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钵信仰与传法思想及其图像

佛钵信仰与传法思想,是中古时期印度、中亚、中国重要的文化现象和思想意识,形成两条相互关联的发展轨迹。其一,基于有关佛钵的释迦佛教化事迹,西北印度约2—5世纪上半叶形成以礼拜、供养为特征的佛钵信仰中心地,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中印度、东南印度及西域。中亚4世纪前后佛钵供养与兜率天上弥勒菩萨组合表述传法思想,佛钵已然成为佛法象征。中原6世纪末叶作为潜流存在的佛钵信仰,演化为传法思想发展的依托形式。其二,发端于西北印度的传法思想,与兜率天上弥勒菩萨信仰联系起来。中亚、西域6、7世纪弥勒菩萨信仰与末法及传法图像浑然一体表现,突出了传法的紧要性。中原6世纪末叶佛教图像呈现末法、护法、传法思想集结现象,作为核心的传法思想成为一股强劲的佛教思潮。佛钵信仰与传法思想以兜率天上弥勒菩萨为纽带互为表里、并行发展,直观地反映了人们的信仰热情和密切文化交流的情况,佛教发展的曲折经历亦同时显现。     

寻找真实的佛陀：佛传故事壁画在晚唐复兴的原因

相对于中唐之前的敦煌洞窟,中唐和晚唐的洞窟壁画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这些特点是：中唐231窟和237窟出现了连续的佛陀瑞像图,此外,在晚唐的85窟和95窟出现了佛传故事的复兴。这两个新特点出现有一定的原因,并且它们之间有相互联系。佛陀瑞像图的出现和佛传故事画的出现都是指向过去,指向本源的、真正的佛陀。这些新特点背后隐藏的是佛教中国学派的衰落和晚唐时期人们日常生活关注重点的转移。     

浅谈从“浮屠”到“佛”的演变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影响至深。试在前辈大师们研究“浮屠”与“佛”的基础上,从传播路线、用音用字的过渡以及意义内在的关联等方面,探讨“浮屠”向“佛”的演变。     

敦煌千佛图像的符号学分析

本文从符号学的视角,尝试分析敦煌石窟中千佛造像的符号性质、类型、结构和特点,探讨图像对语言的依存关系以及从语言文字到图像的一些翻译规则.     

唐五代白话小说的佛传题材论源

文章意在探讨唐五代白话小说中佛传题材篇目的佛典来源,试图理清它们出现的先后顺序。     

敦煌北朝—隋时期洞窟中的二佛并坐图像研究

本文主要对敦煌北朝一隋时期洞窟中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的基本表现形式和艺术特点作了较系统的介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二佛并坐图像与出自其它经典题材组合起来,共同表现法华思想几种主要的组合形式.     

从《醒世姻缘传》看明清佛道文化的财色化

百回世情小说《醒世姻缘传》反映了明清时期中下层社会光怪陆离的人生百态。小说中有大量笔墨关涉佛道，作者以其犀利辛辣的文字在讥讽、笑骂中揭示批判了明清时期佛道文化的世俗化、财色化，并非是一部提倡封建道德和宣扬宗教迷信的作品。明清时期宗教文化的腐败性与欺骗性使得封建士大夫的宗教观念发生了．变化，并影响了民间宗教的信仰意识。     

从唐代佛道二教之争分析国家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文化有强弱之分,在历史长河中,文化也表现出优交劣汰的现象。但是在文化交流中,两种或是多种文化能否共存,不仅是民族选择文化的结果,还有国家强制力的参与和干涉。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土以后,特别是在唐代,日益中国化的过程中充满了国家的强制力作用。     

敦煌莫高窟第76窟八塔变佛传图像源流探讨

佛传故事图像是佛教美术史上最普及化的题材,而随着佛教的流布,两千年来亚洲南北各地,均留有不同选题与风格的佛传。其中敦煌莫高窟第76窟八塔变佛传图像为宋代的作品,却与传统汉式的佛传风格大异其趣。本文首先叙述佛传在印度、中土的起源流传和印度与中土八相成道图像遗例在选题与风格的差距。其次讨论莫高窟第76窟八塔变佛传的选题与风格,从而追溯此图像所蕴含的印度笈多、波罗风格以及吐蕃、中土的成分。     

宋代行状地位的提升：从哀祭类到传记类的转变

行状的文体观念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演变。六朝至隋唐五代时期,人们认为它属于哀祭文章,其主要用途是为其他文体提供原始材料,文体地位明显低于传记。宋人则发现行状具有传记的特性,将其从哀祭类划归到传记类,其文体地位得到了提升。文体观念的流变受到时代变革的影响,宋代出现史学化的传记观念、以行状修史被广泛接受、宋代史官群体多元化等方面的变化都影响到宋人对行状文体观念的变化。由于宋人将行状划归传记,导致宋代出现了将行状视为私修史书、私家传记,行状书写体例呈现传记化的情形。     

