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的商人会馆

会馆是客居外屯的同乡人在寄居地创建的一种用于联乡谊、祀鬼神的特殊社会组织。明清运河区域商人会馆是当时商业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文以聊城山陕会馆为典型案例,对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商人会馆分布和文化内涵做了初步探析,指出明清商人会馆所具有的浓郁的文人气、厚重的江湖气和世侉的商人气,是封建社会母体中新的社会力量崛起、新的价值观念产生、新的商业文明显现的具体反映。     

同业公会视阈下的晋商会馆制度安排

较之同业公会,商人会馆的功能更加复杂多样,但晋商会馆一方面以神道助教化打造诚信的经营氛围,另一方面以行规业律等形式,规范山西商人的市场行为,维护了市场的正常秩序,发挥出近代"同业公会"才具备的纠正行业经营弊端的作用.     

樊城山陕会馆与关公崇拜

山陕会馆是清初山陕籍商人在樊城设立的供同乡人祀神、聚会、寄寓的馆舍,是典型的神庙和会馆相结合的建筑群。与全国各地山西、陕西籍商人一样,樊城山陕会馆主要供奉关公,用来护佑山陕商人的商旅平安和生意兴隆。关公崇拜在山陕会馆的建立、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其对会馆建筑形制及艺术风格产生了重大影响。     

桂北会馆的历史见证——对三江县福建会馆及其碑文的探析

本文根据调查和文献资料,认为广西三江县丹洲镇的福建会馆是桂北地区外地商人会馆的重要历史见证之一,保存于福建会馆旧址的福建会馆碑记具有一定史料价值.该福建会馆对桂北地区的商业繁荣和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反映了外地商人的进取精神,有助于我们今天了解清朝中期广西外地商人会馆及其组织的发展水平和在当地经济发展中充当的角色,而且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妈祖"信仰对闽粤商人在外地商业活动的巨大影响.今天,东部经济组织在广西经济中仍有重要作用.     

试论明清商人会馆产生的原因

商品经济的发展、士大夫对商人及商业的认同,为商人会馆的产生提供了土壤,而地域文化的差异、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中国官府对市场管理的自由放任政策则是商人会馆产生的催化剂。     

试论明清商人会馆产生的原因

商品经济的发展、士大夫对商人及商业的认同,为商人会馆的产生提供了土壤,而地域文化的差异、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中国官府对市场管理的自由放任政策则是商人会馆产生的催化剂。     

论秦晋商人在近代广西市场中的作用———以《重修秦晋书院碑记》为透视点简

乾嘉年间,山陕商人在广西南宁建立会馆,并以此为依托进行商业活动。几经起伏,至民国时期,该会馆在广西银行总经理范椿年等人的主持下重修。《重修秦晋书院碑记》不仅展现了山陕商人在广西的发展历程,也是体现其在近代广西市场中作用的一个实物见证。     

论秦晋商人在近代广西市场中的作用——以《重修秦晋书院碑记》①为透视点

乾嘉年间,山陕商人在广西南宁建立会馆,并以此为依托进行商业活动。几经起伏,至民国时期,该会馆在广西银行总经理范椿年等人的主持下重修。《重修秦晋书院碑记》不仅展现了山陕商人在广西的发展历程,也是体现其在近代广西市场中作用的一个实物见证。     

近代会馆职能的延续与变迁——以芜湖徽州会馆为中心

会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地缘性或业缘性组织。作为徽商重要的活动地点,徽州会馆是旅居芜湖的徽人的活动中心。清末民初,徽州会馆作为徽州旅芜同乡会的代名词,继续延续传统的祭神、义举的功能,在保障徽州本土权益方面亦出力颇多。与此同时,会馆也逐渐成为芜湖当地的公共活动空间,为地方军事、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持。芜湖徽州会馆职能的变迁与延续,其背后的逻辑在于会馆面对时代变化进行的自我调适,是对其时政府职能缺位的补充;是对徽人间地缘联系持续性需要与当地社会需求的回应。在这一过程中,芜湖徽州会馆逐渐融入本土,徽人的会馆成为了城市的组成部分。     

晋商与徽商会馆制度安排比较研究

文章分析了同属商人的乡土组织,晋徽商会馆制度有相似之处,但在神灵祀拜、惩戒机制等方面存在显著的不同之处。     

清代怀庆会馆的历史考察

怀庆会馆是清代以来河南怀庆商人集资建造的活动场所，是怀庆商人发展的标志和智慧的结晶。分布在各地的怀庆会馆，为将怀药推向海内外市场，谋求怀帮贸易更大的发展进行了多方探索。它的兴衰是怀庆商人兴衰的重要标志，并从一个侧面表现出怀庆商人的经营策略与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展显出河南商业文化的特色。     

