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释的“天人合一”观与生态文明的构建

儒、道、释的"天人合一"观是古代农业文明条件下的别样的生态思想,它保留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样本.从儒道释的"天人合一"观的阐释、儒道释"天人合一"观与生态文明的联系及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三个方面说明了儒道释的"天人合一"观对于当代重塑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借鉴意义及其深远的理论意义.     

生态文明视域下的儒家生态伦理思想

在倡导科学发展、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古代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精华,特别是儒家"天人合一"、"惜生爱物"、"顺应天常"、"寡欲节用"等生态伦理观念,对于当代人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态价值观念,积极投入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先秦儒家与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比较及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视域下考察先秦儒家与马克思思想体系,比较分析两者的特点,对我国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先秦儒家与马克思均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但前者基于我国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及“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侧重于人对自然的顺应,道德色彩浓厚;后者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侧重于人自身价值的实现,有鲜明的实践性品格。先秦儒家“天人合一”“中和”“尚俭节用”等思想与马克思视“人与自然之关系”为“人与人之关系”的思想,均被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所继承。此外,这两种生态思想还蕴含丰富的美学、伦理学内容,这或可为我们进一步沟通生态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新的思路。     

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观及其现代意义

人类的生态伦理思想,是在人类与自然的长期交往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以天人合一为基础,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孔子、孟子、苟子等儒家学者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都进行过深入认真的思考,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生态理念。充分挖掘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资源,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生态危机,建设现代生态文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先秦儒家生态观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体现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所孕育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孔子本于"仁爱"思想的生态观、孟子出于民本思想和王政的生态观、荀子认识尊重自然规律的生态观等先秦儒家的生态观,是构成人类生命共同体思想、生态民生观、生态法治观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优秀传统文化源泉之一。     

儒家生态伦理思想与"和谐山东"建设

儒家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儒家提倡“天人合一”的整体和谐,从这里出发,儒家普遍怀有一种热爱大自然的伦理情怀,即“仁民爱物”,这是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更为可贵的是,儒家一再主张在实践中对自然万物既要合理利用,又要有效地进行保护,如“取之有时”、“取予有度”、“用之有节”等等。这些思想资源对今天建设生态文明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基本价值和道德取向,是进行生态道德教育、环境保护教育的重要内容;儒家的生态伦理实践观,对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析“天人合一”思想对构建生态文明的价值启示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核心所在,是中国古人处理天人关系的基本思路,其基本内涵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作者对“天人合一”的宇宙整体观、平等观、统筹观和发展观的多角度分析,旨在为我们解决当代生态问题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价值性的启示。     

荀子天人观的生态伦理意蕴

荀子作为先秦时期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解百家之蔽,取诸子之长,其天人观所蕴含之深切的生态伦理关怀,映照今日生态文明建设之显题,启示我们在处理天人关系时,应明于天人之分,依循天道而行;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当制天命而用之,凸显人之主体;而达于天人合一,促进生态和谐当成为人与自然共处之要义。     

从传统文化视角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生命模式为导向发展形成的，其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生态智慧，她所揭示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标准是中国传统哲学的至高境界。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国际、国内讲话中多次阐释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价值理念，致力于构筑崇尚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系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之自然观、发展观和政治观，传承中华民族生态智慧，为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指明方向，也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中国智慧，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自然关系之理论。     

中国古代生态自然观阐析

中国古代思想中内在地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生态自然观,闪烁着生态智慧的光芒。远古时代的图腾崇拜以及神话传说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最初体现形式;"天"与"人"关系的探索经历了辩证认识过程,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天人合一"思想体系;"天人合一"思想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完美构想,也是中国传统哲学体系的精髓;儒家、道家、禅宗等各家的古代先哲们从不同的角度诠释了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古代生态自然观念,提出了许多保护自然资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为今天正确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原则,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     

“两双”、“口嘴”的意象图式

文章从隐喻的意象图式角度分析"两"与"双"、"口"与"嘴"在语言表达中的同现限制。"两"与"双"的字形不同,它们的意象图式也不同:"两"是平分图式,"双"是配偶图式;"两"、"双"词语在言语交际中的意义和用法也就不同:选择"两"的语境强调"分而为二、两相对立",在选择"双"的语境强调合二为一、配成一对。"口"与"嘴"隐喻投射到对事物域的认识当中,但是各有侧重:"N+口"强调的是"容器通往外界的地方","N+嘴"强调的是"容器中形状突出的部分"。     

