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无讼思想探略

以儒家为代表的东亚汉文化圈中，存在着一种注重和谐、倡导无讼的传统法律文化氛围。对儒家的无讼思想，不能简单肯定或全盘否定。只有揭示传达有无讼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对法制的影响，弄清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并将之与西方泛讼思想进行比较，才能正确评价之。     

评析儒家无讼主义

对儒家无讼主义进行正确的评价,必须是在了解儒家无讼主义的基本观点的前提下进行。弄清儒家无讼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对现代法制的影响并将它与西方的泛讼主义进行比较,才能对它进行科学的评价。     

论“无讼”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借鉴意义

“无讼”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高度概括,“无讼”思想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思想、社会根源。“无讼”思想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在价值观上有着惊人的契合之处,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试论中国传统"无讼"思想与现今程序正义的联系

无讼思想是是中国传统法制历史思想的勾勒和缩影,如何分析和考量古典意义上的无讼思想和现今流行的程序正义保障观的冲突和联系是构建我国当今立法思想的重要课题。试从无讼思想与调解协商的本质理念出发,以诉讼目的为角度,对两者关系提出了一点看法。     

宋代大辟研究——从宋代死刑的执行率角度考察

宋代每年判决的大辟案件较多,但最后实施真刑的比例大约只占十分之一,其原因在于宋朝君臣尊崇儒家仁政思想、受"无讼"思想的长期影响、死刑复核制度健全、频繁赦宥天下。死刑案件执行率低是宋代推行仁政、法制健全的表现,但死刑执行率低,容易导致缺乏权威性和威慑力。     

浅析传统无讼思想与当代中国法治

我国历经几千年文化传承逐渐形成以维护政治统治和社会秩序为目标的无讼思想。无讼思想是君主专制的产物,其以让民畏讼、息讼从而达到无讼为目的,实质是为了维护君主专制下的统治秩序。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引入西方的民主共和政体,要求变人治文化为法治文化,实现民主、自由与正义。然则法治建设仍需改变传统法文化来实现。     

《讼卦》中诉讼观念的变化

《周易》分为经、传两部分,两者产生的时间不同,所反映的思想观念也不一样。文章对《讼卦》进行分析,明确了《周易》产生时期社会政治和经济利益剧烈变化所带来的广泛的诉讼行为是《讼卦》进入《周易》的社会基础,并根据＂以经观经,以传观传＂的原则,证明中国人＂贱讼＂意识的产生是儒家形成以后的事,在儒家产生之前并不存在。     

浅析中国传统"无讼"理念及其现代价值

“无讼”理念既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也是传统社会人们所追求的一种社会理想,其产生是儒家文化和其他社会因素相契舍的结果。“无讼”所蕴含的精神追求形成了巨大的文化惯性,影响深远。我们应以一种合理化的思维方式来对传统的“无讼”思想做出客观的评价,以探究其现代价值。     

析"无讼"的思想根源及中国法律信仰的确立

中国古代道、法、儒三家所言"无讼"是理想社会和谐秩序的基本品质.但"无讼"的理想与现实政权的统治愿望结合后,多表现为"忍讼"、"厌讼"、"惧讼",导致中国法律信仰的淡薄."无讼"作为思想家们的政治理想和追求,却与现实生活相去甚远,产生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应当以认清"无论"的思想根源为起点,树立对待法律科学的认同心态,逐步建立中国的法律信仰.     

先秦儒家的“为己之学”和“为学由己”思想

“为己之学”是先秦儒家学习思想的高度概括,对“为己之学”的解读是对先秦儒家为学思想乃至整个儒家为学体系的重要一窥。历来受到儒学研究者的重视。先秦儒家的“为己之学”以人性论为其逻辑起点,通过对学可明德的信仰以及对“内圣”而“外王”的逻辑推演,树立了先秦儒家为学思想的精神价值导并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进而,以明确为学之志趣、内省多思之方法以及躬于实践之途径铸造了“为学由己”的为学实践模式,赋予先秦儒家为学思想以实践之可能,从而奠定了整个儒家为学思想体系的根基。     

儒家思想对王禹偁辞赋的影响

王禹偁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者,他信奉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原则,积极入世,经世致用。儒家思想作用于王禹偁文化人格的影响是深刻的,可以说,儒家思想和品格是王禹偁文化人格的底色,它决定了王禹偁文化人格的基本取向。     