明清商人会馆的地域整合及官民互动——以晋商为考察对象

以籍贯为纽带的会馆,是明清商业贸易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其中遍布全国水陆要冲和中心城市的晋商会馆尤具典型性。商人会馆的建立,首先是基于货物转运和同乡同业商人团结互助的需要。它有实体的馆驿、细致的规章,在保障自身运作的同时,对商业行为亦构成相当程度的规范作用。与此同时,面对前现代商业旅途的艰难、财富命运的捉摸不定,会馆还肩负着价值构建和观念整合的功能,以锻造商人群体的安全感和团结感,农耕社会本土的神灵信仰是完成这种构建的基础资源。在传统中国的社会与官僚国家二元结构里,作为社会市场领域的一种机制,从理论上对立的会馆与官僚国家,实际上存在着密切的合作和倚赖关系。     

樊城山陕会馆碑刻及史料价值

樊城山陕会馆现存碑刻17通,将其分类整理并探讨历史价值,对研究樊城会馆的历史沿革、关公崇拜、清代山陕籍商人在襄阳的经商活动,以及汉水流域商业贸易史乃至清代社会史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从会馆看边疆经济开发中的民间力量及商业史叙述语言的选择——以广西为例

17世纪至20世纪初,粤、湘、赣、闽等省商人在广西建立了260多个会馆,为边疆经济开发组建了日益强大的队伍,改变了经济结构,开化了社会风气,促进了基础设施建设.会馆这种民间力量的形成与发展,与移民运动有着密切联系.在运作过程中,其民间力量的基本属性始终没有改变.商业史的叙述,应以会馆存留的民间文献作为主要依据,同时,还应以会馆系统及建筑功能、商业价值观普及和民族经济融合程度等为依据.     

商人会馆碑刻资料及其价值

商人会馆碑刻资料是目前所见反映明清时期商业城镇发展和市场层级状况最具价值的资料之一.会馆的创建、重修经过可展示该帮商人经济实力的增长过程,也间接地反映出会馆所在城镇的商业发展脉络.碑铭所镌捐款部分是研究商人经营活动和市场实态最为翔实的资料,其所显示的各城镇商业规模和特色,以及腹地范围等信息是其他资料无法替代的;特别是关于抽厘率的记载,可据以对商业规模进行估算.     

地域会馆与商帮建构--明清商人会馆研究

商人会馆的出现，是晴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和大宗贩运贸易兴起的产物。本认为，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的会馆，实际上是贩运商帮建构的表象和媒介。会馆组织的建构和发展，是贩运商人通过“笃乡谊，祀神祗，联嘉会”的化纽带以及“利”、“义”的契合实现群体整合的过程，同时也是商人在自我建构和发展过程中把社群认同和国家象征结合起来的结果。     

登州文会馆与辛亥革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后,“革命巨子”徐镜心在东北和山东领导了北方的独立运动。在山东尤其是胶东独立过程中,登州文会馆的学生积极参与,最终光复了潍县、登州、黄县。其中,光复登黄战事被誉为埋葬清廷的最后一役,登州文会馆的学生邹渐逵等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结合新发现的徐镜心手稿《光复登黄战事纪实》等珍贵史料,初步探讨了登州文会馆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山陕会馆中的神崇拜——以社旗山陕会馆为例

山陕会馆是山陕二省商人在客地集资设立的“祀神、合乐、义举、公约“的同乡会馆。本文以关公为主,兼谈药王和马王三位神,分析山陕会馆中的神崇拜现象,认为神崇拜对会馆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维系与保障作用。     

百色粤东会馆对近代百色区域社会经济的影响

百色粤东会馆由于跟中国共产党第二代核心领导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而成为国内知名度最高的一个会馆.从档案史料中看到,早在清初康熙年间开始,接壤滇黔桂的百色地区,就相继建立了多个粤东会馆.最初会馆以满足粤商屯货、转运、交易、留宿、集会等需要,后发展到以服务同乡商民为宗旨,努力创造一切为同乡商人客地经商的便利条件.会馆的建立及粤商的大量进入对百色建城建厅、促进经济发展和增加人口有着重大的影响.     

京杭大运河与聊城的兴衰

京杭大运河开通之后,地处山东运河沿岸的聊城逐渐由一个地方政治中心城市转变为一个发达的商业城市。来自各地的商人特别是山陕商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商业经济的发展对聊城的文化、民间信仰和风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清朝末年,由于天灾人祸频繁,山东运河逐渐被废弃,聊城也衰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