言志与缘情辨

在关于中国古代诗学的研究中,有一种较普遍的观点,认为“言志”和“缘情”是两种互相对立的诗歌主张,“诗言志”要求为政治教化服务,“诗缘情”则只求自由抒发性灵,不考虑政治教化。文章表示不同意此种观点。作者认为,“言志”和“缘情”的意思没有根本的差别,“诗言志”是说用诗来表述内心所存想,“诗缘情”是说诗依照内心所存想而作。这两种说法本身都不涉及与政治教化的关系问题。作者还认为,志、情两词的含义原可以兼包所谓偏于理性的思想和偏于感性的情感,因此,认为“言志”偏于理性、多指表达思想而“缘情”则偏于感性、多指抒发情感的观点也是难以成立的。     

人类学的“普同”与“相对”

现代人类学的开端,可追溯到19世纪,但人类学作为现代科学真正被确立起来,则要到20世纪20年代。长期以来,学科内部由于理念不同逐渐分野,形成两大主要分支,即以英、法两国为首的社会人类学,和以德、美两国为主的文化人类学。两派虽在学术理论、方向、思考方式等方面有所分歧,但并不妨碍他们各自为人类学学科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本文旨在介绍两派的主要学术观点,以及在人类学四大领域研究当中的理论实践。     

"扑朔""迷离"求解

北朝民歌《木兰诗》"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中的"扑朔""迷离"作何解释,历来众说纷云莫衷一是。笔者认为,归纳起来,不外乎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扑朔",即"缩动"或"爬搔"之意,为兔走时足伸缩之貌;"迷离",即"朦胧",为眼色朦胧。第二种:"扑朔",形容雄兔脚上的毛蓬松的样子;"迷离",形容雌兔的眼睛被蓬松的毛遮蔽的样子。本文对这两种说法作了较具体深入的评析,并赞同第一种说法。     

"囷""廛"辨疑

~~“囷”“廛”辨疑@杜香娟$中原油田第一中学!河南濮阳457000~~     

释"五"与"六"

通过形体比较，利用同音假借原理，历史渊源法，阐释出“六”与“庐”的关系，即“六”是“庐”的初，从字族学角度，利用形训和历史推源法，揭示了“五”族字的乳化关系，并推究出“五”的本就是“抵牾”之义。     

玺印类词语的注解问题

在秦朝之前"玺"和"印"是同义词,都是指印信、图章,没有尊卑的差别。秦朝以后,皇帝的印信专称"玺",臣民的印信、图章通称"印"。"秦印"和"秦玺",就战国时期来说所指称的内容是相同的,是同义词。就秦朝以后来说,"秦印"和"秦玺"的词义都缩小了,"秦玺"由通称变成了特称,专指皇帝的印章,"秦印"指称皇帝印章以外的印章,"秦印"和"秦玺"变成了在词义上互补的两个概念,成为类义词。     

"来""去"的位移阐释与"起来""起去"的不对称

“来”具有“朝着说话人所在的地方靠近”的语义特征,“去”具有“离开说话人所在的位置或者文学作品中某一特定位置向另一地点运动”的语义特征。在“位移变化”的语义特征上,“起来”偏离了“来”,而“起去”与“去”却保持着一致。这种语义上的差异导致了“起来”起去”语法功能的不对称,主要表现为“v起来”和“v起去”中“v”的范围不对等。     

室内装潢设计的"简约"与"精约"

介绍了简约与精约内涵:简约就是用简单的创意设计手法表达最本质最理念的艺术效果,精约是更讲究、更直接、更彻底的"简约"设计;剖析了二者共性与特性:简约与精约都是形式的现代化和简洁化,强调功能工艺的精致和效果的完美,将空间美感与神韵真实的存在于环境的自然、人性的真实之中;探讨了二者在实际中应用:简约力求以简单的方法,精当的建筑元素来获得建筑的力量,力量所带给人的美感;精约则提倡文质并重、实用与审美并重。     

论他律与自律的道德和认识论基础及其转化过程

“自律”的实质就是充分认识到人的“自爱、自保”本性及“互助本能”的本质及规律;反之,“他律”就是没有认识或没有充分认识人的“自爱、自保”本性及“互助本能”的结果。通过哈贝马斯的“认识兴趣结构”理论而引申、发展出“理性的兴趣”与“认识对象”相结合的认识基本功能单位。并通过“理性的兴趣”与“认识对象”这一认识结构的构建,实现由“他律”向“自律”的转化,从而实现道德修养的高度自觉。