士”和“学士”,这些名称经常出现在古籍文献中,不过古代的用法与现在的含义大相径庭,现加以比较之。“博士”源于战国时代《史记·循吏列传》“公仪休者,鲁博士也,以高弟为鲁相”。《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博士,秦官,掌通古今”。这说明,博士在那时是一种官职,又是一些博古通     

与“渎职”学生过招-那些抗拒作业的孩子——最让老师受挫的不交作业学生

写作业是学生的天职，不交作业就等同于“渎职”。一个班级，总有那么几个“渎职”学生，一问，不是忘记带了，就是作业本不见了，或者作业太多写不完，甚至还有梗着脖子说就是不会写的……林林总总，让班主任伤透脑筋，头疼不已!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相信每个班主任都会有疑惑：为什么班级里总会出现不交作业的硬茬？他们怎么可以找出那么多理由，做出那么多可气的事儿来搪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