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北朝时期南北经学、史学、艺术交流述略

东晋南北朝时期，传统文化因南北政治军事上的对峙而被割裂为南北两派，南方和北方的经学、史学和艺术在治学方法和风格上各自形成差异。但这种差异是暂时的，传统文化的兼融并包性逼使这种差异走向交流，而南北双方“遣使聘问”和“互市”的开展又促进了这种交流。由于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中外文化相互渗透的高潮期，因此，南北经学、史学和艺术的交流不独改变了南北文风，而且为隋以后中外文化的交流提供了蓝本。     

东晋南北朝时期南北之间的佛教交流

东晋南北朝时期, 分裂对立的南北王朝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佛教交往。许多僧人跨越南北国界, 到对方政权地区驻锡、取经, 传经、游方观听、寻师访道、授戒收徒。各国统治者也争相礼敬交通他国高僧。每当某国法事兴盛之时,都有大量对方僧人移居于此。而在北方的几次动乱和法难中,又有大批僧人逃往南方。南北之间僧众和书信往返不断, 动静相闻。因此到了南北朝后期, 南北佛教教义出现了一体化趋势。南北之间密切的佛教交流, 维系了双方共同的意识形态, 为隋朝统一奠定了深厚的文化背境     

唐宋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与东南饮食文化的发展

唐宋时期,随着北方士民的大量南迁和中原先进文化的南传,南北经济文化有了频繁的交流。这不仅促进了东南经济的发展,而且对东南饮食文化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促进了东南沿海城市饮食业的兴旺。     

江南认知与中华认同——他者与北魏胡汉共识的形成

六朝江南文化的发展,对于同时期北方社会共识的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对江南的认知上,鲜卑贵族与北方汉族士大夫始终存在着差异,但北魏初期的认知差异是因胡汉文化异质引发的,孝文帝时期则是由南北文化不同评价造成的。北魏后期胡汉文化共识的形成正是基于孝文帝所创造的文化语境——以江南"华风"为北方社会的精神标尺。北方文化趋同于江南的结果,是北方社会中华意识的彰显。然而这种中华意识又是以超越江南、创造新的文化为指向,是开创隋唐盛世的观念先导。     

论入北南人与北朝社会的相互改造——以颜之推、庾信、王褒为例

南北朝时期社会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但南北文化却呈现合流的趋势,这种趋势实际上是汉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碰撞、互相吸取养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东魏至北齐、西魏至北周年间入北的南朝文人发挥了重要作用。过去学者论南北文学的融合,往往重入北南人对北朝文学的改造,而轻北朝社会对他们的改造,因此观点不够全面。其实南人在将南方文风带到北朝的同时,也接受了北朝社会潜移默化的改造,正是在这样的相互改造过程中南北文学逐步走向了融合。     

南北朝史注的区域性特点

南北朝时期,南方、北方注史均取得重大的进展,产生了一些重要著作,相对而言南方成就大于北方。由于政治上的隔阂,南方和北方在注史风格上大异其趣,出现了许多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并且各执一说,非难对方。随着南北文化联系的加深,两种史注风格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这种差异逐渐缩小,并最终趋于统一。     

从明清金银器看草原丝绸之路的衰落

草原丝绸之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始终起着沟通中西方、南北方经济和文化的桥梁作用。但到了明朝时期,北方草原地区战争迭起,修筑的长城一度阻隔了南北之间的交往,加之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滞留了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道路。清朝建立后,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阻滞了中西方文化交流。在这种背景之下,草原丝绸之路逐渐衰落。同时,原来在中亚地区盛产金银器的诸国都已分崩离析,北方草原地区发现的金银器也很难看到有西方文化的因素,因而在金银器的文化内涵中也能看出草原丝绸之路的衰落状况。     

士族宗教信仰的分野与南北朝文学的差异

本文从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宗教发展的特点和当时士族宗教信仰的状况,重新论证了此期南北文学产生差异的原因。本文认为,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汉人士族面对极为尖锐的民族矛盾,多持守本土固有的天师道信仰,故其文学带有浓厚质直古朴的道教文化色彩;南朝本不存在北方那种严重的夷夏隔阂,广大士族文人因玄学清谈余习而日渐偏尚佛理,乃至纷纷弃道皈佛,因而其思想文化明显打上了外来佛教文化浮华丽靡的烙印。最后,作者指出,对于南北朝文学中存在的南北文学的差异,应该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的“合力论”作更全面、深入和科学的考察     

汉水、淮河——中国南北文化转换的轴心

中国文化在地域分布上 ,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北方黄河流域文化和南方长江流域文化两大板块 ,而汉水、淮河流域是南北文化转换的轴心。这里不仅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而且是南北与东西文化的融汇、改造、消化之地。正是汉水、淮河流域这个南北文化大熔炉 ,冶铸出了光芒四射、魅力无穷的楚文化和道家道教文化。     