创造性回应的中介：论玄学、佛学思维方式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心雕龙》思想的复杂性早有共识，但儒学、佛学和玄学究竞哪种学说在其中占主导地位一直难有定论。通过对《心雕龙》中概念、结构、论证方法和体现出的学观的分析，并辅助之以思想史的考察，可以发现：刘勰虽继承政了大量的儒学思想，但影响《心雕龙》的主要思维方式主要来源于魏晋时期盛行学界的玄学和佛学。而善于化外来思潮的冲击为自身改造的有利因素，正是儒学历千年而不衰的根本。     

汉代儒学在岭南的传播

两汉时代,儒学影响达到岭南少数民族地区。汉帝国儒家化文教政策的刺激,和岭南地方循吏本着用夏变夷观念和大一统意识所进行的治理实践,在使儒学成为当地主流文化价值形态的同时,也造就了一个新的本土儒学知识阶层产生。这为以后儒家文化传播至整个越南地区,奠定了基础。     

曹操思想性格形成的道学文化背景

过去学者或者说曹操思想属于儒家,或者认为他崇尚法家,还有说是杂家的,不一而足。我们从曹操思想性格的一贯表现、反映其心性思想倾向的诗文、对于儒法礼教的深刻认识、思想方式和习惯与道家相近等方面重新加以探讨,指出其思想性格更多道学文化影响的因素,这与其青少年直至而立之后在道学氛围浓厚的家乡接受教育密切相关,这种教育训练了他的思想方式与认知习惯,使其富有智慧,以致在混乱的世界可以做到"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以后治国虽杂用儒、法家的一些观念,乃政治统治权术而已,并非真正属于他个人的思想。     

略释影响晚明思想发展的两段历史

晚明儒学的发展除了自身的思想逻辑之外,特别受当时的"大礼议"、"东林党议"等历史事件的影响。历史事件所引发的思想与社会后果,促使晚明儒学呈现出新的社会性意向。在所谓早期启蒙思潮中,由"东林派"和江右王学所代表的注重社会理性的思想路线与泰州学派和李贽所代表的浪漫化的思想路线共同构成了晚明思想史的复调格局。     

司马承祯《坐忘论》与儒家思想

无论是从时代背景还是具体内容看,司马承祯<坐忘论>的修道理论与儒家思想有着密切关联.具体体现在对儒家<易传>之易简思想、<大学>之正心诚意思想以及儒家心性论思想的吸收和改造.在此基础上,司马承祯建立了自己独具特色、内容丰富的修道理论.     

“内和谐”与“外适应”：支撑道家理论大厦的两大基石

中国传统思想可谓是“阳儒阴道,外儒内道,道中有儒,儒中有道”。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化动态体系中,道家始终能够与儒家比肩并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主动脉之一。道家为什么能够在以儒家为正统的数千年中国历史中始终保持活力与生机？正是本文意趣所在,即尝试从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和谐”与“外适应”角度作一些探讨。     

唐太宗之崇兴儒学

唐太宗李世民以亡隋为鉴戒,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确立了以儒家学说为其执政的指导思想,实施了文治的治国方略。基于现实生活的实际需要和对儒家学说的深刻认识,唐太宗李世民采取各种措施大肆褒崇儒学,至使儒学之兴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     

屈原作品称经的文化背景

今本《楚辞》以传释经的编纂体例是刘安定下的,屈原作品为经,述骚作品为传。在儒家还未取得绝对统治地位的西汉初期,楚人刘氏建立的汉朝对楚文化的优秀代表屈骚十分推崇。即使在提倡尊儒的汉武帝时期,"悉延百端之学"的文化政策也为屈原作品提供了称经的文化空间。随着楚文化与各地文化融为一体,形成了统一的汉文化,汉朝政府无需再以楚文化自我标榜,儒家思想在社会意识形态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屈原作品称经的真相逐渐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汉代经学与文学之关系的宏观考察

经学,是作为汉代主流思想形态而存在的,崇经、尊圣、明道三位一体,直接影响了一个时代文学家的认知模式与心理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讲,崇经、尊圣本质上是经生士大夫们的自我肯定与彰显,同时成为他们的某种思想武器以及文学创作的指南。一方面,经学总是要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社会意识形态发出认同性召唤;另一方面,文学总是会自觉不自觉地对经学的召唤以自己的方式作出应答,与经学构成了一种立体性的张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