从“即心即佛”到“非心非佛”:南禅美学思想嬗变轨迹

禅学是一种生命哲学和生命美学，它把心性作为理论基石。心的内涵涉及到审美本体论。在早期禅宗向中国式禅宗的过渡期中，北方禅宗以心为根本的思想，已使禅法由外在的形式向内在的感悟倾斜，从而将禅修行变成了纯粹的心灵体验，这是过渡的第一阶段。而以慧能为代表的南方禅宗提出的“即心即佛”的命题，则是过渡的第二阶段。他们把心性自觉、心灵体验提升为自心自悟式的刹那间的自我肯定，但他们却未摆脱人性与佛性、污染心与清净心的二元分别。而南禅发展到马祖道一的阶段，他在继承“即心即佛”和般若实践的基础上，根据般若空观的原理，认为“即心”即被心缚，“即佛”即被佛缚，把“心”、“佛”都视为空的。为了防止学人对“即心即佛”的执著，他最后提出了“非心非佛”的命题，让心灵回到那“空诸所有”的恬明之境——诗意栖居之所，放射出人性美之光。因此，可以说从慧能的“即心即佛”到马祖道一的“即心即佛”，再到“非心非佛”的转换，展示出南宗禅学及其美学思想嬗变的轨迹     

"即心即佛"到"非心非佛"的理论意义

佛学由于自身带有否定性的特点,一开始就有回避稳定,消除差别的理论取向。随着佛学初期的此岸与彼岸外在世界的二元对立逐渐内化为内心的迷悟时,垢净二元矛盾在“心”的形式下获得了某种统一。而当说明人成佛的可能,树立人成佛的信心时,则必然强调众心皆有佛性的必然和一阐提皆可成佛的实然,推导出本心澄明自足与佛性相同的本心论。但将自心与佛心等同时,为了解决垢染与佛性的关系问题,又引入了大乘空宗“双方泯灭”的方法。而这正是“即心即佛”到“非心非佛”命题转变的内在的原因之一,受此命题的影响而产生的对“空”的追求,反映在修持上,突出不可执着的特点,得出一切都是因传施教的法门。本文拟从此角度进行一定的说明。     

从《祗园精舍图》到《劳度叉斗圣变》的主题转变与佛道之争

《劳度叉斗圣变》是敦煌艺术中的主要题材之一.本文认为随着印度佛教艺术中国化的进程,这一题材经历了一个从印度的《祗园精舍图》到中国的《劳度叉斗圣变》的主题转变过程,它的出现、发展到成熟应与中国历史上的佛道之争有关.     

从《祇园精舍图》到《劳度叉斗圣变》的主题转变与佛道之争

《劳度叉斗圣变》是敦煌艺术中的主要题材之一。本文认为随着印度佛教艺术中国化的进程，这一题材经历了一个从印度的《祇园精舍图》到中国的《劳度叉斗圣变》的主题转变过程，它的出现、发展到成熟应与中国历史上的佛道之争有关。     

龙的翻译：从“dragon”到“Loong”

汉语中的“龙”与英语中的“dragon”不当互译引起许多麻烦。文章简述了龙的三种译法,并分析了译文背后的原因。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在借鉴、吸收、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应努力保持和发扬我国民族的特性,并尽可能向世界译介本国化,扩大民族文化的影响,使汉文化走向世界,在世界文化趋同的大潮中争得一席之地,使中西方文化最终将实现平等对话。     

印度佛教中的那伽:从蛇到龙的转变

<正>王英芝在其论文《印度佛教中的龙文化》中指出,印度佛教中,那伽(梵语作Nāga)被视为龙经历了一个过程。古代印度人并没有关于龙的观念,印度佛教出现"龙"的观念应源于中国龙崇拜,印度人对其进行了再创造,而在再创造之前的龙形物种便是Nāga。     

从佛道的影响看理学教化新模式的形成

受佛道的刺激,隋唐时期儒学开始衰落,有担当感的儒者以振兴儒学并恢复其主导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使命,因而对儒学进行改造,使之成为更适应社会发展的一种理论形态——理学,而其主旨则是对社会教化的加强。此一时期的理学教化思想吸收了佛教和道教的相关内容以改造自身,形成新的教化模式。     

从"赤壁"诗文看苏轼的儒、佛、道思想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文学家,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思想最为复杂的文学家。其思想中儒、佛、道兼容的倾向尤为突出。而这些思想又比较集中、鲜明地体现在他以“赤壁”为题材的一组诗文中。     

论九佛第二中学跆拳道队伍的思想教育与管理

学校办运动队是我国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培养优秀运动员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是我国"体教结合"的最佳方式,旨在充分挖掘和利用学校的教育资源,扩展了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渠道.通过思想教育陶冶学生运动员道德品质的活动,主教练是运动队的指导员,同样肩负着教育与管理两种使命.目前对学校跆拳道队的思想教育与管理方面研究较少.本文这仅从九佛二中跆拳道队的思想教育和管理方面浅谈一下体会,为我国学校跆拳道运动队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