汉水文化带的形成述论

汉水名称起源甚早 ,且极具文化意味 ;汉水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从尧舜禹到夏商周时期 ,汉水流域成为汇聚南北与东西文化的大熔炉 ,冶铸出了魅力无穷的楚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 ,诸子百家及诸候国都将目光聚焦到汉水流域 ,汉水已深深印刻在了民族的记忆深处 ,汉水文化带形成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高僧的知识结构与学风好尚

汉末三国时期,佛教初传中国,佛教高僧多精通方术,以方术幻化吸引中国民众。南北朝时期,南方佛教高僧前期受玄学影响,谈玄之风甚盛,后期儒学礼教成为佛教高僧学习的重要内容;北方佛教沙门前期多重内典而不重儒学,后期则出现精通儒家经典的佛教高僧。到南北朝后期,南北佛教界都出现了三教合一的典型僧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高僧学风好尚和知识结构三个阶段的变迁,反映了佛教中国化的渐进过程。     

魏晋南北朝的天下三分之局试析

天下三分的政治设计并不始于三国时代,魏晋南北朝的天下三分之局也不止于三国时代,还应包括东晋十六国的东晋、前秦、前燕之鼎立,南北朝后期的梁陈、东魏北齐、西魏北周之鼎立。北宋以前的分裂形式,体现出从东西二元到三方鼎峙到南北分立的变化趋势。     

中国古代葡萄、葡萄酒及葡萄文化经西域的传播（一）——两宋以前葡萄和葡萄酒产地

两宋以前栽培葡萄及其酿造产地的扩展，是中国古代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及葡萄文化经西域传播的重要内容。两宋以前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经西域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由京城地区向四周扩展。先秦时期，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已开始在西域传播；秦汉时期，葡萄和葡萄酒产地在西域扩展，并向关内初步推进；魏晋南北朝时期，葡萄、葡萄酒产地主要在内地都城拓展；隋唐时期，葡萄和葡萄酒产地较快发展；五代辽宋西夏金时期，葡萄、葡萄酒产地广泛（尤其在江南）扩展。     

从南宋词到元散曲艺术审美风格的转变

学与化有密切的关系。南宋时期，中国传统化重心南移，南方化兴盛，南宋词呈现出南方情味，其审美风格以阴柔为美。金元兴起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游牧化与北方化融合，北方化重心区形成。以阳刚为美的元散曲具有明显的北方化的特点。因此，从南宋词到元散曲艺术审美风格的转变，     

两晋南朝隐逸之风的流变

西晋隐士多为避乱避害而被迫隐居，东晋南朝隐士多受美隐时尚的影响而自觉归隐。与之相应，两类隐士在隐居方式上也有显的不同，即由西晋的原始荒野之隐转变为东晋南朝的田园村舍之隐，同时在化教育方面前后也有较大的变化。     

王羲之的性格与"誓墓辞官"考订

《晋书.王羲之传》比起其他人的传记来,是字数较多的一篇,但对王羲之的生平记录得不算详尽。东晋年间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梁代殷芸的《小说》等,记载了王羲之的许多轶事。将这些轶事进行初步的考订,对研究王羲之的性格和“誓墓辞官”的真相等问题,将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王仁裕笔记小说集《王氏见闻录》诸问题探讨

王仁裕笔记小说集《王氏见闻录》自宋以来著作多有载录,其作时应在五代后晋天福年间,但在南宋末该书就已经散失、亡佚。现存最早辑佚本出于民国初。从现存作品看,有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和鲜明的艺术特色,值得关注和研究。     

《六朝通鉴博议》浅说

《六朝通鉴博议》是出自南宋史学大家李焘之手、而在后世又较受冷遇的一部史评类著作。《博议》之受冷遇,或与其应世性质太过明显、缺乏考辩钩沉有关。然而立足当今,《博议》对读者感触中国传统史学的褒贬鉴戒,理解中国历史上南北对立时代的史实,体会六朝京都的自然与人文形势,仍是颇多助益。至于《博议》的精旨要义,特别值得提出者三点,即解释了六朝"终不能混一区夏"的原因,指出了东晋南朝能够与十六国北朝对抗的缘故及其意义,作者寄望于为南宋朝廷提供龟鉴。     

东晋初王导推动清谈之风的原因及影响

东晋初,王导极力推动清谈之风,以之团结南方士族,安抚北方士族,进而巩固江东政权统治.他谈〈声无哀乐论〉、〈养生论〉和〈言尽意论〉,并非仅用于清谈场以自托风流,更重要的是以清谈的方式向南北士人宣传其政治观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近海水运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海上交通大发展的时期,北方的近海水运形成了一些新的重要海港。北方近海航线有所开辟与延展,江左-辽东航线与渤海海域航线上的水运颇为繁忙。南方与辽东的来往多有赖于近海航线,中原政权对辽东的经略及南北政权的海上军事攻守都利用了北方近海水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